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破案過程中，六號所民警段崇先是個時不時牽涉到的人物。倘若沒有這件大案，這位模範民警可能很快會得到提升。憑著他的才幹、他的工作態度，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一番平凡但不簡單的成績是不成問題的。他並不比處於相同位置的許多別的民警差，只是有一名特殊罪犯住在他的轄區。
1月15日傍晚6點35分，當他走到指揮部會議室時，就發現氣氛有些異樣，這是從幾雙熟悉的眼睛中透出的不熟悉的目光裡感覺到的。
王春林把他、郝所長和預審科的閆帆引到一個前額開闊，兩肩微聳、坐在醒目位置的中年人面前，作了介紹，他才知道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省公安廳主管刑偵的副廳長張昕楓。可惜初次見面是在這種情境下。坐下後，郝所長先將六號地區摸底的情況作了彙報。摸底是從1月30日上午開始佈置的，交代了案情和當時掌握的作案人數、案犯特徵。派出所9個人全部出動，南山分局的幹部30多人也集中在六號所協助工作。張昕楓問：“誰負責28委的摸查？”
段崇先心裡一沉，答道：“是我。”
張昕楓銳利的目光便盯住了他：“你摸上可疑人了嗎？”
段崇先點頭稱是，說他提出過5個可疑人，包括一家姓田的三兄弟：田原、田力、田雨，以及吳清明和趙北平。其中趙北平摸查時去了長春，現在已經回來，查否。
張副廳長問：“你認識田原嗎？”
段崇先回答：“認識。”
“你看11號屍體的照片上是田原嗎？”
“不像。”
“田原有假牙嗎？”
“沒反映上來。”
“田原的胳膊上刺有龍文身嗎？”
“不太掌握。”
“檢舉中反映田原有假牙，你知道嗎？”
“不知道，沒接到信息反饋。” 張副廳長拍桌怒道：“你什麼都不知道，片警怎麼當的？”
段崇先臉上有些變色，囁嚅著沒有說上話來。實際上，段崇先對田家的情況是比較注意的。田原的父親是南山礦退休工人，叫田玉山，平時很老實，不太出門，也不大過問家裡事。母親楊蓮秀，家庭婦女，比較潑辣，在街道上還作了個小組長。段崇先下街道，常到田家坐坐，從楊蓮秀那裡瞭解些組裡居民的事情。遇到有案子，這位積極的小組長還提供些線索，總之，彼此關係不錯。田家4個兒子，長成了4條漢子，最小的田賓也滿了二十。4條漢子都沒結婚，也都沒工作，又都沒發財。所以家境不會怎麼樣。老大田力據說跑到內蒙去了，音訊皆無；老二田原去南韓打工，也走了好幾個月；老三田雨、老四田賓在家，田雨初二那天和母親一道出門串親戚去了，至今未歸。因為田家生活來源不充裕，段崇先常教育幾個兄弟遵紀守法，言下之意是告誡他們不要打主意謀取不義之財，幾兄弟都點頭答應。其實田家兄弟在當地沒有鬧過什麼大事，
1993年，田家開過一個小吃部，很簡陋，段崇先還去看過，這小吃部沒多長時間就賠黃了。摸查中，段崇先沒有放過田氏兄弟。老大去了外地，不能面見本人；老二去了南韓，也不能面見本人。老三案發後雖然還在鶴崗，但初二就離家出走，有讓人不放心的地方。所以把三個人都作為疑人提了出來。在碰頭會上，大家提出的懷疑對象被一批批篩下去，以便突出重點懷疑對象，當討論到田家兄弟時，段崇先先始終不肯鬆口，不肯將他們排除，而又無法證明他們做過什麼。
