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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採用消費券方式刺激消費是由我國居民高儲備率的國情決定的。如果我國像美國那樣直接發現鈔，我們的居民很可能會存入銀行。
第二，各地發放消費券，有通用型消費券，即什麼產品都可以買，也有某種專類商品的消費券。這樣作可以實現消費引導，一定程度上微調了消費結構。
第三，消費券一般都有消費有效期，集中發放可以集中清費，從而部分微調經濟數據。
第四，消費券的發放針對不冋人群可以發放不同種類或用途的消費券，發放對象及數量都可不同，可以達到社會總公平的作用。比如專門對低保人員發消費券，可以增強社會穩定因素。
最後，祝讀者您及家人健康幸福！
祝全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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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問題：你花800元買了一張演唱會的門票，但是到會場門口發現丟了800塊錢，你還會進場觀看嗎？幾乎所有人異口同聲地表示會看，畢竟票還在手上。
第二個問題：你花800元買了一張演唱會的門票，但是到會場門口發現門票丟了，你會再花800元買票進場看嗎？這時候大部分人表示不會。
第三個問題：假定你打算到了會場再買票，買票前發現丟了800元，不過身上還是有足夠的現金，你會不會買票進場看？這種情況下，有人會去，有人不去。
本質上這三個問題說了一回事兒，都是要去看一場門票800元的演唱會，在看之前都丟了800元錢或價值800元的東西，要看成這場演唱會，付出的成本都是1600元。但是，大多數人在三種情況下的選擇卻很不一樣。因為在大多數人的心裡，錢跟錢是不一樣的。這800元是用來買門票的，那800元是給孩子交學費的，都是800元卻有著不一樣的使命。
這就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德·塞勒教授提出的行為經濟學的重要概念：
心理賬戶
。人們會根據錢的來源、存儲的方式或支付方式的不同，無意識地將本來毫無區別的錢加以分類進行管理，並且貼上不同的標籤，比如血汗錢、救命錢、意外之財、私房錢等等。而不同標籤的錢的花法是完全不一樣的，血汗錢要省著花，救命錢不能隨便花，意外之財抓緊花，私房錢得偷偷花。
從“心理賬戶”出發，就很容易理解補貼比減稅更有助於刺激消費。
假設某地政府為刺激消費，有兩種政策選擇：一是為每位居民減稅100元；二是向每位居民發放補貼100元。面對減稅省下來的100元，居民會覺得“這本來就是我的血汗錢”，於是又放回到了那個叫做“血汗錢”的賬戶，不會大手大腳地花。而面對補貼100元，居民會覺得這是政府給我的“意外之財”，於是很開心地放入“意外之財”賬戶，出去吃個飯就消費了。
所以，在疫情初期為幫助企業活下去，政府出臺各項政策“減稅降費”，而在疫情形勢緩解之後，為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各地政府就開始密集向居民發放補貼。
刺激消費，發消費券比發現金更有效
問題再進一步，既然補貼比減稅對刺激消費更有效，發消費券和發現金都是補貼，為何國外多選擇發現金，而我國各地選擇發消費券？
首要的差別在於疫情階段不同而導致的政策目標不同。我國已進入國內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大力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階段，政策目標為刺激消費；而國外大多數國家尚處於疫情暴發期，政策目標是保障居民，尤其是
成才教育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國內消費數據下滑，3月以來，全國多地陸續開始發放消費券。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近50個城市推出了消費券政策。當前，部分發放消費券的城市政策效果已經顯現，消費券刺激消費整體收效良好。專家建議，發放消費券要精準聚焦重點行業和重點領域，結合當地實際情況進行合理規劃和安排。
多地發放消費券 刺激居民購買慾
近來，新冠肺炎疫情使國內消費數據出現下滑。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0.5%。其中餐飲收入同比下降43.1%，汽車銷售額同比下降37%，家電下降30%。
為促進消費回補與潛力釋放，一些地方相繼出臺擴大消費的政策措施，發放消費券便是舉措之一。據不完全統計，截至4月8日，全國已有16個省市區近50城推出消費券政策，金額從數百萬元到上億元不等。
作為特殊時期發放的一種專用券或支付憑證，消費券能夠通過增加民眾的購買力與消費慾望來提振消費，進而帶動生產與投資增長，加速經濟復甦。
“消費券通過補貼方式刺激消費、釋放消費需求。”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主任趙萍表示，從以往經驗看，在消費券重點支持的領域，短期內會出現消費快速增長的局面。
早在3月2日，濟南市便開展惠民消費活動，面向景區、旅行社、影院、演藝場所、書店等推出2000萬元消費券，拉動文旅消費。隨後，遼寧省鼓勵向大眾發放惠民文化和旅遊消費券；浙江省推出總價達10億元的文旅消費券；河北省安排專項資金1500萬元，實施體育消費券補貼政策。
隨著消費券在各地密集發放，其適用範圍、發放方式和發放對象也“百花齊放”，各具特色。南京總額度為3.18億元的消費券主要涉及餐飲、體育、圖書、鄉村旅遊等領域，惠及包括困難群眾在內的廣大民眾；寧波以企業聯合或獨立發放消費券、代金券、優惠券等讓利模式，向消費者讓利約200億元；廣州統籌安排3億元財政資金用於促進文旅產業復甦；杭州從4月3日到5月31日開啟消費券“翻倍狂歡”；紹興、佛山等地利用大數據即時調整消費券投放類別和金額配比，實現“精準投放”……
據統計，在當前發放消費券的近50個城市中，超過80%的消費券涉及餐飲業，其次是旅遊業，佔比達到42.5%。此外，零售、住宿、體育等也是此輪消費券熱潮中的重點行業。
