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76年，日耳曼人彻底灭亡西罗马帝国之后，意大利半岛上先后崛起了数个统治时间并不长久的蛮族国家。随着大量城市居民抛弃繁华的城市涌入乡村，即使繁荣如罗马的大城市也出现了荒无人烟的萧条景象，意大利半岛上的社会秩序已经接近崩溃。
在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情况下，基督教的地区主教几乎成为了维持地方秩序的唯一人选。因此在公元11世纪之前，罗马教皇和地区主教除了拥有宗教上的权力之外，还拥有极其强大的俗世权力。借助于法兰克王国的帮助，罗马教皇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俗世国家——教皇国，对整个意大利半岛产生了重要影响。
神圣罗马帝国形成之后，几乎所有的意大利城市都成为了“主教城市”，也就是说罗马教皇在地区设立的地区主教成为了意大利半岛城市的管理者。尽管这种统治模式能够成于一时，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意大利诸多城市的商品经济开始日益繁荣起来，主教统治的僵硬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因此从公元11世纪至公元17世纪以来，意大利半岛的城市制度发生了数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市民们曾经建立过短暂的城市共和制，但是到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半岛的社会制度却发生了从城市共和制向封建领主制的倒退。而通过研究意大利城市制度的数次变化，我们就能够更加详细地了解意大利社会制度发生倒退的深层次原因。
公元13世纪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崛起与城市共和制的确立
公元11世纪开始，意大利半岛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伴随着滨海城市的崛起、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意大利半岛沿海兴起了很多工商业城市，比如说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等，这些城市的市民逐渐聚集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利益整体。为了获得城市的自治权，他们与神圣罗马帝国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
另一方面，随着意大利中南部城市的富庶与崛起，这些城市之中所蕴藏的巨额财富使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垂涎不已。从1154年开始，他在29年的时间里先后6次大规模入侵意大利城邦，企图一举征服这些富庶的工商业城市国家。
为了反抗神圣罗马帝国的入侵，意大利的22个城邦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了著名的“伦巴底同盟”，将腓特烈一世打得丢盔弃甲，最终不得不与意大利城邦联盟签订了《康斯坦茨和约》。该条约虽然从名义上依然承认腓特烈一世对于意大利城邦的名誉管辖权，但是腓特烈一世却丧失了意大利北部城市的官吏任免权，并且不得不允许当地市民自行选举城市的执政官，从而在事实上宣布了这些城市国家的自治。
和罗马执政官制度有区别的是，当时意大利的共和制城市的执政官人数较多，一般为4至12人左右，而担任执政官的一般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在城市共和制早期，意大利当地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们把持着执政官的选举。由于不同的贵族之间往往有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因此执政官彼此之间往往谁也不服谁，经常发生矛盾甚至战争，执政官的多头分散统治严重的影响了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发展进程。
由于多人执政的执政官们往往很难统一意见治理国家，意大利的城市居民只能从附近的城市之中选举一位相对公正并且不参与本地城市利益的贵族作为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而这一制度又被称之为城市督政官制度。
以城市执政官、督政官为代表的贵族统治加剧了意大利城市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意大利的传统土地贵族们开始相互联姻，形成了为霸一方的豪门强族，他们经常罔顾督政官的命令，经常在城市之中上演武装私斗，使得意大利城市国家呈现动荡不安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意大利城市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大量外来移民进入意大利城市之中，他们不甘心被贵族垄断的督政官制度所压迫，因此自发结成了工商业行会，努力争取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治理权。
