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相聲倉庫,馬三立稱他為老先生,兒子王文林卻離開了德雲社!


他是相聲倉庫,馬三立稱他為老先生,兒子王文林卻離開了德雲社!


在相聲界,只有一個人被公認為“相聲倉庫”,他就是北京的王長友先生。有人說他的相聲水平比侯寶林只強不弱。1981年出版的《中國戲曲曲藝詞典》給十五位相聲藝人單獨列了介紹條目,這十五位德高望重的相聲藝人大部分都是觀眾耳熟能詳的,中間有一位在當年的相聲界是鼎鼎大名,但如今其名字卻知之甚少,他就是王長友。甚至很多人知道他還是因為他的兒子王文林。


“相聲倉庫”


王長友1912年出生於北京,但他祖籍卻是浙江紹興,一個專門出師爺的地方。要說這師爺一般來說都是聰明人,腦子和嘴皮子都必須好使才行。這一點在王長友身上還真表現得淋漓盡致。

最早王長友父親是學京劇的,可惜沒成角兒。王長友一開始學的是裱糊匠,這手藝他自打學了幾十年都沒忘,甚至到了五六十歲還經常給同行家裡糊頂棚。他的學生李增瑞曾回憶說他家的頂棚就是王長友給糊的,為這事李增瑞母親唸了王長友半輩子的好。而王長友回答為什麼他喜歡給人糊頂棚時,他就倆字,有癮。

由於家裡父親學京劇,住的地方又離天橋近,王長友開始學相聲,一開始是跟八德之一的劉德智學,劉德智是焦德海的捧哏,水平自然不低。後來王長友正式拜師拜的是趙靄如,這位趙先生也是一位水平遠大於名氣的主兒,而且趙靄如和焦德海劉德智一樣都有自己的場子,不論是燻活還是實習都方便。跟著的老師和師父水平高,王長友起點就高,再加上他敏而好學甚至有過耳不忘的本事,他相聲技藝進展極快。

之所以王長友有相聲倉庫的綽號,一方面是指他會的多,說學逗唱、貫口、柳活兒、單口、群口、雙簧都不在話下。甚至學蓮花落時,他能趕全活,蓮花落一共就分生旦丑三角,他和孫少林一樣全能拿下。

另一方面原因則是他記憶力超好。曾經有一次他聽了孫少林的貫口當場就記住了,回來傳給了徒弟徒孫,等過了幾年李金斗和孫少林見面,說起貫口來孫少林大為驚訝,居然和自己的一模一樣,可見王長友的記憶力確實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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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長友年輕時嗓子不錯,柳活兒也是一絕。年老了因為生病導致嗓子啞了,他從此改以說為主,另外加強了演的成分。觀眾給他的相聲起了個外號,麒派相聲。因為京劇麒派就是啞嗓加細膩的唱唸做打為特點。

王長友擅長演的特點在《哭的藝術》這個段子中表現的極為到位,這段子原名《哭論》,中間王長友表演丈夫哭妻子時動作極為細膩到位,他的後脊樑隨著哭泣一起一伏的細節表現讓人歎為觀止,被譽為“後脊樑全是戲”。所以侯寶林乾脆建議王長友將他的《哭論》改為《哭的藝術》,因為他的表演都上升到藝術層次了。目前相聲界演這個段子能接近王長友水平的也只有田立禾一人。

正因為王長友如此高的藝術造詣,他的相聲倉庫名號確實恰如其分,其相聲藝術水準在相聲界堪稱一絕,比侯寶林可以說是隻強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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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聲教育家

王長友有徒弟12人,其中有名氣的如趙振鐸,康松廣等人,尤其是趙振鐸後來還成為北京曲藝團團長。

看起來王長友似乎和相聲教育家關係不大,其實他的傳藝並不限於自己的徒弟。

他曾經將一些自己拿手的柳活兒段子傳藝給常寶霆和蘇文茂,常寶霆和他同輩但歲數小,蘇文茂更是小一輩且沒什麼師承聯繫。此外他曾經的搭檔譚伯儒還特地讓自己的徒弟陳湧泉跟王長友多學學。

