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他的写作，太宰治的人生自带无数噱头和谈资，他天生具有娱乐大众的特质：
出生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族族谱里他却被除名；一生中数次自杀，其中三次是与女人一同殉情；进过精神病院，骂遍了文坛大佬，参加左翼运动却中途逃跑自首，劣迹斑斑却自比为耶稣，他的作品还被奉为“永恒的青春文学”。
在太宰治诞辰110周年（2019年）之际，日本又上映了一部以他为主角的电影：蜷川实花导演的《人间失格：太宰治和三个女人们》。
一般来说，经典文学的影视化改编很难拍出新意，这部电影却拍得十分讨巧。
它并不是小说《人间失格》的改编，而是将太宰治这个极具话题性的作家生命最后三年的风流韵事提取，并作为主要情节展示出来，以满足观众的窥私欲望。
但电影讲的又确实是一个“人间失格”的故事。
我们可以用一个极其标题党的方式来介绍这个故事：“抛妻弃子，知名作家两度出轨年轻少妇，最终殉情死于玉川河下。”
但如果这么讲，或许很多人会感到困惑。
困惑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为什么太宰治要做这种事，和为什么女人们会喜欢这种人。
这部电影的片名，“太宰治”和“三个女人”构成了一种并列结构。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分解成两个故事。
一个是作家的故事，一个是女人们的故事。
作家的故事
电影一开场，是通过一群编辑的闲谈来引入这个中心人物的。
在这里首先强调的是他的作者身份——“为了写书什么都做的出来”。
谈到太宰治，普通观众的印象大都是那部带有私小说性质的《人间失格》，和他在《二十一世纪旗手》中引用某位诗人的名句“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电影却从另一个角度，通过同为“无赖派”作家的坂口安吾之口，对太宰治的战后文学主题进行了两次解读。
第一是书写堕落的时代。
故事从太宰引诱纯真的落没贵族小姐太田静子开始，他以静子为蓝本，不断从她身上汲取写作的素材，并写就了当时畅销一时的名作《斜阳》。
此时的日本（电影时间线为1946年及以后），是一个刚刚经历战败、精神和物质上都满目疮痍的国家，此时也正是一个社会失序、信仰崩塌的时代。
然而遗憾的是，电影并没有耐心去描绘那样一个复杂的时代面貌。
这导致小栗旬演绎的太宰治更像是在无病呻吟，在表现创作《如是我闻》时对虚伪自满的文坛现状的愤怒时，也失去了一种情感基础。
对于失去时代土壤的“太宰治”，观众也很难理解他为何痛苦，为何堕落。
不禁感叹一下这里实在太浪费小栗旬的演技了。
第二是解剖堕落的自我。
被太宰治所吸引的还有一个人。那时的他才刚刚得到川端康成的青眼赏识，在文坛上更是藉藉无名。
在《斜阳》发表后，21岁的三岛由纪夫前去见太宰，并对他说出了那句十分有名的话，“我讨厌你的文学”。
这条轶闻被广为流传并津津乐道的原因，是随后太宰治的回答：“既然你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吧。”电影里也还原了这段轶闻。
谈到太宰时，三岛曾这样写，“在他的文学中，许多文学青年发现自己的肖像画而感到喜悦，在这同一个地点上，我却慌忙地背过脸去。”
正由于他们内在的一致性，通过三岛由纪夫这位作家来审视太宰治的堕落再合适不过。
在史实里，这段轶闻其实发生在《斜阳》创作发表的半年前，电影将之移到发表之后，其实有着另一个目的。
在这场戏里，面对三岛的谴责，他掐着自己的喉咙当场展示自己的丑态，众人也像配合小丑演出一般，惶恐上前阻拦。
而当他因肺结核咳出血来，暴露真实的自己时，众人却捂着嘴惊恐后退。
这一场戏，正对应了《斜阳》中的这句话：