關於相片和假牙，段崇先事後為自己辯護說，“圍繞田家在摸底工作的幾天中曾去六次，通過看照片、查假牙、查假髮、發通告我多次詢問田家及左右鄰居。同田家相住十七年的趙XX妻子、趙XX的兒子趙XX趙XX（同田家兄弟年齡相近）、田XX等都沒反應出田家哥們兒有鑲假牙的。”
他拿出無名屍面部照片照片給周圍群眾看，群眾中也沒有人說像田原的。田原身上有文身，段崇先是不瞭解的、周圍群眾卻瞭解。
段崇先為自己辯護說，文身特徵是後來才提供出的，如果這個特徵及早發現，他通過在田家周圍的工作是可以調查出來的。
治安民警對於自己職責範圍內的重點人口和邊緣人口，應該做到“四知”，即知姓名、知綽號、知住址、知體貌特徵。從這個硬性要求來看，段崇先還是無法脫去責任。張昕機發火不單單衝著段崇先。在公安看來，派出所的基礎工作是整個公安工作的保障。 以往，偵查破案首先要靠派出所平時對情況的掌握，派出所的工作包羅萬象，十分繁雜，如果不能很好地擺正這些工作之間的關係，就會失去基層工作的意義。近幾年，有的基層派出所存在著“重率輕效”的問題，只強調民警對管內的人口達到“四知”和“百家熟”，而忽視實際效果，忽視從“四知”和“百家熟”中發現犯罪、打擊犯罪，造成有些民警只顧死記硬背，片面追求熟悉率，放鬆了對重點人口的熟悉，更談不上對其控制和管理，從中發現犯罪。有的民警為了應付工作，整天拿著戶口本去“熟悉”，其它工作不管不問，因為只要熟悉率達標，就可以當先進、晉級。這種情況很難適應當前改革條件下對敵鬥爭的需要。在侯凱殺人案件中，侯凱作案期間曾三次轉換租房，每處住房都是殺人第一現場。民警不掌握，只是機械地去熟悉那些常住人口，不下居民區瞭解情況。案件偵破後，上級機關到侯凱租房的派出所管內調查，發現管區內很大一部分群眾不認識，也不知道調來工作三年之久的管片民警。這種脫節、不負責任的工作方式給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機。這就是張副廳長後來下決心要狠抓派出所基礎工作建設的原因。
當然，在“1.28”案件，片警段崇先的責任是有限的，他畢竟把去南韓打工的田原列入懷疑對象，至於證實他是否真在南韓打工，超出了他的職責。
張副廳長問：“田原什麼時候去南韓打工？”
段崇先回答：“去年10月份。”
“這段時間你能保證他不在家裡嗎?”
“能。我曾經多次去過他家，從來沒有看見過他，他家裡人、他的對象，還有鄰居都說他出國了。”
“他有對象？”
“有。他們家幾個兄弟就是他處著女朋友，女的是他表姐，叫劉芳，他家開小吃部的時候她幫過忙。”
“現在田家誰在家？”
“他父親，還有他弟弟田賓。”
張昕楓眉頭緊皺，對著王春林、郝所長和段崇先說:“－－你們去，把田原的情況弄清楚。立刻就去！”
閆自忠請示說：“我是不是也和他們一起去？”
“好。”
六號所離指揮部很近，閆自忠和李洪傑一到那裡，就與南山分局的副局長王鳴久、王春林緊急磋商起來。顯然不能像摸查動作那樣，拿著照片到田家附近到處打聽。一旦走漏消息，活著的罪犯肯定潛逃，便不可收拾。鄰居們也不會真正瞭解內幕。唯一的辦法是正面接觸田原的親屬，從他們嘴裡挖出真實情況。研究以後決定將田玉山和田賓都叫到六號所來接受傳訊。根據李寶勵的揭發，田原肩臂處的文身是鄰居朱環青給文上去的，朱環青必須接受傳訊。不能排除田賓、朱環青有參與犯罪的可能，因此傳訊時要採用必要的防範手段。去的人不能多，應該是熟人，避免引起混亂，使罪犯得到消息。最後決定以管片民警為主實施行動。第一步，由段崇先和閆帆去朱環青家把朱帶來；第二步，由段崇先、郝所長和民警張石建把田賓、田父帶來。