公元13世纪中叶，在贵族与平民不断的冲突与斗争之中，意大利城市的督政官制度与执政官制度被平民们推翻，此时一大批来自工商业界的的平民精英登上了意大利城市政治的舞台，他们往往出身于平民，因此这一新的政治制度又被称为”平民制”。确切的说，这才是意大利城市共和制的真正实现，但是这种“平民制”却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制度。确切的说，只有拥有一定财富的人才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传统农民和城市劳工依然被排除在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而掌握实权的平民上层获得城市国家的治理权力之后，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生活习惯上都开始朝着原先的旧贵族迅速靠拢，并且成为了意大利城市政治的新兴贵族阶层，这也为后来城市共和制的解体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城市共和制的解体与传统欧洲领主制的复辟
相比于此时欧洲地区的封建领主制来说，意大利城市共和制无疑是比较先进的社会生产制度，然而由于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制是建立在传统贵族制的废墟之上，因此在13世纪后期，它遇到了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城市共和国时期土地贵族的权力虽然受到了法律的压制，但是却没有被彻底根除;另一方面，意大利城市内部的市民凝聚力因为党派斗争、权力斗争等原因变得极其低下，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传统领主制在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崛起与复辟。
从13世纪后期至15世纪初，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制开始逐渐瓦解，统治城市国家的阶级也变成了当地有权有势的大家族，他们通过钻共和制法律的漏洞扶摇直上，最终窃取了城市国家的统治权，成为了独霸一方的世袭领主。从本质上来说，复辟之后的意大利欧洲领主制和欧洲其他地区实行的封建领主制并无太大的区别，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个世袭贵族家族对城市国家的专制统治，因此领主制又被当时的意大利平民称之为“暴君制”。
和当时欧洲其他地区领主统治的标志性建筑一样，意大利地区高大城堡的兴建也象征着城市共和制的逐步瓦解。在这一阶段，先前意大利城市共和制下所建造的总督府、市政厅等城市建筑被这些世袭领主加以改造，摇身一变成为了地区贵族的领主城堡。
举例来说，在公元1450年，斯佛尔扎家族推翻了米兰的城市共和制国家，随后在米兰城附近修筑了臭名昭著的“斯佛尔扎城堡”，成为了米兰城市领主专制的标志建筑。这座巨大的城堡被幽深的壕沟和吊桥所包围，是斯佛尔扎家族控制米兰国家的坚实据点，当时的米兰平民对其畏惧不已，将其视为贵族对平民的“终极压迫”，就连斯佛尔扎家族的领主也承认这座城堡对米兰的重大意义：“……如果没有城堡和士兵，米兰的国家稳定与城市秩序就无法维持。”
无独有偶，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也发生了领主城堡取代城市共和制的演变。公元1530年，世袭贵族阿莱桑德罗·德·美第奇灭亡了最后一个平民制度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并且在该城市西北部的洼地处修建了一座高大的要塞，随后将其命名为“施洗者圣约翰要塞”，又被当地居民称之为“低堡”。为了监视佛罗伦萨城镇中市民的举动和言行，他在城堡的中心位置修筑了一座高耸的瞭望台，派遣卫兵监视着附近佛罗伦萨城的一举一动，并且以强大的军队实力威慑着佛罗伦萨城的平民们。
由此可见，城堡建筑是意大利领主制的标志性建筑物，它们在意大利半岛的迅速崛起标志着领主制在意大利城市的根深蒂固。关于领主制的统治阐述，15世纪的意大利著名建筑设计师费拉雷特在他的著作《论建筑》之中使用蜜蜂蜂巢的等级特征进行了恰当的比喻：“如果将(意大利半岛的)领主制比作一个庞大的蜂巢，那么领主就好比是蜂王，领导着土地上的工蜂们源源不断地制造甜蜜的财富。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蜂王自然希望自己的手下具有勤劳勇敢、吃苦耐力、绝对服从的优秀品德，而封建领主制下的臣民们亦然。他们必须恪尽职守完成领主们所交给他们的劳役，如果遇到国家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他们更是应该像保护自己的父母一样保护领主。”
因此复辟之后的意大利封建领主制，它所强调的是权力独占和世袭继承，是封地之下臣民的绝对服从，毫无疑问这是意大利历史上民主制度的一种倒退。故而当时的平民们对于领主制下的封建城堡恨之入骨，将其视为对意大利民主共和制的肆意践踏以及对市民自由的严重威胁。对于意大利城市封建领主城堡的暴力统治，16世纪的佛罗伦萨人曾经这样哀叹道：“‘低堡’是套在佛罗伦萨城市上的一条绞索，它扼杀了民主与自由：每当我们仰望这座城堡，就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自由生活的勇气。”意大利封建领主制所彰显的封闭性、约束性以及暴力威慑，成为了悬在公元16世纪至19世纪初期意大利平民阶级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延续到近代意大利王国统一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