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寧波港開闢很早。唐開元年間設置明州，南宋慶元元年（1195年）升為慶元府，元改為慶元路。朱明立國以後改回明州府，洪武十四年（1381年）為避國號諱，取“海定則波寧”之義，將明州改稱寧波府。
自寧波出港，近一點的，往來泉州、廣州，安逸閒適，小有賺頭。膽大一些的，南下占城、三佛齊，北上朝鮮、契丹地，販運各處的奢侈品，一趟就是十倍、二十倍的收益。再有眼光遠大的，拼卻性命不要，隨海船直放大食國，成功返回以後便可以盡享帝王一樣的生活。
類似的故事終日流傳，彷彿一出海，就有滿世界的黃金白玉等著去撿拾。那些被海濤吞沒的，除了事主的孤兒寡妻倉惶泣涕，便再沒有人想得到。好似一縷煙，揮揮手便了無痕跡。人類的悲歡，在這個世界上何曾有過相通，只會覺得吵鬧。
明朝宣德七年，日本永享四年（1432年），中日訂立宣德條約，開啟第二階段的堪合貿易，規劃的對日貿易點即浙江寧波府的市舶司。日方海船萬里鯨波，浮槎星漢，孜孜以求者唯有利字。一趟趟船隊往來，不計數唐物東傳，財富翻滾，每個毛孔滴落的金錢芳香都足以叫人踐踏一切人間法律。
使明貢船
明朝嘉靖二年，日本大永三年（1523年），寧波港幾乎前後腳同時抵達了兩批日方的船隊。四月二十七日率先抵港的是西國大名大內義興派發的遣明堪合船隊，正使為謙道宗設。隨後抵達的是幕府管領細川高國派發的船隊，正使為鸞岡瑞佐，副使為在日華商宋素卿。
這位宋素卿原名朱縞，其叔父朱澄與日本商人湯四五郎做漆器買賣，逾期不能交貨，於是拿朱縞來抵債。湯四五郎將朱縞帶到日本，改名宋素卿，專做中日之間的貿易往來，後來成為細川氏的家臣。
應仁之亂結束，明面上是西軍山名擁立的足利義尚繼任將軍，實際裡其實是東軍細川大獲全勝。明應二年（1493年），細川政元發動政變，扳倒將軍足利義材，擁立堀越公方足利政知之子足利義遐（即後來的足利義澄）。細川政元握有幕府實權，號稱“半將軍”。令人垂涎的堪合貿易權也旁落到了細川管領家與堺町商人手中。
細川政元疏於幕政，專注修行之道，各類政務交由家臣處理。政元沒有子嗣，收養細川澄之和細川澄元作為養子。家臣團為爭奪權勢，分裂成兩派明爭暗鬥。永正四年（1507年），澄之派香西元長暗殺細川政元，澄之與澄元圖窮匕見，京都一帶彷彿變成了榨汁機，幕政混亂，不可收拾。
前將軍足利義材流落到周防山口，改名足利義植，為西國大名大內義興所優容。大內義興趁著近畿動盪，擁護足利義植率兵上洛，一舉重整幕府，權柄無二。大內義興出任管領代十年，山陰地區尼子經久崛起，大內領國壓力重重。大內義興於是辭任管領代迴歸本國去收拾尼子。
義興離開，管領位置落到細川一族的細川高國頭上，高國與將軍足利義植對立加深。永正十七年（1520年），蟄伏阿波的細川澄元統兵進京，榨汁機再度來襲。將軍義植倒向細川澄元，細川高國在六角定賴協助下奪回京都，追放義植，迎立新將軍足利義晴。
細川高國在畿內瞎搞，大內義興毆打尼子的同時也沒忘記去搶堪合貿易這鍋好湯好水。其藉助海賊的手段拿到正德堪合符，聯合博多商人自行派遣堪合船隊。喝湯吃肉有我大內，細川你過過眼癮流流口水就可以了。
大內的船隊先期抵達，手持正牌的正德堪合符。細川的船隊持有的是已然過期失效的弘治朝堪合符，到港時間又較為落後，道理來說應以大內船隊為真。可是中國的事情，從來是人情第一，義理放兩邊。宋素卿老於世故，先期賄賂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人情上大大領先，後來居上，先行入港堪合。名正言順的大內船隊反倒成了假冒之輩。
