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計劃
彈道導彈時代最早開始於1944年9月8日下午6時43分，一枚德國V-2火箭在西倫敦的Chiswick，Staveley路觸地。事實上，當天早些時候一枚火箭已經墜落在巴黎郊區，造成2人死亡20人受傷。但Chiswick事件仍然被認為是第一次彈道導彈的實用。16秒後，第二枚V-2無害地命中Epping森林。
接下來六個半月的戰役，在二戰結束半個多世紀後，仍然是“在戰爭中使用彈道導彈的主要例子”。1944至1945年間，大多數彈道導彈的未來發展、以及對抗手段的要素都已出現：一個野心勃勃的技術計劃，儘管關於導彈的知識尚不完善但正在改進；為導彈的實際應用制定的戰略而非純粹的戰術計劃；如何定位它們並在地面上摧毀它們；發展先進的（基本上是成功的）預警網絡；以及（沒那麼成功的）被動和主動防禦的結合。在關於V-2的經驗中唯一缺失的只有通過軍備控制限制其擴散以及通過威懾限制其使用。當然，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一個整體，部分源於這兩種方法的失敗，儘管在一個更廣泛的背景下。
就像二戰中許多著名的德國武器一樣，V-2的發展始於20世紀30年代早期，那時納粹尚未掌權。私人研究火箭開始於1920年代，到1932年，德國陸軍有興趣建立自己的實驗室，其中最早的僱員之一是沃納·馮·布勞恩。陸軍視火箭彈為一種火炮的形式，一種沒有被凡爾賽跳躍禁止的形式。
由炮兵工程師Dornberger上尉領導的“帝國”火箭團隊在1934年首次發射了Aggregat（原型）-2（或A-2）。隨後在1936-1937年進行了更大規模的A-3試驗，並已設計了實用版本（A-4）。1939年10月，陸軍批准大規模生產這種尚未經過測試的武器。然而，這個項目並沒有得到高度重視，直到一年多以後，人們才清楚地認識到，無論是入侵還是常規空中轟炸都不會導致英國的失敗。A-4的第一次試射於1942年6月13日在波羅的海沿岸的Peenemunde研究機構進行。這是一次失敗，8月份的第二次測試也是如此。但在10月3日，A-4原型機沿海岸飛行了118英里，降落在距離目標4000碼的範圍內。
儘管後來的試驗並不總是那麼成功，希特勒本人還是在1942年12月批准了全面生產。然而，一年之後，仍然沒有任何可以實用的導彈存在，為了使希特勒相信研究應該繼續下去，拍攝了一段V-2發射的影片。德國空軍同時也在開發無人駕駛飛行炸彈（V-1，一種早期巡航導彈），為了報復盟軍對德國城市的轟炸，它們一起被稱為Vergeltungswaffen（復仇武器）。到1944年8月，A-4（V-2）在對原始設計總共進行了65,000次修改後完成。
V-2（使用它更流行的名稱），儘管當時被認為是遠程武器，用今天的術語來說，是一種短程、單級、液體燃料的單彈頭彈道導彈。該導彈長14米，發射時重約13000千克，攜帶750千克的高爆彈頭和碰撞引信。有一些證據表明，一個放射性彈頭已被計劃好，但是它從來沒有被部署。V-2由9噸的乙醇和液氧混合物提供動力，是包括彈頭在內的導彈本身重量的兩倍多。它的最大射程約為350公里（200英里），圓概率誤差（CEP）高於15公里。它以每秒1.6公里（約每小時3500英里）的速度飛行，最高飛行高度達到85公里（50英里），最大飛行距離的總飛行時間約為5分鐘。
V-2由陀螺儀控制穩定，射程由切斷火箭發動機的燃料供應來控制，以便在預期的飛行距離內獲得正確的最大速度。這可以在發射前預先設定，或者通過無線電指令執行（儘管後者很少使用）。V-2通過火車運送到發射點。在被轉移到公路車輛後，導彈被檢查、豎立並加滿燃料，整個過程至少需一個小時。
最終的生產合同是12000枚導彈，其中實際生產了約一半。1944年11月，月產量達到600枚的峰值。但代價是驚人的。各個部分的精確成本沒有計算在內，但Aaron Karp估算每枚導彈的成本在7至9萬美元之間，按今天的價格計算，接近50萬美元。一旦研究和開發成本高闊在內，Michael Neufeld估算整個V-2計劃的成本為50億美元（1990年代初美元價格）。機會成本也相當可觀。一位歷史學家估計，每枚V-2的成本可以生產出6架戰鬥機。除此之外，其他潛在的有希望的項目也受到給V-2分配研究和開發資源的影響，包括“瀑布”地空導彈。
儘管如此，V-2仍在設計和製造方面取得了成功。儘管它不能也沒有為德國贏得戰爭，即使與V-1巡航導彈相結合，它確實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並在1944年底和1945年初佔據了盟軍的大量注意力和資源。
關於V-2的英國情報工作
關於德國秘密武器的第一個可能的暗示來自希特勒本人。1939年9月19日，在但澤的一次集會上，他吹噓自己擁有無法防禦的沒秘密武器。張伯倫總理下令對這種未知武器進行調查，任務委託給空軍部新任命的助理情報主任（科學）（Assistant Director Intelligence (Science)）R. V. Jones博士。Jones對現有情報的初步分析顯示，只有一個消息來源暗示火箭，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希特勒只是指納粹德國空軍。
在Jones提交了他的第一份評估報告後不久，駐Oslo的英國海軍專員收到了一份關於德國技術發展的匿名報告，此後被稱為“Oslo報告”，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武器項目的細節。其中包括兩種類型的雷達和一種無線電控制的反艦滑翔炸彈。後來這些設備的出現證實了其中關於另一種武器的報告，這種武器是一種陀螺儀穩定的火箭。然而，當時人們普遍認為這份報告有些牽強附會（儘管Jones並不這麼認為），但在將近三年的時間後，人們對火箭的瞭解當然多了一點點，因為當時第一次試射已經完成了。
1942年5月，一架英國皇家空軍的照相偵察機在Kiel上空執行完一項任務後返回，拍攝了幾張Peenemunde的照片。因為當地的譯圖員（負責分析偵察機拍攝的照片）並沒有特地尋找什麼東西，這些照片沒有引起什麼興趣。然而是年12月，一位丹麥化學工程師的三份報告中的第一份提供了波羅的海沿岸火箭發射的一些細節。後來的報告確認了Peenemunde的確切位置。1943年4月，對前一年的航空照片以及後來的飛行任務所拍攝的照片進行了重新審查，開始發現V-1（德國空軍）和V-2（德國陸軍）測試設施的詳細情況。
