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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星固廢網訊:一股刺鼻的氣味穿透兩層口罩，通鼻腔直衝咽喉，這是醫療廢棄物、廢水與10%濃度消毒液混合產生的氣味。63歲的清潔工向貴平對這種不適感已經習以為常。
他的“辦公室”是一間有黃牌標識的醫療廢棄物暫存間。各科室的醫療廢物（簡稱“醫廢”）在這裡集中打包，再由專業的醫廢處置公司清運走。
相比疫情高峰時的不堪重負，眼下他們的工作節奏已經明顯放緩了許多，但整體而言醫廢問題依然是“洪峰”過境之後的隱憂。
醫廢暴增、直面病毒
就算十個人也搞不定疫情期間暴增的醫療廢物，這是向貴平最直觀的感受。 而在新冠肺炎暴發前，他們 4、5個工友可以有條不紊地處理日均100桶醫廢，保障醫院的日常運轉。
1月25日，向貴平所在的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被確定為新冠肺炎危重症救治定點醫院，設置了23個病區。對於這家三甲醫院而言，從前端收治到後端保障，每一環都是挑戰。
成為定點醫院後，醫院原先的300個醫廢桶不夠用了，即使別處捐來了200個，也未能解燃眉之急。向貴平說，“一直到2月中旬，500個桶都裝得滿滿的。”
這並非個案。湖北省生態環境廳副廳長李瑞勤曾在3月29日的發佈會上表示，武漢市醫廢處置量由疫情前的日均45噸左右增加到291噸，是平常的近6.5倍。
李瑞勤同時提到，通過搶建專業的處置設施、增加移動處置設施、改造工業危廢窯爐等措施，武漢市醫廢處置能力由每天的50噸提升到265.6噸，並已於3月2日完成前期積壓的醫療廢物清零行動。
醫療廢物，指的是醫療衛生機構在醫療、預防、保健以及其他相關活動中產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間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廢物。
中國將醫廢納入危險廢物管理最早可追溯至1998年。2003年春季，SARS疫情爆發，當年頒佈的《醫療廢物管理條例》《醫療衛生機構醫療廢物管理辦法》等相關條例，將我國的醫廢處理逐步規範化。
新冠疫情發生後，生態環境部也出臺了相應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醫療廢物應急處置管理與技術指南（試運）》，就疫情中醫廢的包裝、轉運等環節做了明確要求。
向貴平介紹，疫情期間醫廢都是用黃色醫廢專用袋收集好，存放在電梯旁的置物間。早、中、晚三個時段，清潔人員會把它們轉運到醫院樓底的醫廢暫存間進行分類。護目鏡之類的統一放置在循環利用袋子裡，其餘的均不可回收。分類完成後，再封口、消殺、裝桶，等待醫廢處理公司來轉運。
包著患者血液的紙巾、患者扔掉的旅行包……這些都讓向貴平感到害怕：傳染風險高，但是躲是躲不開。
醫廢量隨著疫情與日俱增，多到連垃圾桶的蓋子壓都壓不上。正常情況下，暫存間裡只能放100桶醫廢，但特殊時期，他們不得不把桶摞起來增加儲存量。“不分白天黑夜的幹也難處理完”， 向貴平形容。
張明元在武漢優撫醫院工作了20餘年，疫情期間15平米的醫廢暫存間被堆滿了，這是他在這個“小醫院”裡從未遇到過的“大場面”。原先優撫醫院的一天就十幾桶醫廢要處理，但在疫情爆發後，最多的時候張明元一天處理過90多桶垃圾。醫廢處置公司來不及處理，堆上兩天的事情也有發生過。
加班加點跟醫廢打交道，張明遠強迫自己自己每天吃很多，一是體力消耗巨大，二來可以增強抵抗力，“萬一感染了，那不是完了。”活不幹不行，醫廢總不能堆著。
按規定，新冠肺炎產生的醫廢在醫療機構內部貯存時間不超過24小時，在醫療廢物處置中心貯存時間不超過12小時。向貴平記得，那段時間他們的領隊必須頻繁地給轉運公司打電話，避免醫廢積壓。
長途轉運、高溫滅菌
漢氏環保工程有限公司是武漢市唯一一傢俱備醫廢處理資質的企業。疫情發生前，該公司承擔著全市日均50噸醫廢的轉運、處置工作。