之後市舶司設宴款待日方來賓時，太監賴恩讓細川一方的鸞岡瑞佐和宋素卿安坐上位，大內一方的謙道宗設只能屈居次席。自覺受了委屈的宗設相當不滿，怒氣滿槽之後決定要放大招。
國際舞臺講求的是對等實力，然後才能憑藉智慧以潤物無聲的姿態交涉利益。倘若國家實力不濟，偏偏卻要以辱罵來回應汙衊，以捕風捉影來應對栽贓陷害，這個不叫外交智慧，只能說是莽撞。
以大明與日本之實力差距，賴恩料定宗設惟有默默吃啞巴虧，自認倒黴，這才放肆大膽地明收賄賂，欺負老實人。混沒料到宗設熱血上頭，頭腦發熱，在明月的照耀下化身成了一匹戰狼。戰狼宗命令自家人員打開市舶司東庫，搶出封存的武器，暴起突襲，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
戰狼宗與流浪佐相互攻殺，囂鬧都市。賴恩見鬧出了禍事，首先想到的居然是給流浪佐派發武器，公然拉偏架。結果戰狼宗爆發小宇宙，一頓王八拳打翻流浪佐，火焚嘉賓堂，劫掠東庫，還一把火燒了宋素卿的船。鸞岡瑞佐從寧波狼狽流浪到了紹興，百多公里的路程，惶惶有如喪家之犬。謙道宗設窮追不捨，簡直切齒仇恨。追到紹興，城中閉門不出，宗設要求將瑞佐捆綁送出。紹興府顧及臉面，沒有同意恐怖分子的要挾。宗設攻不下城池，這才悻悻折返離開。
寧波與紹興之間的路程
回程路上，變身海賊的宗設團伙沿途綁架指揮袁璡、百戶劉恩，從育王嶺奔逃小山浦時殺害百戶胡源。備倭都指揮劉錦和千戶張鏜率兵追擊，叫宗設反噬，劉張二將戰死沙場。宗設團伙於路殺傷，軍民死傷慘重，財物損失無算，浙中大震，一群海賊的戰績比電影裡面真戰狼更甚一籌。這其中固然是亡命之徒窮兇極惡，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明朝中葉衛所兵制的潰壞。
明代世兵採用衛所制，寓兵於農，屯田自給，號稱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邊關險地，守屯比例為三分守禦，七分屯地，內地沿海則是比例二八。各地軍將首要職責不為練兵，專做屯墾，軍隊的戰鬥力與日常訓練因為屯田養兵而大受干擾。
衛所制度另一特點是軍籍與民籍的嚴格區分，一人從軍，世代襲替，輪流出丁，充實衛所。這樣做本意是為了保障兵源，穩定軍心，實際操作中由於軍戶地位低下，導致軍士大量逃亡。古代底層百姓實現階級躍遷的主要途徑即科舉入仕，一朝中舉，百年鹿鳴。軍戶卻被排斥在科舉之外，無法通過讀書求取功名。因為束縛在屯地，軍戶甚至不能四處經商致富，生活水平每況愈下，戰鬥士氣更是無從談起。
明朝實行南兵北調，北兵南調，軍士不能在原籍附近服役，而是要千里迢迢奔赴衛所。水土不服，病死異鄉也不在少數。士卒月餉擔米，盤剝剋扣發到家中只有七八斗，無從維繫家人吃穿。衛所將領為了防備士兵逃散，唯有用嚴苛之軍法鎮壓，奴役士卒如同奴僕，這樣的軍隊能有一星半點的戰鬥力那才叫有鬼了呢。
衛所兵的糧餉大致有四種來源，屯墾出糧，各省輸納，鹽引商屯，朝廷撥款。首先屯田一條，將領官宦皇族豪強，攜手侵佔，十不存一。永樂年間確立的輸納制度到嘉靖時已成泡影，諸省輸納，延期也就算了，往往還打白條，上下官僚一起糊弄朝廷。
鹽引商屯的本意是讓商人在邊關屯田，繳納糧食換取鹽引，然後可以販賣食鹽牟利。到成化年間，演變成為商人交錢換取鹽引，邊關商屯盡成廢墟。至於朝廷撥款，這個更不必談了，逐年遞減，末了只落在紙面上，算是朝廷糊弄自己的官兵。
明朝養兵百萬，無一能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變，俺答抄掠京城。京營十二萬，核兵不及五六萬人，驅出城門，皆流涕不敢前。諸將領往日裡平獨鎮露不可一世，事到臨頭亦相顧失色。