“從那時起，一系列關於火箭的情報傳到了這個國家”。早期報告似乎表明，這種武器能夠將5噸重的彈頭運送到130英里的距離。這從無意中聽到的兩名被俘的德國國防軍將領之間的對話中得到了證實，其中一人聲稱目睹了一次早期的發射。Jones博士在空軍部分析這些報告的同時，戰爭辦公室帝國總參謀部副參謀長A. E. Nye也注意到了這些報告。他諮詢了陸軍委員會科學顧問Ellis教授，以及補給部的炮彈研究院負責人Crow博士，後者是英國火箭技術的領先專家。
其結果是在1943年4月向總參謀部發了一份文件。它提請注意到目前為止收到的情報，並繼續推測火箭可能採取的形式。估測的射程、重量和彈頭重量（130英里，9.5噸，1600磅）都與真正的V-2類似（200英里，13噸，1650磅）。然而，外部尺寸大錯特錯，估測的長度是95英尺、直徑30英寸，而V-2長45英尺、直徑65英寸，是一個更短更胖的物體。值得注意的是，發射火箭需要一個100碼長的“發射器”，這一錯誤評估導致浪費了大量努力在錯誤情報上。報告沒有預估火箭的推進手段，但上述細節表明，鑑於英國的火箭發展（3英寸防空火箭彈）迄今只依賴於已知的唯一燃燒速度均勻的推進劑，無煙火藥，V-2猜測為固體燃料。
該文件接著考慮了這種武器的優點和缺點：
遠程火箭作為進攻性武器與轟炸機作戰相比的主要優點是：
(a)火箭攻擊不能像飛機一樣成為預警的對象
(b)火箭在飛行中不能被戰鬥機攔截也不能被防空武器攻擊
(c)惡劣天氣無法起到阻嚇作用。當飛機停飛時，可以使用火箭。
(d)訓練有素的人員不會作為機組人員損失
(e)在白天能夠進行猛烈攻擊
遠程火箭的主要缺點是：
(i)每枚火箭在金屬和推進劑方面耗費大量人力和材料。在所考慮的情況下，每發射一枚等效於2800磅炸彈的火箭，總重將近10噸，其中包括至少4噸推進劑。
(ii)與轟炸機相比的相對誤差。在130英里距離上，平均橫向偏差估計在目標兩側至少21英里，很可能更多，取決於製造的精度。橫向偏差50%的區域可能至少有8英里，集中攻擊的最小有利目標將是大約64平方英里的區域。
(iii)安裝每個發射器需要大量人力，而且除非非常仔細地隱藏起來，否則不能指望不受到攻擊。
這篇報告的結論是，雖然這種火箭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其不準確性將限制其用於區域目標（即城市）。人們認為德國人正在追求這一研究，但這是對資源的浪費。然而，攻擊可能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發動，而且也沒有辦法攔截這種武器。唯一令人滿意的反制措施似乎是在發射器投入使用之前將其摧毀或損壞。
長期從事遠程火箭研究的Jones沒有參與這份研究或其建議的提出。然而，這確實立即引起了副參謀部的興趣（當時總參謀都在國外），僅僅四天之後，戰時內閣秘書處建議“……任命一個人……負責調查工作”。總理，溫斯頓·丘吉爾，很快聽取了關於火箭問題的簡報，並批准任命他的女婿Duncan Sandys（即後來提出1957年國防白皮書的一把手，鼓吹今後是導彈的天下，有人駕駛飛機即將淘汰；為何形成這樣的認識，與他在二戰期間的此時擔任德國火箭武器負責人不無關係），供應部的聯合會議秘書，擔任這個新的有點不尋常的職位。Sandys現在是一名國會議員，此前是陸軍第一個實驗性火箭團的指揮官，該火箭團使用的是Crow博士開發的防空火箭，Crow博士是戰爭辦公室起草報告時諮詢的專家之一。
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德國火箭成為了白廳“地盤爭奪戰”的主題，這對英國情報機構有關這一威脅進行調查的準確性和及時性產生了重大影響。Jones博士決定於Sandys合作，並將他現有的一切工作交由Sandys支配。然而，他的前任教授Cherwell勳爵（前Lindemann教授），財政部主計長和丘吉爾的科學顧問。他對火箭在技術上的可行性表示懷疑，尤其是如何在升空初期（低速下）控制火箭。馮·布勞恩事實上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在火箭噴出的氣流中放置了舵面。Cherwell也有更好的理由不相信60噸級火箭的可能性，這在Sandys的5月份的第一份進度報告中提到過。
在這個階段，關於V-2的情報是推測性的，並且儘可能多地利用理論上認為可能的情報和實際上已知的情報。英國國內安全部（Ministry of Home Security）計算出，一枚60-70噸重、配備10噸彈頭的火箭可能會殺死多達600人，而採用此類武器的協同行動每月可能會殺死超過10萬倫敦居民。
出於對火箭威脅給予新的優先重視，英國向Peenemunde和法國可能的發射地點，特別是加萊海峽地區，分配了照相偵察機。在6月的照片中，清楚地看到了一枚正對著Peenemunde的火箭，不過由於對其推進劑的瞭解不足，人們仍然高估了其體積和重量。6月29日，Jones和Cherwell與丘吉爾本人討論了火箭問題。丘吉爾支持Jones對火箭真實性的評估，反對Cherwell認為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騙局的看法，他指出，在這個時候，火箭和飛行炸彈的存在都還沒有確定下來。這次會議取得的一個實際成果是授權了對Peenemunde進行大規模轟炸。
1943年8月，兩個情報來源提供了關於火箭的進一步資料。一位心懷不滿的德國參謀人員證實了A-4火箭的存在。這種火箭的零部件目前正在多個地點生產，但組裝和測試只在Peenemunde進行。到目前為止，已經試射了大約100枚火箭。此外，在法國正在建設的大型混凝土設施只是為了儲存，因為火箭“發射器”可以安裝在任何地方。一位法國消息人士提供了確認細節，以及制導炸彈的信息。後者得到了其他消息來源的佐證，證實了他關於火箭的消息。