在我國，發放消費券並非首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一些地方政府曾出臺政策為困難群體發放消費券，刺激居民消費。
四兩撥千斤成效初顯 加速經濟復甦
在各地消費券和商家自身營銷活動的疊加作用下，人們的消費熱情被調動。各地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清明期間疊加“長假經濟”，通過支付寶等平臺發放消費券的城市已經呈現出消費“乘數效應”。
3月27日，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向在杭人員發放消費券。據杭州市商務局統計，在當地發放消費券後的56個小時，拉動消費4.53億元，同時段兌付政府補貼2893萬元，拉動效應達到了15倍。
鄭州市政府於4月3日發放了第一期5000萬元普惠型消費券。清明小長假期間，鄭州有近10萬家商戶參與了鄭州發放的首批消費券活動，參與活動的消費者約68萬人次，累計核銷82萬筆，核銷金額1427萬元，拉動消費1.87億元，拉動效應達到13倍。
武漢是金嗓子喉寶的重要生產基地，受疫情影響，金嗓子喉寶的線上銷量損失了三分之一。“得益於廣西發放消費券活動，短短几天時間，我們僅線上的銷量就比疫情期間增長了3倍。”該企業一名負責人表示。
據支付寶提供的數據，當前全國已有超千萬線下商家受益於消費券，其中9成以上為中小微商家。鄭州一家麵館的老闆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們清明假期3天核銷消費券突破3000筆，他說：“到店消費的很多人都持有消費券。消費券讓顧客省了錢，店裡的生意也比平時紅火了。” “消費券發放後，我們店裡的營業額一天最多增加了1000元。”杭州一家肉夾饃店的老闆張澤林說，發放消費券以來，店裡的人流明顯多了起來。
“疫情對經濟、就業、收入產生較大沖擊，發放消費券一方面可以穩定基本民生，保證人民生活的基本水平；另一方面可以穩定中小微企業的收入端，避免連環倒閉，為未來我國經濟的發展儲存實力。此外，這一做法還可以實現經濟復甦，以基本消費拉動廠商經濟循環。”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王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數字經濟智庫高級研究員翁一認為，消費券充分釋放了被抑制的消費需求。同時，數字化時代的消費券能夠更加精準地投放到政府想扶持的行業，通過高槓杆率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不宜倉促跟風 適當適量是關鍵
消費券作為一種專用券和經濟政策的工具，在當前形勢下，是應對疫情、推動國內消費擴容提質的有力手段。但分析人士同時指出，發放消費券要精準聚焦重點行業和重點領域，更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包括疫情的嚴重程度、財政收支水平、消費市場復甦速度、居民消費信心等多方面，進行合理規劃和安排，不宜倉促跟風“撒錢”。只有精準定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企業、定位消費信心不足的地區、定位復甦信號不明顯的行業，才能發揮消費券“小馬拉大車”的作用。
“疫情防控期間，各地財政大幅度增支減收，發放消費券一定程度上會對財政造成壓力。地方政府需要考慮消費券的發放規模和財政承受能力，做到因地制宜。”趙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在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財政收入比較困難的地方，則不太適合使用發放消費券的方式。”
消費券發放模式和來源渠道也需要各地積極創新。例如，杭州市發放的16.8億元消費券中，政府發放的僅佔5億元，剩下11.8億元由商家匹配，既能刺激商業活力，又減輕了政府負擔。
王強表示，從短期看，發放消費券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較為明顯。但作為應對危機的特殊政策，不宜長期發放，應根據疫情和國民經濟恢復的進展進行調整，給出全社會的合理穩定預期，實現對消費和經濟的穩定功效。（記者 喬地）
與平臺企業合作，精準評估發放效果
這一輪消費券地發放，大多數地方政府都選擇了和平臺企業合作，並初步取得良好的效果。
對於地方政府與平臺合作的好處，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克力認為，通過平臺發放消費券，可以消除一些弊端。過去紙質消費券不僅發放效率低、匹配度低，還容易產生一些道德風險。通過與平臺結合，可以藉助大數據提高效率和精準度，把這些弊端降到最低。
消費券通過平臺企業發放，有實現更多可能的空間。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助理馬亮認為，一方面，平臺擁有大數據優勢和算法支持，可以實時追蹤消費券的使用時間、地點和方式，政府可以藉此不斷優化和調整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把拉動消費的任務交給平臺，平臺可以設計不同的消費券使用方案，同時也便於政府更精準評估政策實施的效果。
消費券通過平臺發放具有諸多好處，那麼如何保障平臺間公平競爭，形成良性的政企合作呢？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競爭法中心副主任黃晉表示，發放消費券是財政支出，其實是一種補貼。作為政府補貼，政策實施一定要合法合規，要注意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在使用平臺進行發放時，不能隨意指定哪家平臺做這個事情；不能只與一些大的平臺合作，也要考慮到中小平臺，政策制定要考慮覆蓋面和受益的廣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