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暢暢，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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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B站（bilibili）自制綜藝《說唱新世代》中的一首說唱歌曲《We We》走紅中國社交網絡。
以著名香港樂隊Beyond的流行之作《Amani》打底，六位青年說唱者依次出場：評論海灣戰爭、嘲諷金融危機、敘述大歷史。一反西方嘻哈常見的粗口，而呈現出相當主流、端莊的政治化風格。滿屏的彈幕皆是“神聖的感覺”、“說唱也有大格局”、“不上春晚很難收場”等溢美之詞。
《說唱新世代》上線三天，便獲得了百萬級的點擊量。B站的這檔節目，還有近期收官的《脫口秀大會》的相繼“出圈”，似乎都在證明，網綜也可以“正統”，由下至上地張揚國內青少年的文化主權，或者說，樹立文化領導權。
從官方的角度，這絕非聳人聽聞之辭。自從綜藝的生產主陣地轉向視頻網站後，青少年就已成了綜藝生產的絕對目標受眾。
在傳統電視時代，能讓青少年瘋狂的，大多是歌唱選秀節目和棚內明星競技類綜藝。只不過，無論是廣告商還是意識形態的影響，電視節目的生產依然以滿足家庭成員心理的最大公約數為目標。在互聯網還沒有像現在這樣高度滲透進日常生活之前，跨代際的集體收看“儀式”一直佔據主流。
應該在馬東離開傳統媒體，轉而製作愛奇藝的脫口秀《奇葩說》後，事情開始起變化。
《奇葩說》當時網羅了一批口條機靈、混過社會的青年人，以經驗老到的KOL（關鍵意見領袖）身份，不談國是，只論生活、感情和工作，在嬉笑怒罵間，教授著同齡人觀眾如何在殘酷的“叢林環境”裡積極地尋求自我持存。
很快，以《奇葩說》為代表的網絡脫口秀就成了新一代青少年的“紅寶書”，他們不接受外界對它的批評。同樣，這些在脫口秀裡巧舌如簧、口若懸河的選手或演員們，一躍化身為一定程度上可以影響網絡輿論的流量名人。
脫口秀的演員們，就生活或工作經歷打打趣，凝練成段子、金句，以強迫性重複的方式，成就了網綜節目鍛造青少年話術表達的第一步。
接下來，網綜製作者們則在思考，該怎麼表現和引領青少年文化？如何“超克”（日語詞彙，意為“超越並克服”）他們自己在傳統媒體時代下最為擅長的選秀邏輯？
讀書類綜藝？大可不必。不好拍，也有悖於娛樂機理。選秀本質上就是反主流教育培養機制的，何況，歌唱選秀的節目模式的邊際價值早已枯涸。2017年，以韓綜Show Me the Money（SMTM）為原型的《中國有嘻哈》以試錯之姿，闖入彼時還沒有那麼硝煙滾滾的網綜市場。結果，該節目一炮而紅，後又因官方對嘻哈節目的關注而改名為《中國新說唱》。
時隔幾年後，再分析“有嘻哈”走紅之因，似乎有些後見之明。然而，它創造了一種新的青少年話語模式。這一點，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用業界的話說，網綜選秀，可以也應該朝向“垂直”類。“垂直”，就是過去所說的“小眾”。只不過，這裡的小眾，是作為整體的青少年，依據文藝形式的差異而內部區分出的亞文化群體。
當嘻哈這種從未登陸過主流媒體、長期寄居於地下的文藝樣式，突然以神秘、暗黑和不羈的狀態，被呈現在網綜選秀裡時，不僅是製作者，還有互聯網的主體用戶，都發現含藏在嘻哈里的反叛精神和獨特性，與青少年的文化訴求和主體姿態，是多麼的吻合。
於是，VaVa、GAI這些玩轉嘻哈的青年們，用節奏感十足的說唱，訴說著個體在人生道路上的迷惑、不解和憤懣，成功地續接上第一波脫口秀節目的話語傳統。
《中國有嘻哈》的成功，讓網綜製作者們都開始“瘋狂”起來。
他們不斷找尋著那些看起來似乎有些時間斷層、卻擁躉百萬的“小眾”文化，例如街舞、電音、鐵甲、電遊、古風、動漫，甚至團綜和練習生們。一時間，圍繞青少年文化或文藝而打造的網絡綜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節目，借用的是“部落化”的青少年熟悉的文化或文藝樣式，表達的卻是他們涉世未深卻大而無畏的價值、立場和觀點。然後，製作者再以愛與和平的普世價值為助力，打通節目與社會的共情渠道。不知不覺間，網綜把持了其實都是創傷主體（精神分析的術語，身體、物質或精神層面上受到創傷的對象）的青少年的情感模式和話語規範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
畢竟，內容是青少年感興趣的，但節目是成年人拍的，節目傳達的青年形象和文化也是成年人塑造的。在這個基礎上，才會出現國家管控越多，但文化領導權的鍛造和建設者卻愈發分散，並深入到青少年群體的最底層，而國家對這些機構缺乏足夠的控制力，即越管越亂的現象。我將之稱為網絡綜藝時代，“國家權力的內卷化”（杜贊奇分析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華北農村提出的概念）。這個現象提示我們需要正視如下問題，究竟誰才是網綜節目的真正鍛造者，誰才是新一代青年人文藝與文化領域的領導者？
這種感受，在我看《說唱新世代》時更加明顯。在愛奇藝的《中國新說唱》（前身《中國有嘻哈》）和芒果TV的《說唱聽你的》兩檔競品節目已稀釋掉大部分市場價值的情況下，《極限挑戰》的總導演嚴敏還是選擇了說唱題材作為自己離開東方衛視的第一檔新節目。
節目緊張刺激麼？是的，因為他把選秀節目變成了叢林生存戰。可讓我印象深刻的，卻是選手們在這種“你死我活”的極端環境中被激活出的恣意的表達欲。或者說，它極致地放大了這些說唱選手在剛性的話語框架內的自由度。
《說唱新世代》第三期，汽油隊集體演繹的《We We》，可為代表。
這是一次節目組借青少年“言語”而展開的宣傳“行動”（Speech-Act），但它完全不著痕跡。因為，它不是以國家主義的面貌出現，而是慣性地“祭出”愛與和平的普世邏輯。青年人以普通人的視角，談歷史、談社會，唯獨不談集體，方便且好用。規避審查風險的同時，節目更在駐紮於B站的年輕人群體裡，潤物細無聲地進行了一場民族主義的動員儀式。
這個節目出圈與否，我其實沒那麼關心。我感興趣的是，它在B站這個當代中國青年文化陣地上，藉助說唱，營造了一個“安全”的話語“異託邦”（現實中存在的異質空間，但對它的理解要藉助於想象力）。
“安全”，是說它對中國國家（China state）及其文化的中國性（Chineseness）體現出親近感和友好態度。中國青年的形象，至少在這個意義上，被資本樹立起來。
說它是“異託邦”，是因為它循相關部門要求，“高度政治化”之下所潛藏的意識形態，卻沒有那麼明顯地對國家意識形態（state ideology）體現出情感關聯（emotional attachment）。國家在這裡，遭遇了真正意義上的權力內卷化。就問一個問題，社會主義會提倡機會平等嗎，允許叢林法則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存在麼？
一片平靜之下，潮流湧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