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历时87年，占地564万平方米，有殿、堂、楼、馆、亭糖、阁、轩、斋、寺等建筑100余处，是清代皇帝夏日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其面积大约是北京颐和园的两倍。它的最大特色是山中有园，园中有山，山区占了整座园林面积的五分之四、群峰环绕，谷壑纵横。山谷中清泉涌流，密林幽深。山庄的围墙高3米，宽1.5米，长达10公里，有小长城之称。墙上筑有垛口，可供巡逻和作战之用。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不单纯是为了皇帝的享乐，还有其他政治原因。
清朝为东北黑水流域的半耕半猎民族出身，弓马娴熟，以骑兵为盛，多次击败马上民族蒙古。他们并不像以步兵为主的汉族王朝那样惧怕北方骑兵，因此对修长城防御北方不感兴趣。但拉蒙古费族是清朝的一贯政策，在清军人关时，清朝就是在蒙古 出兵协助作战的情况下，才战胜了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军队，从而建立了清王朝。
清朝在北京站稳脚跟后，边远地区的民族首领开始定期到北京觐见清皇帝。但当时的蒙古王公惧怕关内的传染病天花，不想到北京觐见。一番考量之下，康熙决定在塞外修建行宫，以便于接见蒙古人和其他边地使臣。为了不让对方轻视自己，塞外行猎正是展示清朝成风的一个好方法，同时也能锻练一下清宗室子弟。于是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便开始修建。宫殿区的建筑虽然格守“天子身居九重”之制，但不用黄琉璃瓦，代之以灰瓦盖顶青砖砌墙，使官殿区的建筑与整个山庄的建筑风格相一致，古朴淡雅、简洁。
当时一位名为柳得恭的朝鲜使者曾写道:“康熙皇帝修建避暑山庄，实质是为了巩固边疆，对少数民族实行一整套怀柔笼络政策。这里明明是皇帝施展权术的地方，可是却取名‘避暑山庄'，似乎是一个富于闲情逸致的环境，好像一层薄薄的轻纱，掩盖了政治统治的实质，可见康熙用心之良苦。”
清朝的康熙、乾隆时期，清皇帝每年大约有半年时间要在承德度过。很多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外交等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处理。因此，承德避暑山庄也就成了北京的陪都和第二个政治中心。伴随着避暑山庄的修建，周围的外八庙也相继建造起来，以适应不同边疆民族的信仰需要。外八庙，其名称分别为:溥仁寺、溥善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须弥福寺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又仿照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在避暑山庄苑景区北建成 文津阁，用于藏书和传播文化。文津阁藏有巨著《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一套。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共计36304册，用6750个木制书函和128个木制书架贮书。
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在这里接见并宴赏过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台吉三车凌、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以及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等重要人物，还在此接见过以特使马戈尔尼为首的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1820年，清嘉庆帝病逝于此。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清帝成丰逃到避暑山庄避难，在这里批准了《中俄北京条约》等几个不平等条约。1861年七月，咸丰皇帝病死于避暑山庄。之后的“辛酉政变”亦发端于此。随着清王朝的衰落，避暑山庄也日渐败落，渐渐失去了政治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