漢氏環保相關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慈善家》，從1月23日至4月11日，公司日均收運量為2221桶，超出疫情前正常收運量的37.5%。
據生態環境部介紹，疫情期間湖北省和武漢市醫療廢物處置壓力大。武漢市一度出現醫療廢物積存，最多時暫存庫中暫存約190噸。
大疫當前，獨木難支。僅靠一家公司難以支撐80多家定點醫院的醫廢處置，必須依靠外援。
1月29日，田英城等10人從襄陽來到抵漢。“（醫療廢物）都堆成山了。”即便過了兩個月，田英城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仍是一臉驚愕。
為了協助漢氏環保轉運武漢各處的醫療廢物，這家名為中油優藝的環保公司分三批馳援武漢，共派出運輸車36臺， 其中有10臺是總裝載量為110噸的大車。
運力的提升又給後端處置帶來挑戰。為此，武漢市將部分原先處置工業廢物的企業進行工藝改造，立即投入醫療廢物處置中。
疫情期間，醫廢多運至漢氏環保和雲峰環保兩家公司處置，但處置能力也有限。卸貨車有時得等上1個小時，耽誤運力降低效率。田英城說，公司隨後決定將一部分醫廢運至襄陽本部處置。
350公里路程，9.6米的箱式貨車來回需要一天的時間，但這是當時能緩解醫廢積壓的有效路徑。
據田英城介紹，收集來的醫廢會被送進爐膛溫度約600～800度的迴轉窯內，一線操作工人根據爐膛內的燃燒進度隨時增添料進入，第二輪需要進入1100度高溫的二燃室內。“高溫能充分殺死病毒”，田英城說。
漢氏環保工作人員提供的數據顯示，1噸醫廢經過高溫焚燒技術最後產生廢渣的量約180公斤，殘渣摺合率約為18%。這些殘渣都需要足夠的地方來填埋。
遺留問題、應急機制
據湖北省生態環境廳廳長呂文豔介紹，截止3月21日，武漢市每天的醫廢處置能力由的50噸提升到265.6噸，翻了5倍多。
突飛猛進的處置能力在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看來並非是好事。他認為，疫情大暴發，醫廢量上升得很快，對於武漢當地的填埋是一種壓力。長期看，填埋地的資源瀕臨極限。
馬軍同時提到，此次疫情產生的醫療廢棄物含有大量病原體，危害、危險程度較高，在填埋高溫焚燒產生的灰渣時，需要定期對填埋地周圍的滲濾液做檢測處理。
不僅如此，高溫焚燒工藝雖能在短時間裡完成疫情裡醫廢量的減少，但缺點在於成本高，排出的氣體易產生二噁英、多環芳香族化合物等劇毒物及氯化氫、氟化氫等有害氣體，汙染空氣。
張登高在環保公益組織工作了6年，他和團隊在研究疫情中的環境問題時發現，湖北各地對於環境信息的披露參差不齊。“廢水有沒有用含氯消毒，排放的廢水中含氯是不是達標，大量醫廢焚燒期間空氣狀況的監測結果什麼？”張登高直言，他們很少看到這些數據。
馬軍表示，疫情過後，環保部門也應當反思。疫情期間，環保處理企業在處置暴漲的醫廢過程中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所有的管理工序能否像平時一樣都做到位？是否存在為了應急，臨時性採取了一些措施？”馬軍強調，即使疫情呈好轉趨勢，環保部門也有必要對這方面進行專項的督查。
疫情高峰過後，完成醫廢協同處理任務的隊伍陸續撤離武漢。馬軍認為，此次雖臨時借調了援軍，但這種模式在大事件發生的前期很容易出現不太穩定的情況。“這反映出在應急狀態下，醫廢處置能力仍顯不足。”他提出，有必要建立醫療廢棄物品處置的應急響應機制。
2月24日，國家衛健委和生態環境部等十部委聯合印發《醫療廢棄物綜合治理工作方案》，明確到2020年底，全國每個地級市都要至少建一個規範的醫廢處置設施。到2022年6月底，全國每個縣都要建成從收集、轉運到處置的完整體系，徹底解決全國醫廢處置能力不足的問題，最終實現平穩、安全、可靠的處置。
馬軍認為，武漢疫情暴露出各醫院因為存儲空間有限而造成的醫廢“溢出”問題，“這極有可能成為病毒傳染源。”他建議，未來應就常規和應急狀態分別制定醫廢收集、消殺、轉運等相關流程，基於這次疫情裡出現的情況去做一些相應的演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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