除了帶出趙振鐸這個好徒弟之外,徒孫李金斗也是王長友親自教出來的。另外,北京曲藝團元老王謙祥李增瑞雖然師承是馬季門下,但他們的相聲本事大半都是王長友傳授。

如此看來,王長友教過的人從寶字輩到明字輩可謂遍地開花,這種只傳藝不收徒就相當於只做好事不留姓名,如此說來,他算作相聲教育家是實至名歸的。

但是有人好奇,為何王長友不論是徒弟還是徒孫以及學生,真正風格像王長友的幾乎沒有呢?這是王長友的教育方式決定,他教育學生的方針是引導,而不是單純的灌輸。他的理念是,你不能光像我(像我者死,學我者生),你要根據自己的條件去學。這就是最簡樸的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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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聲作品和理念


剛才說了,王長友代表作除了《哭的藝術》外還有《文章會》《朱夫子》等段子,現如今流傳下來的錄像只有一段他和羅榮壽的《文章會》,這是他逝世前幾個月搶錄的。此外還有一些和其他人的錄音傳世。

王長友有創作能力,他創作的相聲有《劉巧兒養豬》等,其中有一個《魔椅》是根據莎士比亞的作品改編的,後來牛群馮鞏曾表演過類似的相聲。而八十年代春晚上王剛和趙連甲曾表演過一個小品《拔牙》,那其實應該是一段化妝相聲,其作者之一也是王長友。

對於相聲藝術的精髓,王長友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認為相聲藝術雖然是一個讓人發笑的節目形式,但發笑的方式還是應該是引人發笑而不是逗人發笑。如果只是為了讓觀眾笑而降低藝術格調,那是適得其反。真正的相聲藝術應該以藝人的表演引導觀眾不由自主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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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寶林送罐掏段子

在老北京,養蛐蛐鬥蛐蛐屬文雅之事。王長友覺得過去說相聲的常被人視為靠耍嘴皮子練貧嘴吃飯的人,所以他玩蛐蛐的初衷是想多跟有文化的人接觸。事實上,他從中既得到了樂趣,也玩出了文化和品位。相聲界玩蛐蛐玩出名堂的,王長友是獨一號。怎麼喜歡上蛐蛐呢?他是南城的“根兒”,住家在窯臺,離陶然亭很近。在早,陶然亭不是公園。這裡是一片大葦塘,雜草叢生,蛐蛐不少。王長友五六歲便開始在陶然亭逮蛐蛐。後來,他玩蛐蛐主要是自己逮,很少買別人逮的。60多歲了,他還騎著自行車到蘇家坨去逮蛐蛐呢。他養蛐蛐最拿手。一般蛐蛐分前秋、中秋和後秋,什麼時候的蟲兒喂什麼吃的,罐裡的溼度和溫度如何,怎麼換氣,怎麼過凌子,他都有自己的一套養法。他把蛐蛐叫“三反蟲”,敢情蛐蛐跟通常的昆蟲反著來。一般昆蟲是雄性的有戰鬥力,蛐蛐正相反,相鬥的都是雌性。雄性的蟲兒叫三尾(音:yǐ)大扎槍,沒有戰鬥力,卻能扎仔。蛐蛐交配也叫過凌子,因雌性蛐蛐交配完,兩尾中間有個小白珠,像冰凌,故有此稱。雌在上雄在下,要想讓雌性蛐蛐衝鋒陷陣,在鬥蛐蛐之前,必須得讓它過透了凌子。王長友在這方面有自己的絕活兒。他跟京城玩蟲名家“金針李”是老朋友,當年,他在鮮魚口裡的迎春茶社說相聲,下了場,甭管多晚,得奔西河沿“金針李”家,切磋蟲藝。

1953年,王長友跟師世源(師勝傑的父親)在哈爾濱和瀋陽演出,在東北打出了知名度。後來東北的一家曲藝團到北京曲藝團“挖”王長友,答應讓他過去當團長。王長友笑著問,你們那兒有蛐蛐嗎?人家說,東北天冷,有蛐蛐也活不了幾天。王長友一聽這個,笑道,沒蛐蛐,我過去幹嗎?