與此同時，從美國方面收到了關於V-2液體推進劑工作的資料。根據一位研究V-2評估的英國科學家的說法，這“完全改變了情況”。一個科學家委員會（“Bodyline”委員會）得出結論認為，射程130英里、彈頭重量不超過15噸，或是射程200英里、彈頭重量不超過5噸的單級液體燃料火箭在技術上是可行的。
為總參謀部準備的一份文件審查了關於德國火箭的已知情報。這項研究認識到，越來越多的證據可以證明火箭的存在，而非一個精心設計的騙局（如Cherwell所認為的），或者指向其他一些設備（如飛行炸彈）。該文件審查了從最初的“Oslo報告”開始至今收到的所有情報。現在人們已經知道它的德國名稱“A-4”，德國空軍正在研製一種武器而陸軍正在研製另一種武器的可能性也被（正確地）確定了。至於關於騙局的可能性，該報告表示：“雖然……接受大型火箭可能存在技術困難，但接受它為大型騙局的難度更大。”報告得出結論，證據“（自洽……）構成了一個連貫的圖景……德國一直在對Peenemunde的遠程火箭進行廣泛的研究……希特勒會盡早讓火箭投入使用；那個時刻可能還要提早幾個月。”
Cherwell仍然持懷疑態度，他有句名言：“at the end of the war, when we know the full story, we should find that the rocket was a mare’s nest”。他的觀點越來越成為少數派的觀點（儘管他得到了Crow博士的支持），影響力也越來越小。這個問題實際上是高估了威脅。“Bodyline”委員會仍然認為他們所討論的可能是一種比V-2大得多的武器，這種武器即使使用液體推進劑，也需要不止一級或從一個大型“迫擊炮”上發射。一位英國防空司令後來評論道：“保衛首都免受如此令人不快的炮彈襲擊的問題自然會引起一些焦慮……”
11月，Sandys的職責被移交給空軍部，以便更有效地協調反制措施（轟炸德國及法國的可能火箭地點）。與此同時，聯合情報委員會（JIC）成立了一個新的小組委員會，代號為“十字弩”，以協調有關V-1和V-2武器的所有情報。
12月，英國情報部門截獲了一條信息，命令德國實驗信號團跟蹤A-4試射，這是導彈存在的最終證據。但是火箭的確切細節仍然不得而知，許多人（包括Cherwell）拒絕相信德國能夠生產液體燃料導彈。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4年的最初幾個月，儘管仍然有進一步的證據。正如空軍上將Marshal Hill後來報告的那樣：
雖然我們的軍械專家仍然認為，除了超大型遠程火箭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武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證據開始越來越清楚地指向相對較小的彈頭。
儘管有這樣的證據，一個巨大的發射器的概念仍然存在。因此，人們做出了很大努力，徒勞地尋找大型發射裝置，人們認為這種裝置是將如此大的飛行物發射升空所必須的。
1944年3月，波蘭特工報告說，在華沙以南170英里的Blizna有火箭活動。從偵察機和游擊隊的報告中瞭解到當時情況的同時，一枚完整的V-2落入了英國人的手中。6月13日，也就是諾曼底登陸日一週後，恰巧也是V-1攻勢的開始日，一枚從Peenemunde發射的V-2在瑞典的馬爾默附近著陸。兩名英國情報官員對導彈進行了現場檢查，他們的初步報告顯示，導彈的燃料可能是液氧。他們還報告說，火箭是無線電控制的，將攜帶不少於10000磅的彈頭，從而繼續高估了V-2的破壞潛力。在與中立的瑞典政府進行了一些微妙的談判之後，墜毀火箭的部分被運回英國，並於7月底在範保羅的皇家飛機研究院開始重建。來自波蘭的信息源源不斷，游擊隊員們經常能夠在德國人到達之前檢查試射的殘骸。一個誤導性的報告是彈坑的大小，Jones認為這表明彈頭的重量在3噸到7噸之間。國內安全部後來計算，這將導致彈著點400碼半徑內的所有房屋被毀。
雖然這是一個極其珍貴的信息來源，被運往英國的這枚V-2卻在一個主要方面存在欺騙性。這枚V-2曾被用作“瀑布”地空導彈的無線電控制設備的試驗檯。這似乎能夠說得通，為什麼當時認為V-2是無線電控制的，並且此後在試圖通過無線電干擾V-2進行的許多徒勞的努力。
隨著V-1攻勢的展開，丘吉爾於6月19日成立了戰時內閣的“十字弩”小組委員會，由Duncan Sandys擔任主席。這個機構不同於早先的“十字弩”情報小組委員會，這個新的委員會負責協調研究針對V-1和V-2的所有對抗方案。
到八月初，Blizna已被紅軍攻佔。一個小型的英國團隊，克服了許多苦難，得以視察現場，並安排將V-2殘骸運往英國。但殘骸到達英國後才發現已有部件被更換拆除。俄羅斯人後來充分利用了他們在開始自己的導彈計劃時所獲取到的這些東西。
到8月中旬，RAE在範保羅已經進行了很多工作，以摸清V-2的細節，Jones現在能夠說明，火箭重約12噸，攜帶1噸彈頭：“……最後A-4火箭（的認知）終於還是降低到適當的大小……火箭的威脅幾乎自行解除了。”
“到8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即V-2攻勢的前夕），A-4的主要特徵都已確定……我們有一些理由懷疑攻勢將在9月開始。”只有控制的方法仍然是一個謎。十字弩委員會第14次報告總結了目前對威脅的評估：
目標：僅有倫敦。
戰鬥部：1噸（射程200英里）；數噸（射程低於140英里）。
精度：50%至2/3的火箭將命中倫敦地區（例如，查令十字街方圓15英里內。其餘地區不確定。）
公眾預警：火箭命中前1-1.5分鐘
攻勢開始：從現在開始的任何時候都有可能開始。在10月15日之後，攻勢不會以可觀的規模繼續下去。
平均射速：除此之外，還應該加上倫敦地區平均每天可能發生的約20起飛行炸彈事件。
火箭及飛行炸彈結合攻勢的平均規模：每天在倫敦地區命中的高爆彈藥高達80噸。（飛行炸彈攻勢期間最嚴重一週的日平均命中量為48噸。）
關於攻勢可能在9月初開始的判斷是基於JIC對A-4計劃進展情況的評估和對諾曼底一名被俘將軍的審訊。俘獲到的文檔提供了進一步的技術細節。