3個人都被順利帶到了，同時帶到的還有在田家住的田原的表姐劉芳，在4間房子裡同時展開了對他們的詢問。田原的父親田玉山滿臉皺紋，胡碴很長，背有些彎，穿黑色棉襖，襖面上油跡斑斑斑。他從50年代起就在南山礦做掘進工，患有矽肺病，現在靠退休工資為生。這部分退休工資200多元，還要負擔其他人的家用。1月28日遭搶的榮工退休金中也有他的一份。詢問中他不停地淌清鼻涕。
“你兒子田原現在在哪裡？”詢問人員問道。
“田原……他去南韓打工了。”
“什麼時候走的？”
“去年……去年九、十月份……”
“回來過沒有？”
“沒有。”
“確實沒有回來過嗎？”
“沒有。”
“你明白嗎？在這裡必須說實話，作偽證要負法律責任！知道什麼叫作偽證嗎？”
“知道。”
“那我再問你一遍：你的二兒子田原，在春節前這段時間裡，到底在不在鶴崗？回來過沒有？”
“沒有，一次也沒回來過。”
詢問時講究察顏觀色，從田玉山臉部呆滯的無變化的表情看，不像在說謊話。但老人顯然不是精明人，弄不清他對家裡事情知道多少。
“田原有假牙沒有？”
“……好像沒有。”
“文身呢？身上有文身沒有？”
“不太清楚……我沒見他文過身。”
王春林把文身照片拿出來，交給他看，問：“這文身是你兒子身上的嗎？”
田玉山接住照片、痴痴地望了一陣，揉揉眼睛，又望望，說：“不像，我沒見過他有這樣的文身。”
對田賓的詢問也遇到相同的答覆。田賓還很年輕、白淨臉、沒見過多少世面的樣子。據段崇先介紹，他平時表現不錯，從來沒有犯過什麼事，也很少和他的幾個哥哥一起活動。如果說他是學校的學生，也有人信。
“我二哥真的出國了，”他再三辨白說：“走的那天還在街上吃了飯，家裡人除了大哥都去了，喝了不少酒。這事聯繫了有一個多月，還算快的，我二哥說那邊錢好掙。”
近年來東北去韓國打工的人不少，手續上並不繁雜，像田原這樣無家無業的主兒，只要尋上門路，撥腿就走不是新鮮事。
“帶行李了嗎？”
“帶了，被窩卷、褥子、臉盆，我三哥幫他打的包，海波送他去車站，晚上7點多的車。”
“海波是誰？”
“我二哥的朋友，孫海波，去南韓的事是他給聯繫的。”
“走了以後來過信沒有？”
“沒有，他從來不寫信。”
“電話呢？”
“我們家沒電話。”
對劉芳的詢問情況也相似，劉芳是個小巧玲瓏的姑娘，與田家姨表親，小吃店關張後一直沒走。她眼神中帶著警覺，但又十分樂意探聽一點田原的消息，有時欲言又止。給人的印象是，她對田原一往情深。田賓和田玉山都提到，送別田原那天晚上，劉芳哭了兩次，問她本人，她也承認，說田原出國打工是臨走前三天才告訴她的，她當時心裡很不是滋味。
“他沒給你捎信回來嗎？”
“沒有。”劉芳搖頭，神態有些悽婉，臉也背過去，髮梢垂下來遮住了半個面孔，“他走的時候說了，不寫信，掙夠錢就回來……”
有些東西表演是表演不出來的，參加詢問的人後來都相信，1995年10月16日是田原離家出走的日子，被褥是劉芳拆洗的，那時距“1.28”大案發生還有3個多月。以後對鄰居們的調查，也證明田家在去年10月份的確聚會送別田原，田原走後無人看見過他歸來。但是，在經過一番思想工作和陳明利害關係後，田賓首先承認了田原上齒有假牙。
“我們哥幾個都有假牙，”他舔舔嘴唇，“都是右上邊第三顆門牙，這顆牙生來就沒有。”“文身呢？”
田賓呆呆地看著照片，似乎對他二哥作了最後的辨認和告別。說：“從假牙和文身看，這是我二哥田原。”
