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范蠡、子貢和呂不韋同為商人，為何最終結局大不相同？缺少儒家仁義
春秋時代以前，工商食官制度是當時佔據主導的經濟模式，除了農業外，一應的手工業商品生產都納入周王朝的國家生產體系，由王室掌握其生產技術和使用渠道；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天下戰亂不絕，原有的諸多固有政治模式分崩離析，工商食官制度也不例外，於是催生出現了大量的私人商業階層和團體。
據《史記》記載，春秋戰國之際以商業成就一時之豪富者，大抵有十數人。其中有獲成功者如被後世稱為“陶朱公”的范蠡，范蠡是越國著名的謀士，後其引退政壇，轉而從事商業，積累了大量財富。亦有孔門弟子的子貢，在資政、向學之餘，也經邦濟世，成就一代儒商；呂不韋也是一個春秋戰國商人的重要代表，呂不韋通過珠寶生意而獲得巨量財富，而最終卻因為大量涉足秦國的政治領域，被迫自殺，不僅身死道消，更成為歷史的反例，落得後世的嘲弄和諷刺。
從以上三人的個人軌跡中探求他們的經商思想
范蠡，越國復國的關鍵人物
范蠡，春秋晚期楚國人，與文種、計然同時被稱為越國兵敗復興的三位關鍵人物；春秋後期，吳王闔閭率大軍入侵相鄰的越國，這一年，二十五歲的范蠡正在越國為臣；而此時的越國，還處於披髮紋身，不知禮節的階段，而吳國在伍子胥、孫武等賢臣武將的經營下兵強馬壯，後勤充足，一舉擊敗越國。越國國君勾踐被軟禁於吳國，臥薪嚐膽，伺機復仇，而此時的范蠡始終不離不棄，甘願與勾踐一同作為奴隸，委身成為吳國的階下之囚。
二人隱忍多年，最終得以返回越國；在君臣軍民共同經營下，越國勵精圖治，逐漸走向強盛，不僅百姓安居樂業，物阜民豐；而且軍事力量強大，兵馬弓箭充足；於是勾踐與范蠡親自出兵，歷經十餘載的戰爭，先後誅殺吳王闔閭、夫差，終於復仇吳國，成就越國霸業。
范蠡因其軍功卓著，被封為“上將軍”，范蠡沒有貪戀權位，而急流勇退，幡然歸隱於市井之中，以行商為業。在“陶地”（今山東定陶），范蠡最終定居下來。於是後人尊稱他為“陶朱公”。范蠡的成功，是他能夠在失敗之時不放棄初心，奮進之時不鬆懈鬥志，成功之時不貪戀權勢，由此成就了其輝煌的一生。
子貢，孔子弟子，魯國、衛國的相國
子貢，姓端木，單名一個賜字，是春秋時期衛國人，他是孔子早期的弟子，隨孔子進學多年，而後遊走政壇，躋身大夫之位；《史記》記載：“子貢常相魯、衛”，也就是表示他常在魯、衛兩國從政為相，子貢其人能言善辯，精於外交辭令，並且善於尋找發現並利用機會。
春秋末期，吳國入侵魯國，子貢被任命為魯國使者，被派遣去勸服吳國退兵，子貢申明利害關係、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其辯才和學識令得吳國人無言以對，最終吳國退兵，轉而征伐越國。
孔子十分器重他，曾稱讚子貢為“瑚璉之器”，也就是如珊瑚珠玉般的人才，在《論語》中，孔子在評價弟子中適合從政的人才時，說到子貢達觀、子路果敢、冉求才藝眾多，這也從側面說明子貢的性格在於眼界廣闊，為人豁達。
這樣的性格自然是從商為政的重要素養，而更為難得的是，子貢也卻始終秉持從恩師孔子處學得的思想理念，在從事商業的過程中始終將“仁”作為處世的追求。孔子逝世後，弟子門人皆守孝三年，唯獨子貢守孝六年方才離去；從子貢的個人經歷中，不難看到他堅定且通達的性格，子貢廣施仁政，而又尊師重道，後孟子有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子貢可以說是這一理念的先驅和踐行者。
呂不韋助秦始皇統一天下
