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城民間有沇江黃氏兩度產生“九子十尚書”的傳說，傳說似乎言之鑿鑿，有根有據，而有基本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發生的臆想產物；但是，作為豐城有著輝煌仕宦歷史的黃氏家族，這個傳說的產生總非空穴來風，並非沒有一點依據。
拋開傳說不談，最近陸續出土的宋代碑刻，也許能證明產生於後世的傳說的所本。碑刻的珍貴之處在於，它是用當時人記錄當時事，而且是經過多人視草。有一通刻於淳祐十年（1250）的《有宋金華可新墓記》碑刻就記載，“豫章豐城沇江黃氏，上世自婺之金華徙家，一居雙井，一居沇江。雙井太史以文章名天下，而沇江之族亦以儒學顯。自朝議府君得禮擢元祐進士，厥後接武科第者十有三人：吏部郎官次山為政和釋褐第一，禮部尚書疇若為嘉定名法從。其餘政事、文學，皆燁然有聞於世。宦學之盛，兩族蓋炳乎相輝”。就是說，當時從金華遷到江西的兩兄弟後裔，修水雙井黃氏出了黃庭堅家族，豐城沇江黃氏出了黃得禮家族，兩族從宦、學來說是可以相提並論的。由於黃庭堅名震天下，甚至豐城黃氏有時也會故意忽略他們是同時遷贛，豐城一支是先到南昌杏花村，再遷沇江的事實，而說成是從雙井遷來（不僅沇江黃氏這樣說，豐城更早的、幾乎已經土著化的秀市銅瑞坪、喬坑等地黃姓後來也故意模糊族源，甚至主動放棄原有世系而向雙井黃氏靠攏。如刻於嘉定十七年即1224年的《有宋黃德之墓誌銘》中就說“家本雙井，五季間徙豐城縣治之南，所謂黃家湖者，居三世又徙於會昌鄉之井門”。）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碑刻記載的一些有趣史實，比如黃金華碑中提到的十三人榮登仕版的問題，以及豐城土著黃氏和外來黃氏如何通譜的問題。
碑刻最重要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首席”科舉世家黃得禮家族的世系及科第。黃得禮的名字最早出現在宋代碑刻中，是崇寧二年（1103）他為同年進士孫發之父孫景陽寫過一通行狀（《孫叔明墓誌銘》，秀市出土）。至於黃得禮的履歷，我們可以從其子黃次山（黃彥平）《三餘集》中所載《先大夫述》中得知，黃得禮九歲喪母，十四歲在太學就讀，二十五歲時中元祐三年（1088）進士，則其生年為治平元年（1064），與譜載相合。先後任鼎州桃源縣尉、虔州興國縣令、柳州軍事推官。出現懸疑之處在於黃得禮的子孫。譜載得禮有子六人：彥輔、彥弼、彥方、彥平、彥正、彥直，其中中進士者三人。黃氏兄弟中進士前發生了“元祐黨案”，蘇東坡、黃庭堅被錯誤地打擊壓制，使與之有些許瓜葛的人也成為無辜者。黃彥平就是在太學上舍參加殿試時，因為與黃庭堅家族同源，初置第一，抑置第四的，因此，為了迴避這種無聊的政治糾葛，黃彥平改名黃次山，另外一個兄弟改名黃望堯，才得以在仕途上沒有產生無謂的犧牲。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個改名望堯的是誰，以及譜中所載的黃彥弼是否考中過進士，為什麼豐城舊志中黃彥正與黃望堯履歷一樣。此外彥方、彥直沒有考中過功名是肯定的，譜載彥方只活了39歲，封過一個朝議大夫的銜，娶的就是其父世交孫發的女兒；幼子彥直只是一個太學生，蔭過一個承仕郎的銜。因此只有黃彥正成了問題的焦點。由於“事遠難稽”，加上後世矯改譜牒的誤導，這一問題一直困擾著數百年後編修《豐城縣誌》的志學家們。他們在《科舉》一欄宋代部分頻頻出注，進行分析，實在不行了，就乾脆兩者並列，存疑不改，留待後來的新史料進行辨析。主要問題就是黃彥平和黃次山是否是同一人，他是哪一科的進士，黃彥正是否進士等問題。這種做法無疑是審慎的，因為陸續出土的宋元碑刻恰恰對此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筆者手中有一通曾流失到撫州、又被筆者搶救回豐的《宋故黃將仕墓誌銘》，正好記載了這段史實。碑主是黃得禮的曾孫、黃彥弼的孫子。碑刻一開始就述說了他家三代科舉盛況：
公諱正衡，字公權，世為豐城黃氏。曾祖諱得禮，舉進士第，終柳州推官，贈朝議大夫。祖諱彥弼，隱德不仕。初，曾祖既以文學登第，則益訓子孫於學。政和二年（1112），伯祖彥輔（登）莫儔榜中遺逸科；宣和元年（1119），叔祖次山上舍擢第，為舉首。紹興十二年（1142），叔祖望堯、從叔元之（登）陳誠之榜同賜進士及第。由是豐城之言仕進者，以黃為稱首。
從碑文中可以看出，得禮子孫三代登進士第的只有黃彥輔、黃彥平（次山）、黃望堯（彥正）、黃元之四人，其中黃元之是黃彥平（次山）之子。碑主的祖父正是“隱德不仕”的黃彥弼。而且，碑主的口氣稱彥輔為“伯祖”，次山、望堯為“叔祖”，元之為“從叔”，則彥弼排行老二是沒錯的。由此可知，族譜所載“黃彥弼登進士”肯定是錯的，而且名下鄂州教授的官銜與彥正一模一樣，也是錯誤的，改名望堯的是黃得禮第五子黃彥正無疑，則歷代豐城方誌中黃彥平、黃次山兩人；黃望堯、黃彥正兩人均為同一人，可保留其中一種名字或將另一名字作小注，方允史實；沇江黃氏另有黃朋、黃穎、黃誠、黃疇若（得禮之孫）、黃遵、黃紹宗、黃巒、黃竑（彥輔曾孫）等八名進士，加上前述五位，正好是十三位，而且其中黃疇若官至禮部尚書，這也許就是“九子十尚書”傳說的母體。
作者：劍川（毛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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