至於和田原經常接觸的人，他提供有孫海波、孫海滔、閆文宇、喬復山、餘林棟等四名字。朱環青堅決否認他曾給田原文身，並亮出臂上的一條青龍－－這是一條真正的龍，龍頭龍身。至於田原身上的圖紙，他講聽說是田原自己刺上的：先請人畫在紙上，然後把紙貼在臂上刺就。這一點田賓也有印象。
關於田雨的去向，田賓說不清楚。田家的人向來各自行動，說走就走，說回說回，旁人不大過問。但田玉山後來說田雨跟他母親去哈爾濱找工作。隨即對田家進行了徹底的搜查，沒有搜出任何可疑的物品。田家雖稱不上家徒四壁，也簡陋得可以，唯有劉芳居住的一小塊天地乾淨一些。劉芳已與田原同居，她肯跟了田原，也算田原的福氣。換個角度看，在田原不可能不想辦法去弄錢。
晚8點20分，指揮部的會議上，何局長宣佈“1.28”大案的一名案犯已被確定身份。這是一個突破性進展，隨之而來的，就是確定其他三名活著的案犯的身份。根據蒐集到的情況，與田原走得較近的人有10幾個，在這10幾人裡，可能有3人參與了南山礦大劫案。所有列為嫌疑對象的人，只要還在鶴崗，地址明確，都派人去秘密監視起來，所在管片的民警和相關人員被招到指揮部待命。
首先提出的嫌疑人是喬復山，綽號“二稜子”，28歲，男性，身高1.74米，身體略胖，白臉，方顎，大眼睛，下兜齒，住站前五號樓。此人1月25日至2月10日在鶴崗，26日晚10時在北大嶺孟祥子家曾被人看到，開一輛藍色213車，車號01776，前機蓋子被撞壞。車內坐一女人，左眉部被劃了一個小口。2月11日晚，喬復山乘308次列車去哈爾濱聯繫買賣，據說是做油氈紙生意。目前已到北京，住華北大酒店。
喬復山有錢，靠“刀槍炮”起家，現在仍是“刀槍炮”首領，有自己的一塊地盤，手下有一夥打架不要命的弟兄。他發動過數次“黑吃黑”的火併，逐慚擴大了自己的勢力。來錢也容易，僱人開著卡車到小煤窯去，開到煤堆跟前，說聲：“裝煤！”就有人幫他把煤裝好，拉走賣錢，無人敢管。錢攢多了，敲詐勒索的事就幹得少了，把錢用去投資做生意，是當地不少人稱羨的發財方式。
“1.28”案中，有人舉報揭發他的劣跡，因為與大案無關，人又不在本地，暫時沒管他。 田原接觸過的另一個團伙首領叫餘林棟，綽號“黑子”，27歲，男性，身高1.78米，膚色較黑，圓臉，身體壯實，臂力過人，曾長期習武，當過田原的武功師傅。兩次因流氓、鬥毆判短期監禁。手下有五六個人，專門“吃地盤”，在他的地盤範圍內，負責保護商家店鋪的“安全”，走到哪裡，坐下吃好的喝好的，臨走揣上一份孝敬，伺候不好他，難免鬧得天翻地覆，得不償失，所以店家都只當多一個收稅的，散財消災。
1月28日當晚據說他在一個同夥家聚會，證明人都是他的同夥。這夥人手裡有槍是不必懷疑的，也有人會開車。田原參加過兩夥人的活動，但次數很少，有一次跟著餘林棟一夥提著鐵棍攔路搶劫，被帶到派出所。前腳剛進去，後腳他當居民小組長的母親就趕到了，在派出所裡大鬧一場，鬧得民警不亦樂乎，只好把她兒子放了。據段崇先說，田原近兩年裡與“刀槍炮”團伙接觸少多了，經濟情況上也能看出來，他從團伙活動中沒有得到多少好處。田原待人很客氣，懂禮貌，這一點給民警的印象也不錯，民警從未把他看作“刀槍炮”團伙的正式成員。
