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進的苗頭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目前官方文獻中，比較通行的說法是“一五計劃”（1953-1957）順利實施過程中。
短短几年間，國家各項事業迅速恢復和發展，社會風氣為之一新。政治和軍事方面，在朝鮮逼平美帝，政權徹底穩固；經濟上物價穩定，生產恢復，老百姓生活有了顯著改善；文化上還沒開始管控，各路文藝大咖心氣兒比較順溜，創作也比較繁榮。
然後，黨內一些人就開始飄了。當時最典型的心態是，搞經濟、搞建設也沒什麼了不起嘛！我們白手起家，連江山都打下來了，現在這點東西完全是小意思。反映到政治生活中，就是順勢而來的左傾激進勢頭，以及緊跟的“反右傾保守主義”。
1955 年 11 月，毛主席主持制定《農業 17 條》，把原定 1967年實現糧食產量 5000 億斤的目標，一下子翻倍到 1 萬億斤。這次激進修改，在工業、交通運輸等各行業引起了連鎖反應。
周恩來等人發現苗頭不對，開始試著釋放冷靜信號，儘可能糾正偏差。
1956 年 1 月底的二屆政協二次會議上，周恩來講了這麼一段話，極具個人穩重、平衡、循循善誘的語言風格：
“我們應該努力去做那些客觀上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這樣做，就要犯右傾保守的錯誤；我們也應該注意避免超越現實條件所許可的範圍，不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
這句話首先呼應了當時反右傾保守的黨內風向，又委婉提出了防止脫離實際、盲目冒進的主張。這種先肯定後延伸的表達方式，也是溝通交流中最常用的“委婉法則”。
只可惜，當時中央主要領導的認識已經出現偏差，總理對下釋放再多信號也無濟於事。
到 4 月份，不顧實際、“齊頭並進”的冒進政策開始造成後果，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受到影響。不少人開始意識到總理的先見之明和正確主張。
然而，毛主席在中央會議上卻提出，要進一步追加 20 個億的年度預算投資。與會者，除了極個別人之外，大多對此表示反對。尤其是周恩來發言較多，他從大管家的角度，提出追加預算將導致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糧食供應會出現問題等。
越是反對者眾，毛主席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最後大家不歡而散。
其實也能理解，從革命戰爭年代開始，毛主席就是靠少數派意見扭轉乾坤的，他的自信基礎實在太深厚了。當然也不排除，這裡面有心態方面的問題。
出於對黨和國家事業的忠誠，出於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周恩來在會後專門去找毛主席彙報工作，說了這樣一句可能他自己都追悔莫及的話：
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
據胡喬木後來的回憶，總理說完這句話，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就離開北京去了外地。
到底毛主席怎樣生氣，胡喬木沒有講，但為什麼生氣，我們至少可以從溝通表達的角度，簡單分析一下。
“作為總理” ，上來這四個字就值得商榷。從語氣上，這四個字太重，帶有明顯的情緒色彩。誰是總理，大家都很清楚，強調這個概念，很容易讓主席有一種被逼宮的感覺。以老人家說一不二的性格，恐怕這四個字已經把會上積攢的火兒掏起來了。
此外，這四個字還有一層理解方法，那就是強調“總理”角色對經濟事務的領導權限和專業能力，言外之意，主席統管全局，但對經濟方面的問題不一定掌握那麼準確、全面，意見未必符合實際。
俗話說，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總理這樣說話，更多是一種焦急的心情，不可能隱藏這種深意。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和心情下，主席會怎麼想？誰也不知道。只有結果是確定的，主席很生氣，離開了北京。
當然，主席更生氣的還是後面這句話：
我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
這句話殺傷力太大，單純從邏輯分析就是這樣：如果我同意了追加預算的主張，我就對不住良心。簡化一下：“追加預算”→“違背良心”。
追加預算是主席本人的明確主張，這樣的話，已經無異於當面頂撞、抗顏犯上了。更不用說，在會議上，其他領導已經紛紛發言，對主席的意見提出反對。這種情況下，身處多數陣營的周恩來，說出這樣情緒激烈的狠話，也難怪毛主席接受不了。
我們黨內是講民主的，但有些事情涉及人性，真的無能為力。
回過頭來再看這句話，周恩來從“技術”上“說錯”了這句話，卻淋漓盡致體現了他對黨和國家事業的忠誠，體現了襟懷坦蕩、實事求是的高尚人格。要不是現實中出現了盲目冒進惡果，要不是黨和人民利益受到了損失，以他的修養怎麼可能如此失言？
話說回來，好多負面的事情，起因都是善意的。
溝通表達的目的，絕不是直抒胸臆、只顧自己痛快，把好事辦好才是王道。歷朝歷代的諫官，直言上書、指摘得失的人如過江之鯽，可真正能靈活進退、左右擺佈、虛與委蛇，克服重重阻力把事情做好、辦成的棟樑之才，卻少之又少。
周恩來的這次“失言”，沒有馬上引起什麼後果。在他主持下，國家縮減財政支出、壓縮基建經費，年度預算一律縮減 5%，及時調整了冒進勢頭，把國民經濟運行維護在合理區間。但事情並沒有結束，這件事或許已經深深印刻在毛主席心裡。
1957 年-1958 年的多次中央會議上，毛主席持續對“反冒進”提出嚴厲批評，說這樣把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打掉了，“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離右派只剩了 50 米。
這種力度的話，放在誰身上都是一座大山。
周恩來為“反冒進”親自寫了檢查。時任總理辦公室學習秘書的範若愚幫助整理，根據總理的原意，補充了一句“
我和毛主席風雨同舟……”，被總理看到後刪掉，改成“我是毛主席的學生” 。一字一句，都是政治。作為後人看到這裡，不禁一聲長嘆。
聯想到後續的“趕英超美”、大躍進、反右傾鬥爭，毛主席在激進道路上越走越遠，很難說沒有前文那次頂撞在內的心理衝擊因素。周恩來的內心深處，是否對當初的那句話，懊惱不已？
今天的故事先講到這裡，很多敏感的東西沒法講，公周作為職場博主，也沒必要介入太多歷史紛爭。希望大家從歷史故事中，汲取成長營養，錘鍊個人修為，提高將來成長進步的續航能力，也就可以了。
總理是我心目中最會說話的人，講述他的這次“失言”，我並不想教給大傢什麼謹言慎行的泛泛道理。我更想說，人之為人，不是機器，不是聖人，沒有誰時時刻刻斟酌一字一句，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我們磨鍊溝通技巧、說話方法，不是為了吹捧領導、爭名逐利，而是為了把事情做好，為個人成長和事業發展減少阻力、凝聚助力。大家切莫捨本逐末，一味沉浸在對技巧的追求中，喪失應有的初心本意。
總理的“失言”，恰恰說明他不是逞口舌之快、工於心計的陰謀家，而是光明磊落、坦蕩無私的真君子。他聰明但有真性情，婉轉而不失原則，有血有肉、有情有義，這樣做人做事的水準，實在是古今罕有，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和銘記。
至於總理為什麼明明站在了正確的立場上，卻不得不委曲求全？後面的文章我們會慢慢再講。（原創/公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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