“我假装说谎，人们便说我是个骗子。我装作一副有钱人的样子，人们就说我是富豪。我表现得很冷淡，人们就说我是个冷漠无情的家伙。然而，当我真的痛苦万分，忍不住发出呻吟时，人们却说我是在伪装痛苦，无病呻吟。”
当众自杀正是他欺骗旁人、伪装自我的一场表演。
正如太宰曾对他的老师井伏鳟二说的，死是他最轻蔑的东西。死亡之于太宰本人无意义。
所以为了达到一种反讽，他不断地写到死亡，于是在旁人眼中，他死亡的意义在于不断被见证，并逐渐变成娱乐媒体的饵料。
众人落入了他的圈套，围在一起猜测着他会如何死去。
而三岛对他的愤怒不仅仅在于他个人的自甘堕落，还在于他认清了社会的丑陋现状却无意建立新的理想和价值，反而用他的种种丑态继续欺骗、或者说娱乐着大众。
在小说《人间失格》里，这种精神病态体现得尤为明显。
但在电影《人间失格》里，对这一精神层面的探究是缺失的。
作家的故事，在影片里呈现为一些历史人物的碎片，它传递的仍然是大众对太宰治其人的单调印象，或者说是导演蜷川实花对他们的扁平化展现。
女人们的故事
女人们的故事，毫无疑问，讲得更好，更精彩。
它是从一个读者角度来讲的，也是从一个作者（导演）角度来讲的。
在女人们的故事中，“太宰治”变作一个表达的道具。以这个作家为媒介，讲述的是她们的欲望，她们的理想，和她们的爱与恋、恨与怕。
太田静子。
太田静子是战后无数落魄苦闷的贵族女性之一，也是《斜阳》里堕落时代的象征。
电影中的静子，有着对文学的向往，对成名的渴望，以及对玛利亚（母亲）的憧憬。
她是《斜阳》中所写“抛弃了社会的女人”——不忌讳出现在太宰的妻子面前，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扬不被世俗承认的“恋爱”。
她是被引诱的一方，但也是引诱的一方。这一系列行为，让她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主导权：她得到了所有想要的东西，孩子、名气和永恒的生命。
她与太宰治的关系，更接近文学创作上的“战友”。
山崎富荣。
山崎富荣与太宰也不是单纯的情人关系，更多的或许仍旧是相互利用。
她对太宰的情感不像静子那样带着功利性，反而是纯粹以至于扭曲的。
她相信太宰对死的欲望，所以利用这样一种“欲望”绑架了太宰来完成她的欲望，也就是对独一无二的“爱”的渴望。
美知子。
电影塑造的美知子的形象要更复杂一些。
她爱的并不是太宰治，而是一个名为“津岛修治”的丈夫。
每次丈夫喝得烂醉回到家时，她总会接纳和妥协，面对他的撒娇无赖，也总是包容他。就连他的堕落和自我毁灭倾向，她也只是默默接受。
而丈夫对她的抱怨，是她从来不看自己的作品。
美知子看似就是《维庸之妻》里男人眼中那个完美的贤妻良母。通过默默承担这一切，维持着一个完整的家庭。
然而当某一天，丈夫吐着血回来后，她终于决定接受他的作家身份，把他赶出这个家庭，逼着他去创作最后的堕落之书。
“太宰治”的死亡，究竟是他自己的意愿，还是他们两人共同完成的，电影没有明确点出来。
但在电影的结尾处，美知子看完遗书后如释重负的笑容，他们最终还是理解了对方。
影片中的这种女性叙事和女性视角，可以说是这部电影除小栗旬之外最大的亮点。
另一方面，导演蜷川实花也充分发挥了她所擅长的视觉系摄影功底，在电影中运用了三种色调来塑造人物。
美知子是深蓝。不仅仅是电影中家庭妇女的形象，史实中的美知子还是一个知识女性，蓝色既塑造出她沉静的性格，也赋予了她知性的内在。
太田静子是红色。她就是《斜阳》里反抗旧道德和渴望新生活的女主角和子，红色代表的是生命之火，在理想幻灭的时代，她依然拥有顽强活下去的勇气。
而山崎富荣是绿色。绿色可以代表希望，也可以代表死寂。
遗憾的是，蜷川实花对这个“人间失格”故事的表达，也仅仅停留在华丽的表面。
没有“作家故事”的内核支撑，“女人们的故事”便只剩下一个浮华艳丽的表层。
华丽虽华丽，空洞却也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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