田原的朋友還有孫海波，一個普通人物。男性，27至28歲，圓臉，身高1.75米左右，無業，擺攤賣過布匹。據說人很文雅，善書法，此處民警便談不出更多的情況。或者說，他從來沒納入過警方的視線。在鶴崗數十萬人口中，甚至在年輕人中，他都只算個平均數。如果警察把這類人的一舉一動也看在眼裡的話，那麼警力必須增加20倍以上。孫海波被牽連進來主要是由於他去田家的次數比別人多，而且，他是田原去南韓打工的介紹人，田原去車站只有他去送行。田原去南韓的事現在還是個謎。
假設把孫海波視為犯罪團伙成員，那麼這個團伙還差兩個人，沒有人看到過田原、孫海波和別人經常相處。孫海波原住南山礦一號樓，結婚後住砂輪廠附近。既認識田原，又認識孫海波的有閆文宇，男性，身高1.67至1.68米，瓜子臉，白嫩皮膚，眉清目秀，平時言語不多，表現平常。值得注意的是，他原在案發現場南山礦北樓三樓水電科工作，負責收水電費，1994年底辭職。家裡是幹部。
把田原、孫海波、閆文宇3人看成一個團伙，勉強說得過去。那樣還需要加上一個人，孫海波的弟弟孫海滔可以算作一個。孫海滔24歲，1.80米身高，人稱“滔子”，和他哥哥一起做過短期摩托車倒手買賣，兩人比較親近。當然，把孫海波的弟弟孫海滔划進來，田原的弟弟田雨也值得考慮。田雨在初二那天與其母出走，其母在哈爾濱一戶人家作保姆，他也跟去哈爾濱，說是到省城謀個事情。走的時間有點蹊蹺。能夠考慮的重點對象就是這些，總的看來，田原的接觸關係不算複雜。三夥人，其中兩夥是“刀槍炮”，具備作案的車、槍等條件，也具備作大案的心黑手狠，體貌特徵上則不盡適合。另一夥人沒有發現有劣跡，但仔細研究，體貌特徵上更相似一些。
會議進行到半夜11點多鐘時，會場上又有激烈的爭議。一派人認為孫海波嫌疑最為重大。孫本人在外貌上與匪徒中戴警帽的一個相似，並且，他也應該最瞭解田原最後的行蹤。
另一派人認為，孫海波介紹田原去南韓，所隔時日已遠，田原完全可能在南韓幹不下去又返回鶴崗，參與了犯罪行動。孫海波等人從氣質上不像作大案的人，況且以前連小案子都沒作過，缺乏經驗，不可能一下子搞得那麼大。簡直說，他們是否摸過槍都值得懷疑。此案理解像是“二稜子”或“黑子”一夥子乾的，起碼從作戰經驗上看像。前一派反駁說，孫海波等人未必沒作過案、沒使過槍，倘若高成國、小金鶴兩案是他們乾的，那麼他們在心理上、物質上都有了一定準備。他們不見得是沒有前科的人，而可能是隱藏較深，從未暴露的人。
後一派意見也反駁說，高成國、小金鶴兩案同樣可能是“二稜子”等人乾的，喬復山已經跑去北京，很難說不是為了逃避打擊。孫匡男發言時，會場上安靜下來。在公安大學讀書時，孫匡男就是出類拔萃的人物，畢業前一直是全校的學生主席。憑著他敏捷的思維、熟練的組織能力以及標準的儀表，同學們都預言他前途無可限量，但他從來收斂放達，不為已甚，至今不過做到處長，而且已經覺得夠了。在他看來，能做好這個處長實非易事，尤其在需要對棘手的案情明確表態的時候。而現在就是這種時候。
“根據大家湊的情況，我更傾向於－－”他頓了頓，“孫海波這夥人是做大案的材料。”
“我認為，田原去南韓打工這件事，是‘1.28’大案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說，早在幾個月前，這夥人就已經把全案的過程籌劃好了。”
