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常伴瘟疫,谁能详述下古代灾害后的瘟疫?

浮生一岁月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自然灾害后为什么会伴有瘟疫!

在古代,我们的医疗能力是有限的!毕竟那时候并没有正规医院,而一些比较出名的医院,在处理这样的事件时,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再加上通讯系统的不发达,当自然灾害来临时,当地的只能部门可能已经瘫痪,又有谁能把这个消息传达出去!这样在尸体没有及时处理的情况下,很可能产生大量的病毒!

其次,自然灾害很可能,造成粮食紧缺。人们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很可能为了充饥而饥不择食,这样也可能造成病毒的感染,而传染!



一阵狂风吹过来


俗话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历史上,许多王朝的毁灭都或多或少与灾疫有关。以明朝为例,明末适值17世纪危机的小冰河时期,异常寒冷的气候导致水旱、蝗、鼠疫等灾害频发,加之税赋严重,人民不得不揭竿而起,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甚至有史家认为,明朝实际上亡于灾疫。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下,为什么自然灾害常伴有瘟疫产生。

第一,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古代的医疗、卫生水平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专业医生极度缺乏,地方上的医生多半是自学成才或是没有多少实学的游方郎中。第二,对于灾害的认知度十分有限。第三,古代的交通及通讯能力极不便利,向上汇报灾情极为费时。而后两条的原因,都会导致国家与社会的救助与防护相对滞后,从而错失扑灭灾情、疫情的黄金时期。


以下,我主要以水、旱、蝗灾为例,列举下明代大灾之后,大疫随之而来的情况。

1. 水灾。一般来说,水灾越频繁,持续时间越久,涉及范围越广,造成的破坏越大。与之相对应,死亡的人数也会越多,瘟疫也越容易爆发。如河南襄城,在崇祯五年六月十九日爆发了大水,死了很多人,到了秋天便爆发了瘟疫。

2. 旱灾。明代曾频繁爆发旱灾,许多年分粮食颗粒无收。成化十二年时候,山西高平县就爆发了大旱,饿死了很多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因为死人过多,又造成了瘟疫,许多村庄都成了鬼村。

3. 蝗灾。蝗灾与旱灾基本上结伴而行的,大旱多容易产生蝗灾。蝗灾的影响与旱灾也较为类似,也是粮食减产,人民多饿死,从而导致疫病爆发。兹不赘述。

以上是我的回答,希望可以让你满意。


碧落晓蓝说历史


“七步成诗”的大才子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yì],或覆族而丧。”

他记载了东汉末年的一场疫情,那一年的瘟疫大流行中,每家每户都有人死去,甚至有的全家、全族都死绝。

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是魏文帝曹丕的好友,就险些被这场瘟疫一窝端了,曹丕在给吴质的信里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四人死在这场瘟疫中,曹丕感慨痛惜于亲朋遇难,知音难再得。

疫病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大概是这样的记忆太惨痛,所以每个民族最早的文字中都留下了传染病的记录。

殷商时期,我国出现了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甲骨文的内容大多数是古人占卜的卜辞,其中就出现了关于疫的记载,卜问商王是否染病?这种病是否会蔓延?并且明确记载了许多传染病的名称,如疟、疥、蛊等,这是我国关于传染病流行的最早记载。

有疫病自然要医治,但传染病是致病微生物引起的,人类对传染病真正原因的认知,要到17世纪后叶,荷兰人列文∙虎克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菌之后,古人对疫病的认知难免要怪到鬼神身上,或者说阴阳四时不调和所致。

我国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到汉之间,作者假托黄帝,就说到了瘟疫的防治。

黄帝对岐伯发问:“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就是说,疫病相互传染很厉害,没办法救治患者,怎么样才能不传染呢?

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 ”

岐伯说,不感染的关键是“正气存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理解,人的健康状态好,免疫力强,就没事。后面岐伯还提供了几种防疫的方法,一种是靠气功,想象五种不同颜色的气在五脏中运行,五气护身就可以百毒不侵,这就不太靠谱了。

我国对传染病的记录从甲骨文算起,有3000年的记录,见于正史中的《五行志》、地方志、档案实录和其他的一些类书、医书和笔记等。

有人统计了从春秋到明清的2681年间,发生疫灾的共有669年,平均每4年一次。

大体而言,疫灾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高峰期,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具体的原因有气候寒冷,五胡入华导致的天下大乱,征战不休,还有自然灾害频发,一般说来战争和饥荒后很容易爆发瘟疫。

中国的人口数在西汉最高达到6000万,三国时人口2000万,东晋时降到800万人口,瘟疫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曹操在诗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是惨痛的真实写照。

第二次瘟疫的高发期是明清时期。主要原因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玉米、番薯这样的高产作物传入,人口数量上升,明朝人口数达到2亿,清朝更是增长到4亿人口。人口密度增大,流动性强,为疫病传播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纵观中国古代瘟疫史,疫灾的发生频率是长期上升的。

文明愈发达,疫灾愈繁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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