然而，就在人們認為V-2攻勢迫在眉睫的時候，由於盟軍突破諾曼底灘頭的快速推進，它們似乎完全被預先制止了。從法國地面發射的最後一枚V-1於9月1日抵達英國，但從荷蘭和飛機上仍然發射著飛行炸彈，直到次年3月下旬。儘管Hill和Jones心存疑慮，9月7日，Sandys還是召開了新聞發佈會，宣佈“除了最後幾發飛彈，倫敦之戰已經結束。”第二天，第一發V-2抵達倫敦：A-4情報問題解決了。
V-2攻勢
在為期6個半月的攻勢的前10天，對於V-2或“大本鐘”（其在英國的代號）的預測更加危言聳聽。然而它被證明具有以前任何估計中最小的彈頭——大小與V-1相同，且數量很少。前10天向倫敦發射了大約35枚火箭，其中只有16枚落在了倫敦地區。沒有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共有56人遇難。
接著是一整週的平靜，沒有火箭被髮射，因為在Arnhem的盟軍行動導致發射部隊暫時撤離，因為害怕被盟軍截斷。9月25日，當一枚火箭落在Suffolk的Diss附近時，攻勢重新開始。V-2繼續落在Norwich（他們的預定目標）附近，然後於10月3日恢復對倫敦的襲擊，因為盟軍在Arnhem的行動遭遇挫折後，發射部隊已返回射程範圍包含倫敦的地區。
截至該月，歐洲大陸已報告超過100次V-2襲擊，未來的主要目標可能是安特衛普港，於9月份被俘獲，到11月底完全啟用。縱觀整個攻勢，安特衛普港確實受到了數倍於倫敦的V-2命中——分別為2419次和517次。然而，從10月下旬開始，對倫敦的襲擊率急劇上升，其中有44枚導彈在10天內到達英國。傷亡率也有所增加。截至11月20日，已有210枚V-2抵達英國（倫敦有96枚），並有456人遇難。每枚V-2平均造成4人遇難，是V-1的兩倍。可能比平均殺傷率更重要的是少數單個火箭造成的大規模傷亡：“不時發生一場非常糟糕的事件”。11月25日，一枚V-2命中了Deptford的Woolworth’s，造成160人死亡。最嚴重的事件發生在安特衛普，有567人在電影院遇難。
英格蘭東南部，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目標繼續遭受襲擊，直到3月27日，發射部隊撤離回德國以免被推進中的盟軍部隊俘獲。最後一次V-1攻擊發生在2天后。總共有1115枚V-2命中英國，造成2855人死亡。其中33起火箭“事故”導致了不低於20人的死亡，其中只有1起發生在倫敦之外（在Chelmsford）。
像V-1一樣，針對英國的V-2攻擊是報復性的，歐洲大陸的行動有更具體的目標。襲擊安特衛普是為了破壞港口的重要盟軍供應路線。在美國軍隊於1945年3月7日佔領Remagen的萊茵大橋，11枚當地的V-2發射（失敗）之後，V-2被以嚴格的戰術方式使用。
在1939年至1945年期間，被V-2殺害的2754名英國平民不到總死亡人數的5%。絕大多數（超過51000人）因常規轟炸而死亡，6184人被V-1殺死。單枚火箭造成的死亡人數最多為160人，1941年5月10日單次空襲造成的死亡人數為1436人，同年發生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為9169人。一架英國皇家空軍的轟炸機襲擊德國城鎮殺死的人數可能會比所有抵達倫敦的V-2造成的死亡人數多出幾倍。但是，不應該低估整個V-2攻勢造成的人員傷亡。僅安特衛普就造成大約30000人傷亡（死亡和受傷）。V-2攻勢對英國的影響也不僅僅是傷亡名單。超過20000間房屋被毀，約580000間房屋受損。在安特衛普港，150艘船被V-1或V-2損壞或擊沉。
更有爭議的是對士氣的影響，特別是在倫敦。一些歷史學家聲稱，V-2對公眾士氣的影響小於V-1或早期的閃電戰。1939年至1945年英國防空的官方歷史學家，Basil Collier說：“總的來說，英國公眾發現V-2還沒有V-1令人擔憂……在命中地點之外，V-2往往不被人們注意到。”戰鬥機司令部的空軍上將Joubert de la Ferte說，“V-2轟炸的影響純粹是物理上的。它的爆炸是麻煩的第一個徵兆，這是前所未聞的，也是無人知曉的。由於命中非常分散且數字相對較小，士氣影響很小。”
最近，其他一些人將V-2描述為比V-1（儘管可以聽到V-1的到來，但是設計了有效的防禦）具有更大的效果。David Johnson寫道，“V-2通常更令人擔心”，而Robin Ranger斷言“英國防空無法攔截V-2……儘管這些傷亡人數遠低於V-1所造成的的，但V-2攻擊造成的不理的心理影響更高，士氣大幅下降。”證據尚無定論。
對抗措施
詳細檢查盟軍在地面上定位和摧毀V-2的努力超出了本研究的範圍。然而，對抗措施是挫敗火箭威脅的總體戰略的一部分，並且對1944年底和1945年初盟軍空中和地面行動的更廣泛行為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提到這些對抗V-2的行動是必要的。
“顯而易見，攻擊它[V-2]的唯一方法是對其發射場地的攻擊以及更簡單而根本的解決方案，佔領發射它的國家。”在1944年6月的D-Day之前，只有前者是可行的。
對與研究生產V型武器有關的德國設施的轟炸開始於1943年夏。Duncan Sandys的第三份報告於6月29日由丘吉爾主持的全面防衛委員會（行動）審議。結果是決定在下一次轟炸時機轟炸Peenemunde。這發生在8月17日至18日的夜間。以600架飛機中的41架為代價，估計有130名德國科學家與工程師以及更多的外國勞工被殺。V-2計劃被推遲了幾個月。
接下來是美國在加萊海峽附近的Watten對一個所謂的“大型設施”進行的一次投機性攻擊。這個設施的確切目的尚不清楚，但事實上它的目的是存儲和維護V-2。但是，對於當年餘下的時間以及1944年，轟炸機的攻勢主要是針對德國戰爭工業，以支持即將到來的諾曼底登陸，以及法國北部的大量V-1“滑雪場”（即發射場地）。進行了大規模的照相偵查工作，其中很大一部分用於尋找V-1和V-2場地。
到1944年8月下旬，預期到即將發生的V-2攻勢，火箭目標具有了更高的優先級。在被認為與V-2的製造和儲存有關的地點以及用於運輸導彈的鐵路上都進行了攻擊。在此期間，V-1設施以僅次於“戰鬥的緊急要求”的優先級繼續遭到破壞。然而，就在V-2攻勢開始前夕，對“十字弩”目標的攻擊已經停止，因為地面攻勢似乎已經消除了威脅。至此為止，已有超過2萬噸炸彈落在V-2目標上（相比之下，落到V-1上的炸彈數量接近10萬噸）。