“為什麼一具屍體丟在這裡，我們查了那麼多天，查不出屍源呢？這個人就住在鶴崗，是本地人，有家庭，有鄰居，有熟人，我們查得再粗，也應該得到線索。管片民警再失職，也不至於連一個失蹤人口都查不出來。可是就是沒有查出來。為什麼呢？就因為罪犯事先已經摸清了我們工作方式，知道案子一發生，大規模的排查就會開始。怎麼排查？排查每個對象有沒有作案時間、作案條件。田原恐怕根本沒有去南韓，去南韓打工只是一個幌子，一個預謀，使我們在摸查中放過目標。他可能只是在本地潛伏起來。只有孫海波一個人送他去車站，只有孫海波一個人知道他到底上沒上火車。我相信他家裡人，包括他父親、他母親、他兄弟、他女朋友都矇在鼓裡，不然怎麼可能在摸查時個個若無其事，個個想不到是家裡人出了事？潛伏了多長時間呢？3個月。3個月才突然出動實施攻擊，這不是一般人能策劃出來的。不妨說，策劃者應該有點雄才大略，有高智商、思維周密。‘二稜子’、‘黑子’一夥人是不行的。凡明面上的‘刀槍炮’，大都是莽撞之徒，最起碼不善於隱蔽自己，不然怎麼會成為警察監視的重點呢？他們是另一路子，他們就乾脆在明面上，乾點小打小鬧的事，策劃大案，對他們自己未必有利，起碼危險性太大。”
“現在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孫海波這些人就是罪犯，甚至是一點證據沒有。可是我想強調一點，就像張廳長說的那樣，現在犯罪是在升級，罪犯的素質也在升級。過去作案的大都是最沒有耐心守法，最容易衝動的那一部分人。現在不同了，現在有一部分表面上守法，心底裡準備以身試法的人開始行動了。他們比較有頭腦，善於權衡利弊得失，不願意為了眼前利益喪失長遠利益，所以能夠忍受表面的服從。他們在我們看來也許還算是一類人口，但心裡想發財的慾望決不見得比明裡的強盜差些。他們自尊心強，要面子，慾望也更強，他們一旦覺得從正路上發不了財，把目光轉向犯罪，作的案子就不是一般的案子。現在通過經濟犯罪發大財的，哪個是低智商。”
“刑事犯罪上也是一樣。我們不要看‘1.28’明火執仗地搶、真刀真槍地幹，他們這裡每一槍都放得有章法，來來去去都有策略，從這裡面聞得出文化水平。要是叫在‘二稜子’和孫海波兩種人裡選擇，我想只能是後者而不是前者。我們的思想觀念一定轉變，適應新的形勢。”
房間裡再次出現了短暫的寧靜，閆自忠頻頻點頭。接著，從主席的位置發出幾記掌聲，張昕楓微微頷首，清楚地說道：“我同意。並且還要補充一點：“不要忘了，經濟狀況也是我們分析此案的一個出發點。”“還記得田原的那條黃秋褲嗎？我注意到，李寶勵提供情況說，四五年前他就看到田原穿那條秋褲。田原的弟弟田賓說，田原去南韓把這條秋褲打在了行李裡。現在在現場上，無名屍身上穿的還是這條秋褲。從搜查田家的情況看，田原的確比較窮，秋褲證明他的經濟情況一直沒有大的轉變。‘二稜子’、‘黑子’兩夥人都不缺錢花。”
“1月17日，他們曾經有過一次行動，目標也是南山礦。由於司機逃脫，沒有得手。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司機報案之後，鐵東派出所不是掉以輕心，大事化小，而是認真對待，認真上報，在‘1.28’案發後及時提出併案，那麼罪犯危險不危險呢？我看是有些危險的，可能會尋跡找到他們的聚集地。憑他們的腦子，17日暴露了一下後，28日再次出動，人數、手法都一樣，不會不有所擔心。可是他們仍然鋌而走險、不肯暫時避避風頭，這說明什麼呢？證明28日這天的機會對他們策劃已久的計劃來說是不可多得的，半年才發一次工資嘛。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們急於弄到這筆錢的心情是如何迫切，迫切到要冒更大的風險，就彷彿搶不到這筆錢過不了這個年。這種心情我看不像是‘二稜子’、‘黑子’這些人的。田原、孫海波、閆文宇這幾個人都沒有工作，平時不搞敲詐勒索，也不做買賣，生活來源是什麼呢？我看他們倒象是職業犯罪，長期準備，以求一逞。”