說相聲的都知道王長友肚裡的活兒多,想讓他往外掏活兒,最好的主意是送他倆蛐蛐。侯寶林比王長友小五歲,見了面叫他師哥。當年他倆一塊在故宮午門前頭撂過地。有一年,侯先生得知王長友從南方得來一段諷刺軍閥的相聲《白逼宮》,碰巧他在一個廢品收購站發現了兩個趙子玉的蛐蛐罐,把它買了回來。正趕上王長友的徒孫李金斗到侯先生那兒聽課。他對金斗說,我這兒有倆好玩藝兒,讓你師爺來拿吧。金斗一看是蛐蛐罐,樂了。他知道師爺最好這個。趕緊去找王長友。王先生一聽是趙子玉的罐,馬上奔了侯家。王長友當然不會白要侯先生的罐。不但把《白逼宮》說給他,而且還親自下廚。炒了四樣他的拿手菜:“燒海參”、“獨麵筋”、“米粉肉”、“溜蝦段”。

“相不遊街”和追一句話

王長友說了一輩子相聲,玩了一輩子蛐蛐,但從沒賭過。他從玩上陶冶了性情,提高了生活品位。一般說相聲的不但在臺上幽默,而且在生活中也常開個哏砸個卦什麼的。透著那麼風趣。比如馬三立先生,平時說話就很幽默。老相聲演員趙佩茹說活兒不怯場,什麼場面都能對付,素有趙大膽的雅稱。他去世後,舉行遺體告別,馬三立先生走到他的遺體前,悄聲說了一句檻兒:“佩茹,這會兒你才知道頂瓜(害怕)呀!”一句話說得人們抹去了心頭的悲痛。相聲表演藝術家們的遺體告別都跟常人不一樣。但是王長友卻是另一種風度。他常說這句話:相不遊街。也就是您是幹什麼的,走在街上不能帶出相兒,讓人看出來。說相聲本身是搞幽默逗人笑的,在生活中,卻不能讓人覺得你貧嘴鴰舌。比如有的北京人聽別人說什麼事說對了路,常愛一咧嘴:咳!王先生最煩這個,他認為這個“咳”,應該用在舞臺上。在生活中用,則顯得貧氣。他對徒弟和兒女們是“臺上一齣戲,臺下乏規矩”。所以,他平時顯得挺文靜,甚至有點兒古板,但一上了臺就不是他了。侯寶林說他像老夫子,李金斗說他像教授。通常相聲演員出了名,觀眾往往根據他的特點起個外號。如郭啟儒胖,外號叫“土豆”,侯寶林偏瘦,當年外號叫“么雞”,馬三立先生外號叫“牙籤”,孫寶才外號“大狗熊”,常寶昆外號“小蘑菇”。王長友從十幾歲就撂地賣藝,卻非常遺憾,到死也沒落個外號。

王長友在帶徒授藝上確有教授風度,對相聲藝術,可以說一絲不苟,有時甚至到了咬文嚼字的地步。“二常”(常寶華、常貴田)表演過有名的相聲段子《帽子工廠》。最後兩句是:甲:我們給她戴了一頂帽子,不大不小正合適。乙:什麼帽子?甲:資產階級野心家。王長友聽了,反覆推敲,覺得這兩句臺詞在邏輯上有毛病,應改成:後來她自己戴了一頂帽子。就更貼切了。王先生讓人把話帶給“二常”。“二常”跟王先生是老朋友。對他改的這句臺詞非常敬佩。李金斗跟師爺王長友“吃小灶”,有一天,王先生給他說傳統段子《牛頭教》,講解一遍後,讓金斗回家複習。金斗剛進家門,王先生騎自行車追過來了。看他呼哧帶喘地上了樓,金斗以為出了什麼大事。王先生說,事兒可不小,我剛才給你說的那個段子,你走了以後,我又從頭默唸了一遍,發現丟了一句話。忘了一句話,老爺子竟大老遠的騎車追了過來。可見他對相聲藝術是多麼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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