说起“大院”的生活经历，现今的“80后”、“90后”（“00后”自然完全忽略）们基本是一点都没有的。他们一出生就进入了“公寓时代”，进出除了上楼就是下楼，如果不经心，住了几年同单元的人都认不全，更何谈小区。
大院是“50后”、“60后”和部分“70后”们的独有记忆。有些苦，有些平淡，但温馨。夜深人静时偶然忆起，很耐嚼，有滋味儿。
我生在河北承德。这是一个小城市，都赶不上一线城市的一个区，不过它有一个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后来靠这个扬了名立了万儿。
我家所住的大院位于市中心，它承载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一段无法无天、无拘无束、奔放自由的多彩时光。
我是在上初中的时候从在市区另一端的姥姥家回到自己家的。当时我家也才搬到这个大院不久，那会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阶段，院子里有一座古建筑的木楼，被父亲单位临时当作单身宿舍，住进了一伙未婚的工人，每天风风火火的“造反”，搞得院子里不安宁。
当时的承德市只有一家官方媒体，我父亲是报社的元老，1947年参加革命就在这里。他“混”进来的时候才14岁，家里有一张照片，他和几个比他大点儿的人穿着非常不合身的解放军军装，还斜挎着一支盒子炮。我认为那枪明显是借来的 “道具”，就那么大点儿小屁孩谁敢拿枪让他整天耍吧啊。
我们住的这个大院就是我爸单位的家属院，那会儿在承德市有名儿，提“报社家属院”没人不知道。
这个大院可不像社会上一般的大院，破头烂斥的，住的人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什么都有，好多跟“贫民窟”一个路数。我们第一是纯，绝大部分住户都是编辑记者，总编辑、副总编辑、社长的家都在这个大院里。中间住进来过一批年轻的“造反派”，后来还搬走了。
第二是房子够气派，雕梁画栋曲径回廊，一水儿的古建。这么说吧，避暑山庄房子啥样它啥样儿。
说起古建，承德是最不缺古建的城市。大清国一祖一孙两任皇帝每年都过来上班，带着全套的国家机关，哪个王公大臣没家没产业，不说别的，城市不大光庙就100多座。
我们这个院子最早的主人是清末民初北京的一个张姓商人。这位出身贫寒，据说挖木碗起家，人称“木碗张”。后来发达了，家财万贯，就在承德建了两所三进三出的“别院”，一所自己用，一所给儿子（跟我们大院挨着）。我们的这处院子就是他自己的宅邸。
记得我刚从姥姥家回来时，一下子就被这院子的气势震住了，太不一样了！
它由三个贯通相连的院子组成（就是所谓的“三进三出”）。
第一进院子是吓唬人的，房子不算太多，但非常宽阔，进大门一个大影壁，显示这家很牛逼。
第二进最大，四围都是房子，中间的空地（甚至可以叫广场）足有数百平米，可以并排修三个篮球场，我还真没看过北京哪个四合院有这气势。院子北侧有一座木楼，估计就是常说的“绣楼”，专住女眷。
最后的院子也最小，也就中间院子的1/3大，到了后来，住户私搭乱盖都快整成迷宫了。
中间的院子里原来有几颗大槐树。槐树的形状特别奇特，像一个巨大的蘑菇，据说名字叫“倒栽槐”，是珍贵品种。这几棵树后来都被移走了，换避暑山庄生活去了，说承德市就这几颗，我们这院子不配。
现在想啊，当年的人（特别是领导者）真是一点保护意识也没有，这么完整的民居古建筑就这么让人瞎住，后来还毫不怜惜的给拆了，建了一个俗气透顶的小区。
我去过两次湖南的著名古城凤凰，城里有一所“杨家祠堂”，全部面积不及我们大院的一小半，进去一次20块钱，游客还呼呼攘攘络绎不绝。真可惜我们这个“张家大院”了（要知道跟我们院子挨着的还有他家另一个大院呢）。
后来时间不长我们大院的气势就没了。一是搬进的住户越来越杂，抢占地盘使空地越来越小，有一段甚至还开起荒纷纷种上了庄稼。最重要的是报社拆了第一进院子盖了一座小办公楼，完了，“三进”变成了“两进”，大门都扒了这气势还有个球啊。
我记得当我家在“文革”末期搬出这座院子的时候，就已经没什么样儿了。 虽然是古建，但多年来无任何修缮，不描红不画绿根本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各家都在自家的房子外面加盖“临时建筑”，厨房、储藏室甚至正式住房，公用面积被不断蚕食。特别是第三进院子，本来就小，曲里拐弯最后只剩了走路的份儿。
不过这所大院却是孩子们的天堂。
整个院子住户约二十五六家，大大小小的孩子也六七十人，和我年龄相仿的就得有二三十个。那会儿的孩子放学回来先干家里的活儿，譬如我的任务就是打水、劈柴火，然后就是出去野，不到晚上10点不回家。