“我剛剛得到情報，據瞭解，閆文宇學過車，會開車。這樣，幾個人在相貌上，技術上就大體與條件能對上了。更重要的是，孫海波是田原所謂去南韓的聯繫人，田原即使是從南韓返回，也不大可能不與孫海波聯繫。孫海波至少要對田原的行蹤負責。所以我同意儘快對孫海波等人採取行動。不能晚。‘二稜子’、“黑子”兩夥人也要監控起來，先不抓。我們現在還沒有證據，不能完全排除這兩夥人作案的可能。”
實際上，張副廳長已經作出了最後的決定。會場上再沒有異議。確定立即抓捕的人員是：孫海波、孫海滔、閆自宇。
張昕楓問：“這三個人都在家嗎？”
閆自忠回答：“已經掌握了，都在家。”
王春林請示說：“閆帆和謝逢林也來了，您要不要見見他們？”
張昕楓點點頭，說：“叫他們來吧。”
南山分局有個民警，恰好是閆文宇的堂哥，這就是閆帆。田原的身份一經確定，牽連到孫海波和閆文宇，王春林就把閆帆的情況向張副局長作了彙報。張昕楓當時中：“這個同志怎麼樣？”
王春林斬釘截鐵地回答：“表現一貫不錯，我認為是可靠的。”
張昕楓盯住王春林看了片刻，說：“那好，你找他談談，瞭解些情況。”
閆帆是王春林手下的預審員，30歲，瘦高個，平眉，窄臉。工作上素來積極肯幹，與王春林的關係處得也很好。王春林腦子裡轉過，這件事不能避開他，否則反而是對不他負責任。王春林打電話把閆帆找來，問他是否認識田原，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坦率地告訴他，現在已經初步確定，無名屍就是田原，田原的同夥可能有孫海波，問他除了孫以外還可能有誰。
閆帆當時吃了一驚，立刻想到閆文宇，那種複雜心情絕非普通警察能夠體驗。但他終於還是說，如果有孫海波那就有閆文宇。孫海波和閆文宇住鄰居，他們的關係閆帆是瞭解的。在摸查中，閆帆也下到六號所，負責在發現假髮的27委一帶摸底，熬得眼睛都紅了，卻沒想到兇手可能是自己的親叔伯兄弟。
“還可以找一下謝逢林，”他說，“謝逢林也知道他們的來往。”
謝逢林是大陸派出所所長，和孫、閆兩人住緊鄰，他提出謝所長，也是為了表示公正。本來以為王春林副局長會講上幾句，要他經受住考驗、千萬不能走漏風聲等等。可是王春林什麼也沒說，只是告訴他，作好準備，參加傳訊朱訊春的行動。驀地，他覺得他永遠佩服王春林。晚上8點多鐘，他奉命去閆文宇家，觀察閆文宇的動靜。快到門口時，正遇上閆文宇媳婦甄玲出來，兩人打了招呼。他問閆文宇在家沒有，甄玲說在家，叫他進去坐，自己去趟小賣部就回來。閆帆說不進去了，只是路過，還有要緊事辦。甄玲知道他們正忙，也就沒再邀請。回到六號所，向王春林彙報了情況，王春林點點頭，就要他去休息，說指揮部可能還要找他去了解情況，讓他先抓緊時間睡一會兒，閆帆躲進一間屋裡，腿立刻就軟了，坐在床上，愣了半天神兒。
他明白堂兄弟這回是犯了槍斃的事，誰也救不了他。哪怕跑到天邊上，也還是要抓回來。只存有一點僥倖，就是審訊下來證明不是他乾的。但萬一是他乾的，他就只能承擔罪責。去堂弟家的路上，他反問過自己：希望他在家嗎？還是希望他已經跑掉？最後覺得還是希望他在家。既然誰也不能挽救他，跑掉了對大家都不好，對他自己也不是出路。也許是當警察的時間長了，審訊人審多了，對於殺人抵命的事已經看得習以為常，他比別人更能接受這種因果報應的事實，也明白自己處在執法的位置上態度來不得半點含糊。但他還是有些想不通，為什麼堂弟偏要走這條路。