V-2攻勢一從9月開始，戰鬥轟炸機就開始執行尋找V-2設施的武裝偵查任務，一旦發現立即攻擊。然而，V-2設施的破壞與V-1設施在幾個月之前相比優先級不同，因為V-2的攻擊規模從未證明需要投入如此努力。10月15日之後，Hill負責指揮的機構，大英防空（ADGB），獨立於歐洲大陸上的盟軍空軍編制，恢復了原來的名字，戰鬥機司令部。因此，大多數攻擊都是由英國的這個指揮部執行的，而不是歐陸的飛機，那些飛機的任務是直接支援地面作戰。
到1945年的最初幾個月，V-2襲擊的頻率有所增加，惡劣的天氣阻礙了戰鬥轟炸機的武裝偵查飛行。因此，對海牙郊區（許多V-2正從此地發射）進行了中型轟炸機的高空轟炸。荷蘭平民的死亡意味著這種行動此後不再重複。
儘管估計損失了450架飛機和2300多名機組人員，但空襲並沒有阻止V-2行動（約6800次）。3月7日，德國火箭部隊自己報告說，到目前為止，只有48枚火箭彈被空襲擊中。Collier評估說，“武裝偵查和戰鬥轟炸機攻擊只是緩解作用，儘管後者取得了一些好成績”。
最終，盟軍地面部隊的推進將V型武器部隊推回了預定目標的射程之外。9月8日的首批V-2發射時，英美部隊已經從諾曼底灘頭陣地中突破出來。第二天，蒙哥馬利被問到他在什麼時候可以將安特衛普 - 烏特勒支 - 鹿特丹地區與火箭發射地點隔離開。蒙哥馬利後來回憶說，“這確定了我要確保確保突破Meuse和萊茵河的行動方向，部隊必須朝向Arnhem前進。”然而，市場花園行動，空降和裝甲部隊的聯合進攻是一座“遙遠的橋”，海牙發射場仍然運作了六個月，儘管Walcheren島在11月9日被佔領，阻止其進一步用於發射V-2。V-2設施最終於4月初從德國切斷，此時發射裝置停止運作並撤回東部。“V-2終於被地面上的普通士兵擊敗了。”
預警
1943年6月早些時候，人們知道了敵人正在計劃使用某種形式的高爆火箭從大陸攻擊這個國家，雷達鏈需要有關預警和發射點位置的特殊信息。（空軍部報告，1944年9月）
因此，到1943年8月31日，在南部海岸，Swingate、Rye、Pevensey、Poling和Ventnor的五個現有的“本土鏈”（CH）雷達站的任務是監視法國北部的火箭發射，當時預計攻擊會從那裡開始。新的陰極射線測向（CRDF）顯示器被安裝，以便雷達可以在火箭仍在爬升時就從側向探測到它們。在120英里的範圍內，火箭一旦上升到大約30000英尺的高度就會被探測到。這將提供攻擊的早期預警以及近似的發射點位置。報告將在位於倫敦西北部的Stanmore的戰鬥機司令部最高司令部進行整理。
隨後進行了其他改進。雷達的傳輸功率增加，安裝了帶有自動跟蹤設備的其他雷達顯示器。代號為“Willie”和“Oswald”的攝像記錄設備將允許對事件進行事後分析，以改進獲取有關V-2性能以及發射場地位置的情報。截至10月底，所有五個雷達站都安裝了該設備。
然而到此時，進一步的情報顯示V-2可能從200英里的距離發射，並且它可能呈現出比先期預期的更弱的雷達特徵。對雷達提出的更高要求意味著預警和發射場地定位這兩項任務被認為是不能同時完成的。鑑於對V型武器設施的照相偵察工作的規模，1944年3月決定將雷達集中在預警任務上。考慮到D-Day的臨近，還決定不在面向Cherbourg半島的南部海岸進一步擴展火箭預警雷達鏈，因為盟軍地面部隊的推進就將阻止該地區的火箭發射。
更多的雷達站點被添加到更東部的系統中。兩個特殊的高視雷達（空軍部試驗站點[AMES] 9）被安裝在Martin’s Hill和Snap Hill。還有另外的CRDF背設置在南海岸的Ramsgate和Dymchurch以及東海岸的Bawdsey、Bromley和High Street，後三個向東監視低地國家，而不是向東南監視法國。這些遠端雷達將在火箭爬升時提供預警。為了提供末端探測，在North Foreland和朴茨茅斯之間部署11具陸軍GL Mark II雷達，相距20至30英里。所有這些部署工作都在1944年8月下旬到位。
ADGB總部於8月26日舉行的“大本鐘”報告演習證明令人滿意。預計遠端雷達的預警時間達205秒，陸軍的末端雷達預警時間達90秒。“命中點”可由陸軍現有的防空指揮預測系統進行預測，可以在命中前70秒實現，但實用性有限。
然而，9月6日，鑑於登陸法國的盟軍的推進，副參謀部同意不再預期對倫敦的V-2襲擊。官方歷史表明，“這是用來輕視一種威脅的第一次機會，這是自上一次大規模攻勢（V-1攻勢）以來一直期待著的刺激性轉移”。但這與Hill在ADGB的參謀所掌握的V-2情報不符，雷達觀測也被保留以防火箭向倫敦以外的目標發射。
火箭的雷達觀測由皇家炮兵的反火炮閃光觀測和聲音測距技術補充。早在1943年4月，Nye將軍關於遠程火箭的報告就建議使用閃光觀測來探測預期來臨的V-2射擊（按照炮兵觀測敵方火炮開火閃光類比）。到1944年8月，位於Canterbury的第11調查團與各個雷達站合作，向Stanmore提供火箭數據。聲音測距採用了一組麥克風鏈，而閃光觀測採用了三個氣球將觀測者們載到高處，試圖探測火箭發射的尾焰。兩者在檢測試劑的V-2發射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天氣狀況良好的情況下，閃光觀測在遠至150公里的範圍有效。
由於9月8日發射的前兩枚V-2不是像之前預期的那樣來自法國北部，而是來自荷蘭，因此在東海岸觀測到火箭的任務是偶然的。雖然當時沒有雷達探測到火箭，但隨後對攝影記錄的檢查顯示飛彈軌跡的距離為135英里。在前25枚V-2中，雷達操作員當時只檢測到28%，其餘大多數是在隨後的攝影記錄檢查中發現的。截至10月底，50個事件中有49個已被攝影機捕獲，通過對這些記錄進行三角測量，可以計算出發射場地位置，準確度誤差為幾公里。
9月9日的一次十字弩會議迅速確定了鑑於這些首次襲擊，需要在歐洲大陸部署雷達，以增加預警時間。正如官方歷史所說：
事實是雷達的最初計劃……對抗措施是基於假設火箭將從法國北部發射；而來自荷蘭的襲擊要求不僅是雷達站……還有調查單位的超負荷運作……1944年9月所要求的情況是，類似於英格蘭所作的準備應該在歐洲大陸建立起來，儘可能靠近德國人正在使用V-2設施的地區。