我们这个大院占了“地利”之便，市区最中心地段，翻过院墙就是比较有名的一共五条胡同，中间插着个半截的胡同，穿过去就是市区最热闹的那条大街。
本身我们院子就不小，再加上周围这“五省通衢”之地势，对熊孩子来说简直如鱼得水，可驰骋纵横。那会儿的父母可不像现在似的，恨不得把孩子拴在裤腰带上，全是放养，没人找。当时的孩子也皮实，我一次翻墙未逞掉下来把小腿上扎了一个洞，血汪汪的。回家我妈看了看，拿出一包“消炎粉”，往伤处一摁纱布一包，齐活，第二天照样去上学。
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院子里有个比我们大四五岁的大孩子，他爸是报社的总编辑，“一把手”。他画儿画得特别好，在他的影响下，院子里的好多孩子都假模假式地学画画，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附庸风雅容易，坚持下来就是另一码事了。后来大部分人都放弃了，只有很少的一两个当作了爱好，我就一直喜欢了10年。当时是完全的自学，也没有目的性，如果放在现在，可能就走这条路了。
后来那个大哥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就考入了美术学院，毕业后在一家出版社，再后来听说出国了，去了加拿大。
还有一阵子，院子里的孩子突然迷上了吹笛子。适龄少年几乎人手一笛，虽然吹得荒腔走板，但架不住一个个人模狗样儿。不知道咋回事儿的外人冷不丁进来兴许得一愣：这是什么传承？......
其实大家选择了笛子的原因非常简单——便宜。在所有的乐器中，估计竹笛不敢说是最便宜的，也得是之一。我们开始玩儿的那种更不值钱，连贴笛膜的孔都没有，美其名曰“军笛”，大街上有个摊位打着捆儿卖，5毛钱一根儿。在一根竹子上捅几个窟窿眼儿，音质如何用脚都能想得出来。
把笛子学出来比画画一点都不容易，不下一番苦功不会有进展的。跟画画一样，大院里的“笛子热”过了一段就退潮了，但是我，居然坚持了下来。
毕竟只是一个爱好，而且它动静儿忒大，时间长了就渐渐放下了。笛子不吹了，但它却给我增加了一个技能——识谱，这个“技能包”的价值已经超过了这件事情本身，一辈子都让我受益匪浅。
我在这个阶段受益最大的其实是读书，可以说也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走向。
同院的一个好友，他父母都是报社的编辑，当年有一部叫《青松岭》的曾经风靡一时的电影，他老爸就是编剧。读书人嘛家里自然有书，但那个年代是绝不敢外露的。那些书都放在两个大纸箱子里，我们俩每次都像做贼一样，看好排列顺序后一次拿一本，待我看完后再悄悄的放回。
我就是这样接触“四大名著”的，当时我12岁。这些书籍就像打开了我的一扇窗，使一个少年能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开始放飞遐想。
我还有一个好友也是我的同学，他老爸老妈也是报社的编辑，我爸的同事。他们家也有很多书，却都是外国名著。他父母都是非常随性的人，并不怎么管我们。在他家我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这些书对一个孩子而言其实是有些艰涩的，但我就像一个落水者抓住一根木头一样，一旦抓住就不想放开......
这段大院生活打下了我人生的第二次知识积累（第一次是童年），有意无意间为后面的路指出了一个方向。我以后成为记者，写作为生，很难说与其没有关系。
读书，后来成了我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如水、如阳光、如空气，直到现在。
我高中毕业后家里就搬家了，离开了这个大院。后来的市区改造，这一片儿全拆了，成了现在的一个小区。
当年古色古香的建筑，如今乱乱哄哄的街区。站在大院的原址，能看到不远处复建的一座所谓“肃顺府”的屋脊。一时觉得很是有些荒唐：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承德的历史并不长，因为有了避暑山庄才有了这个城市；但承德的底蕴却不薄，除了山庄，雄伟壮观的皇家寺庙群也世界闻名。想当年，王公贵族的府邸处处皆是，现在都找不到了，只留下“督统府”、“肃顺府”、“佟王府”等一个个勾起回忆的地名。
本是宝贵的遗产被不屑一顾的丢掉，这丢掉的不是几处院落、几座庙宇，是一个城市的味道，是它之所以独特的内涵。如果在承德曾视若平常的这些“老东西”都能得以留存，这个城市是不是更耐人咀嚼？
丢掉容易，拾回来，就太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