謝逢林來了以後，聽了情況介紹，琢磨了一陣兒，說：“背不住是他們乾的，這兩個人心都太重，都想幹大事。可是表面上確實看不出來……”
現在，兩個人都站在了張副廳長面前。張昕楓著急看了看閆帆，把手中的鉛筆放下，問：“如果確實是孫海波，閆文宇作案，你有什麼想法？”
閆帆儘量平靜地答道：“殺了這麼多人，他們沒話可說。”
張昕楓讚賞地點點頭：“你說得對。－－閆文宇的父親是做什麼的？”
“過去是南山礦的總務科長。”
“母親呢？”
“藥劑師，在礦醫院工作。”
“家庭經濟情況怎麼樣？”
“他父母家經濟情況還可以，他自己不行。原來在礦上幹，每月200多塊錢吧。愛人在機電廠工作，每月不超過200塊錢。”
“父母家支援一點嗎？”
“結婚後他們就單過了，他這人面子重，從來不向家裡要錢。”
“他什麼時間辭職？”
“去年12月份吧，聽說要去南方經商，好像出去過一次，詳細情況不大清楚，我們平時走動不多。”張副廳長轉向謝逢林：“你對孫海波什麼印象？”
謝逢林猶豫了一下，說：“實話實說，我對孫海波不反感。他人很穩重，很孝順，為人也比較仁義。犯罪的事另說。就平時表現來看，挑不出什麼大毛病。在家裡他是老大，什麼事都是他撐著，老人病了，要拉煤了，蓋個廚房什麼的，主要靠他。他也吃苦。字寫得好，愛看書，說話能說出道道來，對人也較和氣－－我是有什麼說什麼……”
張昕楓微笑著鼓勵：“說吧，繼續說，我愛聽實話。”
謝逢林個子不高，身子也挺瘦，但是個爽快人，說話沒遮擋。見張副廳長肚量大，又添了幾句：“我們住鄰居，有些事我知道。孫海波這人和大家處得不錯，別人有什麼事，他能幫得上忙的就幫，不惜力。比如說幫人挑水；也幫我們家挑過水，還愛擺弄個機械、電器什麼的。他和閆文宇兩人關係是好，尤其是前一段，見過他們串門兒，田原也來過。要說作案，田原那小子肯定幹得出來，我不知道海波和閆文宇怎麼能和田原走得那麼近……他們兩個都是有主意的，真要想作案，簡單不了，人不能光看外表，不能光看人緣好不好。好人作不作案？好人也一樣可能作案，這兩個人我看也還是都缺錢，起碼想掙大錢。簡單說吧，是他們乾的，我也信。”
張昕楓問：“抓捕的時候，由你去敲門，他們會不會懷疑？”
“不會。我去行。”
“那好。” 接下來便是研究抓捕的方案，主要是什麼時候動手。有主張立即行動的，有主張拖到三四點鐘的。
關鍵是很可能要發生一場激戰。對方有作戰經驗，又處在高度警覺中，犯的是死罪，必然不存僥倖心理。公安人員登堂入室需要一段時間，罪犯稍有反應，就會拔槍射擊。到那時候，敦促對方投降是不太現實的，結束戰鬥只能到最後擊斃對方，這期間發生的傷亡、誤傷都應儘量減少到最低限度。
何局長提出，清晨6時30分左右比較合適。這個時間裡，一夜過去，犯罪分子比較容易麻痺；天色已亮，許多人家開了街門，開始有人走動，又還都沒有離家，行動起來不大顯眼。張副廳長批准了這個方案。
此時，天黑得正沉，外面寒風呼嘯，聲勢浩大，彷彿有千軍萬馬正向這個城市發動攻擊。這樣的夜晚，人們本來應該在家裡熟睡。
——預知後事如何，請看《大案紀實錄2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