當時決定運送三個可移動的GL Mark II雷達，然後在它們可以移動時立即運送兩個AMES 9 Mark III。此外，第10調查團將部署聲音測距和閃光觀測設備，一個當地的指揮組織，105移動空中報告單位，將設在布魯塞爾附近的Malines（盟軍現已佔領此地）。在部署的雷達和英國皇家空軍第11組整理室之間建立直接通信，整理火箭報告並每24小時發送一份綜合報告。
幾乎在這項新安排到位後，Hill的ADGB就失去了對艾森豪威爾的盟軍遠征部隊最高司令部（SHAEF）的控制權。總參謀部（正確地）評估了未來V-2的主要目標是安特衛普和布魯塞爾。因此，歐陸的盟軍需要他們自己的火箭預警組織，無論如何，迄今為止英國建立的預警系統還不足以為歐陸的盟軍建立一套普遍預警系統，儘管本土鏈雷達性能正在改進。因此，大陸的部隊和資源被重新部署，以便為安特衛普提供更好的覆蓋，儘管它們仍繼續向Stanmore發送數據。
9月14日至19日期間進行的一項試驗展現了英國V-2預警的一點零散的記錄。根據所有來源的信息，第11組整理室發出43次警告；其中33次是誤報，漏掉了3枚真火箭。本土鏈雷達提供平均略低於4分鐘的預警時間，第11團稍低，GL雷達1.5分鐘。
隨著對安特衛普的V-2襲擊升級，英格蘭的GL雷達鏈在11月被撤下並轉移到比利時，以回應艾森豪威爾本人的緊急請求。雖然可獲得的短暫預警時間僅比在倫敦更有用一點點，但額外的雷達覆蓋面積被用於進一步確定發射場的位置以進行後續的反擊。對英國來說缺少這些GL雷達並不嚴重：“由於大量的誤報，我們甚至無法利用這些東西制定令人滿意的公眾預警系統……而且無法確定火箭將命中何處……”。
這並不是說導彈沒有被探測到，僅僅是說跟蹤導彈落點對於實際操作來說還不夠準確。1945年到達英國的每一枚V-2都被雷達及時發現。
在V-2攻勢即將結束時，英國部署了兩個額外的實驗雷達，兩者都具自動跟蹤功能。部署於美軍駐紮地的，位於V-2通常接近倫敦所採用的彈道的那具雷達，能夠鎖定一些V-2並提供足夠良好的數據用於彈著點預測，儘管部署時間已晚，實際效益不大。陸軍防空指揮部製造的另一套裝置可追蹤60英里距離的數枚火箭。一個包括數據傳輸連接的預測器被開發用於它，但從未實際使用過。這些實驗隨著V-2攻勢本身的結束而停止。
主動防禦
1949年，整個戰爭期間防空司令部總司令Frederick Pile爵士將軍寫道，“到目前為止，我們必須解決的最困難的問題是找到一些防禦V-2火箭的手段”。到1944年9月初V-2攻勢開始時，對早期V-1巡航導彈，或者說飛行炸彈的防禦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8月28日，抵達英國海岸的97枚V-1中只有4枚沒有被擊落。在1945年3月V-1襲擊倫敦的最後階段（當V-2攻勢也即將結束時），275枚發射的V-1中只有13枚抵達了倫敦，其中91枚是實際被擊落的。
V-2的問題完全不同。在1945年初，當火箭攻勢仍在繼續時，在英國皇家空軍服役的作家H. E. Bates寫道，“Defence against this projectile [the V-2] that precedes the sound of itself flying through space offers none of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doodlebug [the V-1].”確實，即使在半個世紀之後，對這種武器提供全面有效的防禦仍然難以捉摸。然而，在V-2離開地面後進行主動防禦方面，嘗試了兩種方法。
首先是無線電對抗措施（RCM）。從瑞典回收的火箭似乎證明導彈的射程由無線電指令控制，關閉發動機的燃料供應。因此，這一點在1944年初被解決，試圖攔截並干擾其控制信號。到1944年8月，英國皇家空軍的第80信號連隊在沿海地區運作著7個Y服務站，在Beachy Head設有一箇中控站，監聽可能與V-2相關的信號。192中隊的哈利法克斯轟炸機也配備了信號攔截裝置。
為了截獲信號後對信號進行干擾，計劃在9月1日之前安裝54架地基的干擾發射機，並給12架214中隊的B-17轟炸機安裝“Jostle” Mark IV裝置用於空中干擾。然而，沒有可干擾的信號被截獲，因為德國人事實上並沒有使用無線電控制。
9月9日，在前兩次火箭襲擊後立即召開了RCM會議。殘骸沒有表明有任何無線電控制設備，但這並不重要，因此決定繼續假定V-2採用無線電控制並試圖對V-2進行無線電跟蹤。當時有40具地基幹擾器，包括18個海上干擾器。6架B-17轟炸機和6架B-24轟炸機的任務是空中干擾，另外9架後者的改裝將在4天內完成。在荷蘭的假定發射區域上保持著一架干擾飛機的常規巡邏，並且也使用了哈利法克斯信號攔截機。
到10月底，在Blankenburg附近的歐洲大陸部署了一個小型干擾裝置。這包括一個Y單元和四個干擾器。但當時有人指出，“沒有證據證明它是有效的……這個地面無線電對抗單元未來的有效性是有問題的……。”到12月中旬，仍然沒有關於V-2無線電控制的具體證據，RCM的努力已經停止。監聽站被取消監聽火箭的任務，干擾飛機被重新編入轟炸機行動中。
試圖干擾V-2的努力被試圖將其擊落的努力所取代。“所涉及的問題似乎很艱鉅。”正如Pile將軍所說：
現在我們的目標以每小時3500英里的速度，或者說，聲速的五倍左右飛行。如果我們不能引爆戰鬥部，那麼我們扎破它也沒有作用。它必須在空中被炸燬，彈頭不僅受到0.25英寸鋼殼的保護，而且也是一個非常小的目標——整個火箭的一小部分。它使我們所有的裝備和方法看起來比用來對抗1940年以200英里每小時飛行的轟炸機陳舊得多。
1944年8月24日，防空司令部提出了關於對抗V-2的初步建議。在火箭的路徑上佈置一條40公里寬的彈幕。每枚V-2估計需要320000發炮彈。預計大約2%的未爆彈藥將落回到地面上——總重量接近90噸的炸藥，這可能比V-2本身的一噸彈頭造成大得多的損害。該計劃顯然是不切實際的，8月25日的一次十字弩會議認為該項目不值得投入。
然而，Pile沒有被阻止，他成立了一個小型科學委員會來進一步發展這個想法。該委員會的提議在12月19日由Hill在Stanmore主持的戰鬥機/防空司令部聯合會議上進行了審議。Pile做了一些重要的開場白：
遠程火箭是一種，我們無論是在戰爭期間還是作為戰後問題，遲早都要處理的武器。