毫無疑問，戰國後期的呂不韋同上述兩人一樣，皆眼光獨到、善於發現機遇並且敢於決斷之人，在眼光卓絕這一點上，呂不韋甚至可以說更勝一籌；秦國的公子異人作為人質困在趙國，呂不韋也正在趙國都城邯鄲經商，呂不韋在打聽得知異人的身份和困境後，便稱“異人”為“奇貨可居”。
奇貨可居，也就是說異人乃是“稀奇”的事物，值得屯居以投資，於是呂不韋不僅花重金資助異人，並且通過層層手段，長袖善舞，巧言令色說服秦國國君，促使秦王將異人接回秦國。
據《史記》記載，呂不韋在行賄過程中，為了對異人的討好和掌控，更是獻上自己寵愛的趙姬，此後異人回到秦國，繼承王位，呂不韋拜為相國，風光無限，這時的呂不韋可以稱得上是“投資成功”了，呂不韋由花哨的政治手段而得勢，而在最後，呂不韋也是因為過多涉足政治，捲入嫪毐謀反事件，不得不引咎自殺。
呂不韋的商業活動所進行的政治投機活動和權力尋租，雖然獲得了短期內的成功，卻只是一時的流星；其背後體現的，不僅是呂不韋對政治局勢認知見解的片面，更源出於他求取暴利的貪婪。
呂不韋商業行為可以說與儒家“仁義”的觀念形成鮮明對比，儒家講“仁者愛人”，而到了呂不韋，人卻成了是可供買賣的商品、貨物；我們知道呂不韋所處的時代卻早已不是奴隸僕從和公卿大夫層次分明的時代，呂不韋看到了片面的經濟得失，卻一葉障目，終致斃命於不義。
商業家要廣施仁義，兼濟天下
商業運行是創造物質財富的重要方式，然而從古至今的縱向比較，商業運行的軌跡，始終依託於國內外的政策環境和社會需求共同作用；春秋戰國時期，貨幣出現，經濟的運作模式發生了重要改變，以物易物的流俗隨著貨幣交換方式的出現而被改變，具有足值的金銀貨幣成為了重要的貯藏資源。
而交易貨幣產生的同時，也催生了大量的豪富者，他們有人是因時而動，知足而止；有的人是廣施仁義，兼濟天下；有的人則權欲膨脹，只知聚斂而不問後路；在文明早期，由於沒有有效的機構領導和具體的思想信仰體系，混亂的政治、文化狀況下催生出經濟無法進入合理軌道的亂象。
在純粹個人利益的驅動下，不免會出現貧富差距的擴大化和社會矛盾的計劃，也正因此，在秦漢大一統後，統治者需要進行長期的休養生息政策；而同時，由於大一統的需要和春秋戰國時代的經驗教訓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自秦漢起便興起重農抑商政策，而該政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又呈現出了難以穩定的狀況。
綜述
筆者認為，商業在中華民族傳統的職業觀中，被長期視作“士農工商”的末端，於社會而言，商業的運作在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政策控制下，可以適應並推動社會發展的趨勢，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潤滑劑；於民眾而言，商業的發展能夠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和發展機遇，從而實現個體的富裕。
商業服從競爭法則，然而在競爭思維下，孜孜予奪如呂不韋者，雖然獲得了個體的極大發展，然而在商業運作到一定程度後便尋求權力尋租，以資財助腐敗，其必然走向毀滅，在全民創業的環境下，企業家精神被廣泛提及，企業家精神直指重誠信、興產業、同時回饋社會，良性發展。現代社會中，如子貢、范蠡等人誠信、仁義、謙虛的思路將依然發揮出重要的燈塔作用。
參考文獻：《戰國策》、《呂氏春秋》、《左傳》、《商君傳》、《資治通鑑》、《史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