所以戚繼光改世兵制為募兵制，頭等大事就是給足兵餉。這就好比如今菊廠公然違反勞動法，首開996.icu，國人恭為民族之光。別個企業照貓畫虎，結局總歸不大美妙，預料中的狼性文化演著演著就變成了哈士奇文化。這中間的區別就是有沒有給夠薪水。
明朝末期千頭萬緒種種弊端，總結起來一句話耳：“朝廷沒錢。”眼下中國自誇大國崛起有勇氣亮肌肉爭帶頭大哥，其實也是一句話耳：“中央有錢。”至於為什麼彼時窮囧現下富貴，其中的緣由我要是說明白了，當今輿論場環境下我這文章就沒辦法跟讀者見面了，只能請諸位各自揣摩，細細體會。
話說謙道宗設從寧波打到紹興，又從紹興打回寧波，幾乎將浙北打了個對穿，而後來到寧波西霍山附近的洋麵，居然叫他奪船出海，揚長而去。宗設逃亡途中，其中一艘船隻漂泊至朝鮮，被朝鮮守軍擒獲。船上仲林望、古多羅等三十三人移送浙江，與先前已然下獄的鸞岡瑞佐、宋素卿對質。諸般前因後果大白天下，宋素卿論罪當死，瑞佐釋放歸國。
寧波西霍山
宋素卿死後，其人在江戶時代並木五瓶所著歌舞伎《樓門五三桐》裡面再度粉墨登場。歌舞伎作品設定宋素卿為明朝將軍，因真柴久吉（即羽柴秀吉）而戰死。宋素卿遺孤石川五右衛門由武智光秀（即明智光秀）撫養長大。光秀死後，石川五右衛門為報生父與養父的仇怨，故而企圖刺殺真柴久吉。種種荒誕離奇，古人大開腦洞，想象力可比我們豐富多了。
《樓門五三桐》紀念郵票
石川五右衛門
回來繼續說寧波爭貢。明史記載說給事中夏言上書：“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事實上嘉靖二年寧波之亂，明朝並沒有撤銷市舶司的設置，只是許其貢而廢其商。也就是說繼續市舶司朝貢貿易的功能選項，禁絕其私商交互的附加收益，進一步嚴飭海禁的政策。
海禁愈嚴，私商貿易愈發興盛，直可謂官市不開私市開。日本服飾、器用多所依賴中國，不容一日有缺，湖州之絲綿、漳州之紗絹、松江之棉布都是其渴求的生活必需品，其他如鐵器、藥材、書畫，價值皆是中國十倍以上。而日本的刀劍、銅銀、摺扇，運到大陸也有十倍的利潤。往來販運，幾可富貴敵國。
寧波亂後，日方堪合船隊多次前來請求貿易，都被中方以沒有國書或未達貢期而拒絕。最後兩次堪合貿易分別為嘉靖十九年（1540年）和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俱為大內氏派遣。天文二十年（1551年），大內義隆被家臣陶晴賢篡滅，而後毛利元就滅亡大內，中日之間的堪合貿易就此斷絕。
官商貿易斷絕，日方派來的堪合船隊多在中國海商指引下前往寧波雙嶼港參與私商貿易。中日海商武裝化與私商化成為日後倭寇禍亂東南的主要原因。天文十五年（1546年），大內貢船自雙嶼港返回日本，隨行便有日後的倭寇之首王直。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軍搗毀雙嶼港，王直逃亡日本。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王直勾連倭寇大舉侵襲，東南沿海烽火狼煙，竟無寧日，倭寇之禍，莫此為甚。
此後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家軍與海賊激戰廣東南澳島，徹底擊潰最後一支海盜力量，持續十餘年之嘉靖倭患方才基本平息。
（第五十六節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