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48歲的何元能在半山腰住了10多年，上下山只有一條窄窄的小路，一直為出行難發愁。2018年，他四處借債花了7萬元，剛把這條847米的道路拓寬修通，就被人舉報了。四川省攀枝花森林公安經初查認定，其修路未經林業主管部門審核同意，其行為屬於擅自改變林地用途，遂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責令6個月內恢復原狀，並處罰款4萬多元。
何元能拓寬修通的小路，雖然沒有長啥林木，甚至雜草也不多，但是土地性質登記為林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實施條例》43條的規定，未經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主管部門審核同意，擅自改變林地用途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恢復原狀，並處非法改變用途林地每平方米10元至30元的罰款。從法律規定和執法角度看，對其擅自修路的行為，森林公安依法處罰，對其責令6個月恢復原狀和罰款4萬元，合法有效。這也是何元能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撤銷處罰，一審敗訴，被判決駁回訴訟請求的原因。
但這樣一個規範的執法行為，網友似乎並不買賬。何元能看來也不服，才訴到法院。這件事引起紛爭，並非不好理解。
自古以來，官道之外的百姓門前道路，都是百姓自己修。愚公移山的故事，萬古流傳，在當代也不乏效仿者。比如河南新鄉著名的郭亮村，就是村民們聯合起來在大山峭壁上開鑿出一條“掛壁公路”，解決了交通問題，如今成為了紅色教育基地和令人驚歎的旅遊景點。就何元能來說，自行舉債修路，不僅解決了自己的交通難題，還方便村民及打火隊員上山，本應是值得讚揚的好事。按古已有之的觀念和做法，造橋鋪路乃積德行善之舉，理應受到官方的嘉獎，民眾亦當勒石紀念。可何元能卻受到了處罰，是不是顛倒了呢？
這還真不是。同是自主開山修路行為，在愚公時代，沒問題。那時物質生產力落後，以人力開山闢路改變生存環境，值得鼓勵；那時社會關係簡單，移山的行為與四鄰無涉，不會發生權益糾紛，也沒有破壞環境的觀念。現在不同了，生產力發達社會關係複雜，任由個人隨意而為，翻江倒海天崩地裂都有可能。而當今社會人們的權益密切交集，社會關係由一系列的法律、道德、規範維繫約束，動輒得咎。簡言之，這是一個法治社會，個人行事須得依法依規。比如，何元能的房子，你想拆了翻新可以（大城市翻新都要報批），擴一米、加一層就不行，何況並非你家所有的847米山道呢？未經批准，誰都動它不得。即便是造福鄉里的“功德”，也不能“想幹就幹”，更不能“幹完再說”。
那何元能就活該挨罰嗎？也不能這麼說。847米，典型的“最後一公里”。國道、鄉道、村道，在何元能來說是道道不通。換言之，他的困難，就擺在那兒，國家和村裡，都沒有且似乎也不會幫他解決。他想買輛汽車，進入現代生活，被這847米擋住了。拓寬它？林地要報批；真報了，誰會把國家的地批給他呢？
像這樣被撇在最後一公里的鄉民，恐怕不止一個何元能。“一個也不能落下”，不是口號和理想，而是把工作做實做細的責任。就何元能案來說，執法無可厚非，但情理很難被人接受。何元能的困境，是他個人的，也是社會的。如果可能，社會應幫他打通那最後一公里；如果不能，也要把思想工作和關注關愛送達。司法執法部門也要注意說法釋理，更要注意案結事了。現在是罰也罰了，判也判了，既沒復原，也沒到款，各方都陷入了泥淖中。
化解困局，有沒有各方坐下來協商、補救、處罰，讓情理法結合得更好的方案呢？比如可以綜合考慮，這條山路事實上並無林木，林地認定存有爭議，何元能家出行難是客觀事實，政府也有一定義務修建這條道路，可否在政策範圍內幫忙補辦手續；對於處罰，原則要堅持，具體可減輕，可通過補種樹木、義務護林、現身說法等方式加以補償，以更人性化的執法、更負責任的管理、更有愛心的服務，把這條“不法路”建成“人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