時間是最重要的，以免在使用更強大的火箭對付我們之前，我們沒有取得經驗或進展。
在這場戰爭中對抗這些飛彈的經驗對於規劃我們的戰後防禦至關重要。
整個戰爭期間的經驗表明：
(a)一旦你開始運籌射擊，你就能立刻開始改進你的技術；
(b)運籌射擊，以及科學理論，對解決任何防空問題都是必要的。
Pile繼續解釋了兩個關鍵問題：準確預測飛行軌跡；並且使火箭在空中爆炸。他提出了一項針對火箭的試驗，可以獲得準確的數據，最初只在白天進行。新的特別設計的引信將減少未爆彈藥落回地面的數量，任何一枚火箭只發射約150枚炮彈。他強調，擬定的這一試驗與他的司令部早先提出的提案基於完全不同的基礎。修訂後的計劃依賴對於火箭實際軌跡的準確預測，而8月的計劃只不過是一個粗暴的彈幕攔截。內政部代表強調了看到對V-2有所作為對公眾士氣的重要性。
防空司令部的計劃包括在Aldeburgh和Foreness安裝兩個面對面的改進的GL雷達，並在火箭飛越它們之間的交叉路徑時進行記錄，由此可以獲取火箭準確的空間點。連同發射點（來自本土鏈雷達）和V-2已知的軌跡（來自統計記錄），多點連線，對火箭的位置進行準確預測。炮火將在該位置上覆蓋，產生一整層覆蓋的破片，V-2將不得不通過這一彈幕。破片的撞擊會導致導彈的彈頭爆炸。150發炮彈將被射入一個1000平方米，高度為20000英尺的位置。對殺傷力進行了一些詳細的（但完全是理論上的）計算，得出的結論是，成功使一個彈頭爆炸的幾率為50分之1。
試驗的目的是確定是否可以預測足夠準確的位置，是否可以及時製造破片雲，以及這些破片是否會導致彈頭爆炸。預計每天會有一個或兩個合適的目標，需要至少一個月的試驗，方能得出任何有用的結論。
Hill“很滿意這一試驗包含了成功對抗的萌芽，這可能在未來變得很重要，並且從純粹的操作角度來看，實際試驗是可取的”。他將Pile的建議轉交給了十字弩委員會，並建議在得到內政部批准的情況下（考慮到未爆彈可能造成的損害及對公眾士氣的影響），應當進行試驗。擬議的試驗也得到了了Ellis教授的支持，Sandys在1月15日完整的十字弩委員會議審議該計劃之前直接諮詢了他。
儘管Hill和Ellis都大力倡導，但委員會決定不向內閣建議開始試驗。委員會提出了兩個原因。其一是迄今為止在火箭軌跡中統計觀察到的顯著變化，這將妨礙所需的預測。其二是炮火聲引起的公眾騷亂，這需要建立公眾預警系統。防空指揮部被指示去獲取有關V-2軌跡和對抗它們的雷達性能的進一步證據。
到3月下旬，通過沿著火箭路徑建立三個精確的空間點，在軌跡預測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第一個是發射點，是由位於荷蘭Steenbergen的特別改裝的美製SCR 584獲得的，這種類型的設備已經廣泛用於對抗V-1。後兩點是由位於Aldeburgh、Southwold和Walmer的經改進的GL Mark II雷達設施通過一系列複雜的交叉參照過程建立的。而從以前的觀測中可以知道火箭再入大氣層後大氣阻滯的影響。
大倫敦地區被劃分為一系列2.5平方公里的網格方塊。試驗中的每個炮位都佈置在南北穿過海德公園的一條線以東，每個網格都已經預定了射擊數據，火箭彈著點被預測在這些網格之中。預計針對每枚V-2的射擊彈藥量在60到500發之間，具體取決於與炮位相關的預測彈著點。
雷達試驗成功地預測了81%的V-2的準確落點網格或其相鄰網格。防空司令部認為這足以保證要求批准實彈射擊試驗，因為已經解決了之前的軌跡問題。十字弩委員會於3月26日審議了新提案。Pile告訴委員會，“所建議的方法為成功對抗遠程火箭提供了相當大的可能，利用目前稍縱即逝的機會對這種危險的攻擊形式獲得可能採取的對抗措施的經驗至關重要”。他還表示，研究正在進行的是預測對抗火箭彈的防空炮火（即不僅僅是彈幕），但這是一個長期項目。Pile清楚地認識到V-2攻勢即將結束，歐洲戰爭的結束就在眼前。而他比這看得更遠一步。
委員會指示Pile召集科學小組委員會，包括Jones博士和Ellis教授，以評估使用新計劃成功對抗V-2的可能性。據報道，兩天後，預計進入倫敦地區的每60枚火箭中就有1枚將被成功攔截，此外還有3枚會過早空爆。這份簡短的報告立即轉發給總參謀部，並於3月30日由他們審議。由於摧毀一枚火箭必須發射2000枚炮彈，且試驗需要一些時間來確定任何結果。因此，總參謀部決定不批准擬議的試驗，因為它既不能證明所涉及的投入是值得的，也會對公眾士氣產生不利影響。
無論如何，正如Pile後來寫道的那樣，“是Monty（蒙哥馬利）打敗了我們，在我們能夠從戰時內閣中得到許可來嘗試我們的計劃之前，荷蘭的火箭發射區域就被解放軍隊切斷了，V-2攻勢停止了。”最後一枚V-2於3月27日降落在倫敦。
然而，一枚V-2曾被一架轟炸機擊落。從荷蘭發射的V-2直直地從返回英國的美國陸航B-24轟炸機編隊中通過，B-24成功地用.50機槍擊毀了它。#極度存疑，已有多處資料反駁該事件存在。這也不是美國對抗V-2的唯一行動。美國為安特衛普設計的防禦與倫敦的佈置相似，儘管也被盟軍的推進所擱置了。
國民防禦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維持了一個全面的民防組織。這個國家面臨的威脅中，尤其是倫敦，V-2是最後一次，也是最不嚴重的。因此，不可能確定出哪些措施是專門為了限制V-2造成的損害而設計的。但是，作為了解英國在對抗V-2方面的經驗總體情況的一部分，有必要對民防進行一些研究。
情報一顯示未來的V-2威脅，當然基於的是10噸彈頭的假設，民防計劃就開始了。預計德國人生產的1000枚火箭會造成18000起死亡事故；額外訂購了10萬個“莫里森”避難所（以國內安全部長的名字命名），所用的鋼鐵來自兩艘已經暫停建造的新戰列艦，Lion和Temeraire。還計劃將地鐵站用作避難所，並控制預期的避難平民流量。郵政局工程部設立了一個公眾預警系統，其中包括警笛、鞭炮和防空炮空包彈。對朴茨茅斯和南安普敦也進行了類似的安排，這些預警都由Stanmore發出的電話警告觸發。
在1944年上半年，民防措施的目標不是針對未來的V-2威脅，而是針對所謂的“嬰兒閃電戰”中的有人駕駛轟炸機和隨後的V-1攻勢。然而，倫敦高級地區專員Ernest Gowers爵士警告說，“如果BIG BEN（V-2）到達，地方當局當然會更迫切需要幫助。”
