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干部院”，是一条市场小街，我无法确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市场，有卖古玩的，有卖盆景花草的，有卖小狗小猫各种观赏鱼的，还有卖兔子家鸡的，甚至还有卖烟叶烟斗简单卷烟机的。
很多居民屡次向政府反映，说这些商贩把街道搞得脏乱差，希望把他们规范到其他地方去。我与他们的感受不同，我很喜欢这样的街道，觉得这景象有点像年前的腊月，很有烟火气息。
从家门出来走到小街的东边，向右一拐，穿过一天只能容下一辆面包车通过的小巷，我管它叫“面包巷”。
通过面包巷，是一个广场，这里矗立着本地的一家剧场。记得我就是在这里看的张艺谋的《红高粱》。
影院剧场在那个时代是最热闹的地方，因为年轻人的业余生活太过贫乏，所以每到夜幕降临，大家就都想往这种地方凑。鱼龙混杂，易出是非就是对影院剧场最准确的写照。
这座剧场对于我并不陌生，曾在古城读过半年书，晚上逃掉自习，从宿舍车棚撬辆单车，骑到剧场旁边的录像厅看录像，那是常事。
录像厅的老板少一颗门牙，据说曾镶过金牙，结果让混混给掰走了，把他心疼的不得了，就一直缺着，没有再镶。
老板姓霍，人们当面管他叫霍哥，背后叫“大豁牙子”。
VCD机的普及虽然让录像厅歇了菜，却挡不住大豁牙子的赚钱之道，摇身一变，把录像厅改成了游戏厅。
我和谭二有一次在剧场旁边的小馆里喝酒，他的老婆嫌我们聊的麻烦，自个儿跑了出去，不一会儿回来说，在那边的游戏厅赢了一百块钱。
就这样，我跟着谭二和他的老婆，醉醺醺地踏进了游戏厅。
那个时候，雇一个店员月薪一百五，而自打进了游戏厅，我每天都要输掉几百块。
生活刚刚转好，我居然添了这种令人不耻的恶习。每当晚上回家，面对辛辛苦苦过日子的老婆，我的内心就会产生极度的不安和内疚。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咬牙决心明天再不去玩，可每当第二天穿过面包巷，走到剧场门口的时候，脚便不听使唤，又会神死鬼差的迈进去。
那是非常煎熬的一段时间，我已无法自控。
当时的一万块就可以在稍远一点的地方买一处院子！此时我还在租着别人的房子住，却要每天面对着一台铁疙瘩，给大豁牙子送去几百块。
环境会改变人，如果你经常去图书馆，结识的一定是文人墨客；如果你经常去体育馆，结识的一定是热爱运动之士；如果你经常出没烟花柳巷，结识的不会是什么正人君子；同样，在赌博游戏厅里，认识的也只能是赌徒了。
谭二欠下了大豁牙子六千块，他找到我，问我大概输了多少，我说估计七八千吧。
“我听说了，这钱能要回来一些！”谭二说。
我不大相信他的话。如果输钱的都能要回来，那开游戏厅的图什么呢？这是起码的道理。
谭二看我不信，又说：“不是谁都能要出来，可咱肯定行。”
“为什么？”我问。
“我的姨姐夫是专管他们的，你跟着我去就行了！”谭二很有底气地答。
于是在第二天的晚上，我从我租住的“干部院”走出来，穿过花草鱼虫小巷，拐进面包胡同，来到剧场旁边的游戏厅门前。我要等着谭二，准备同他一起去找大豁牙子，要回输掉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