在V-2攻勢發生前夕，發生了兩起重大事件。首先，針對V-1估計已經有15萬人離開倫敦，這個數字在整個V-2攻勢中從未與之匹敵。其次，鑑於法國北部可能的發射場的過度運行，9月1日，空襲的主管們被告知停止關於V-2的講座和訓練。
9月9日在第一次V-2攻擊之後立即舉行的十字弩會議審議了V-2問題所特有的民防問題的一個方面：就一種原本無人預料到的武器發佈公開警報。委員會決定，“關於火箭抵達本國的任何宣佈應儘可能推遲”。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為了避免對公眾士氣的負面影響，二是為了不讓敵人獲得關於攻擊的準確性和有效性的情報。同時也認為，這些非常少量的警報，更何況還有數量相差不多的誤報，很難說能帶來多少好處。一段時間以來，官方將V-2轟炸的事實歸咎於瓦斯總管爆炸。直到11月德國自己宣佈使用V-2之後，政府才承認了這個公開的秘密。
1945年1月，根據防空司令部提出的與防空炮火對抗V-2有關的雷達預警措施，對該問題進行了重新審查。十字弩委員會沒有做出正式決定，但有人指出，這種系統可能會導致強大的公眾壓力。然而，仍然安排了將火箭預警傳遞給倫敦客運委員會，以便在泰晤士河附近的管道系統的一部分被V-2擊中時，可以關閉地下防洪閘門。隨後共發佈了201次此類警告V-2的攻擊規模日趨有限並在3月底停止，這意味著公共預警系統從未建立過。
餘悸
甚至在V-2攻勢結束之前，人們就在考慮V-2火箭對未來戰爭的重要性。我們已經看到，Pile將軍和Hill空軍上將希望基於火炮的主動防禦系統進行試驗也是被戰後的考慮以及眼下打敗V-2的願望所驅動的。他們不是英國唯一思考到下一步的人。Jones博士在1944年末為美國第八航空隊雜誌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說：
毫無疑問，A-4火箭已經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除此之外我們無法擺脫地球的大氣層……無論條約規定的限制如何，軍事上的應用都必然會出現，我們應該好好關注這一可能性。
……一些射程非常遠的火箭……通過基於鈾原子核裂變的新型爆炸物來增加破壞半徑可能更容易[這是在廣島之前的九個月]……它可能最好由一些無人操作的飛彈搭載，由於相對難以被攔截，火箭將是一種特別合適的類型……
因此，根據目前的實踐回顧進行合理推斷能夠看到的是，一個初始重量約為150噸的兩級火箭可以將1噸彈頭運送到近3000英里範圍內，可能的距離誤差為10英里，橫誤差3英里。如果這種炸彈能夠實用，這可能是運送鈾炸彈的可行武器。
Duncan Sandys本人在1944年11月的第17次十字弩報告中回應了這一分析：
1944年用來對付我們的飛行炸彈和火箭當然只是其他這類遠距離轟炸武器的先行者。如果有更多時間，毫無疑問現有的A-4火箭的效力可以明顯提高。此外，德國人已經在開發具有更大射程或更重彈頭的大型火箭……
在未來，擁有遠距離火箭炮的優勢可能幾乎與海軍或空中力量的優勢一樣重要。美國人已經開始實施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有跡象表明俄羅斯人對這種新技術的潛力也印象深刻。如果英國不想冒落後的風險……必須提供和維護廣泛的研究設施，作為我們和平時期軍事組織的永久組成部分。
事實上，德國人確實已經開發了改進的導彈。A-9是A-4的有翼版本，於1945年1月試射，但當Peenemunde的部隊不得不撤離時，進一步的工作已經結束。A-9的射擊是為了在再入大氣層時反彈拉昇，以增加射程。仍然處於設計階段的野心勃勃的A-10則是一枚兩級火箭，其射程足以抵達紐約。
戰爭一在歐洲結束，所有三個同盟國立刻開始利用德國的進步。英國人重建了8枚V-2，1945年10月，其中3枚在Cuxhaven試射。美國人將100枚火箭帶回了美國，以及，馮·布勞恩。V-2稱為1949年“Bumper”火箭的助推級。美國也開始了第一個彈道導彈防禦計劃，這是對盟軍對V-2進行研究的結果。V-2稱為蘇聯彈道導彈計劃的基礎。
評估
自此，德國V-2攻勢的重要性一直存在爭議。最近的一項工作斷言：“落在倫敦的前兩枚火箭對戰爭的進程產生的影響與他們在英國首都造成的傷亡或損害完全不成比例。”然而，空軍上將Hill認為，“火箭攻勢必須僅僅被視為騷擾攻擊。結果並不是特別成功。”V-2當然沒有使德國免於失敗，但其潛在的重要性確實導致盟軍資源大量轉移以對抗它。Hill還認為，“A-4火箭不能被視為一個怪異想法的產物。實際上，它就是一種新武器，給數百萬人的生命帶來了新的威脅，並且提出了新的防禦問題。”
德國進行V型武器計劃的機會成本與任何其他進行大型武器計劃的國家相比都是相當可觀的。V-2可能消耗了德國大量的飛機產量，但鑑於航空燃料和訓練有素的機組成員短缺，V-2也可能是它們的替代品。V-2的戰略影響不能完全與V-1的戰略影響分開。艾森豪威爾當然認為，如果這些武器部署得更早些，並且是針對登陸港口而非倫敦，都有可能阻止諾曼底的成功登陸。Aaron Karp評估說，“作為異種武器，V-2既不是靈丹妙藥，也不是痴人說夢。不如說，這是一次機會，不過是一次失敗的機會。”
英國對V-2的情報評估起初是模糊的，然後是誤導性的。它導致了資源的浪費，尋找不存在的要素——大型發射器和無線電控制信號。但是，當倫敦的V-2襲擊開始時，已經編制了一幅相當準確的情報網。如果V-2對英國的影響是一種騷擾，那麼轟炸對V-2的影響也是如此。兩者都不具有決定性。
在空中迎擊V-2的計劃，雖然從未真正嘗試過，但仍“是一個大膽的計劃，實際上，試圖用今天的防禦手段來應對明天的武器”。Collier相信：
……總參謀部喪失了一個獨特的機會，能夠以微不足道的成本獲得新技術的寶貴經驗。即使沒有得到實際結果，英國也將具有成為第一個在現實條件下試驗反導彈的國家的道義上的優勢。
V-2對倫敦的攻擊，以及英國對抗它們所做的努力，不僅標誌著彈道導彈時代的開始，還標誌著英國參與技術要求嚴苛且政治上有爭議的彈道導彈防禦領域的漫長而多變的歷史的開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