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重视先进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并承认美国正面临重大挑战，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联邦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市场才能做出回应，而政府的任何行动，尤其是针对关键行业或关键那种技术的行动，注定会失败。对许多人来说，唯一的选择是保持在中国的命令与控制模式与市场模式之间。这是第一反应下的意识形态选择，既没有基于逻辑也不基于研究。
基于创新的行业受制于大规模的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效应，网络失灵，系统依赖性和技术平台的公共物品性质。例如，即使拥有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投资于研究的公司平均也只能从该研究中获得不到一半的回报。其他好处则属于消费者和竞争对手。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研发税收抵免或竞争前的研发补助拨款等政策，企业在研究方面的投资不足，难以达到整体经济回报最大化的水平。
此外，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创新投资上的差异意味着，政府处于“选拔优胜者”的有利地位。就两种方式而言：一种为企业提供20%的回报率(ROR)，而不会对社会产生溢出效应，即社会回报率为20%;另一种是为企业提供10%的回报和产生30%的社会影响的溢出效应。市场力量将把资本投向前者，而企业将不受后者的控制，从而降低整体增长。
第二个市场失灵延伸到时间维度。公司可能会发现，通过将生产转移到海外或削减研发费用，即使两者都不符合公司长期利益，但可以实现短期利润最大化。正如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所报道的那样，“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和公司管理人员对短期结果的痴迷，共同导致了破坏长期价值，降低市场效率，降低投资回报并阻碍加强公司治理等意想不到的后果。”
第三，在不完善的市场中，大多数创新产业都受制于规模报酬递增。在这些行业中，如果一家公司在价格或性能上获得哪怕一点点的优势，它就能战胜竞争对手。如果增加的市场份额使该公司比其竞争对手更有效地提高创新或效率，则该优势可以发展为巨大的优势。顾名思义，由于边际成本下降而创新上升，企业获得了规模收益的增加。正如迈克尔·林德所说：“公司的真实情况也适用于公司所在的国家。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或贸易集团可以垄断某个特定行业的所有生产。中国可以制造世界上所有的电信设备，欧洲可以制造所有商用飞机。韩国和台湾可以生产所有的半导体。一旦成功，这样的成功是很难被挑战的，特别是如果竞争对手的起点较低，并且不愿制定产业战略的情况下。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忙于“创新重商主义”政策和实践，让市场来承担美国专门从事低附加值、以商品为基础的生产的真正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正如乔•斯塔威尔在《亚洲如何崛起》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台湾和韩国等“亚洲四小龙”提升产业价值链的唯一途径，就是接受国家产业战略。鉴于美国在某些领域已经丧失了核心生产能力，它现在更像是一个新兴市场，因此，如果美国想要至少重新获得一些必要的生产能力，也需要一个全国性的产业战略。
第四个失败之处是，外国可能会导致美国企业采取损害美国经济利益的行动。当外国人，就像中国常做的那样补贴先进生产或要求强制性技术转让或强制性生产本地化时，它可以而且确实会导致美国企业做出有利于外国，甚至是一些竞争对手的决策，而代价往往是损害美国的利益。由于美国政府对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本国企业缺乏支持，企业更加容易做出这些决策。
最后，国家安全是政府角色的另一个长期被认可的理由，国家在许多领域的竞争力现在与国防能力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制定国家产业战略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国家利益不仅仅是为了企业或整个经济的经济回报最大化。企业和运作良好的市场的利益与民族国家的利益确实至少在三个关键领域有所不同。首先是先进技术产品的竞争力。面临相当大的风险和可能较低的回报率的公司，至少在此期间，可能不会选择在先进技术领域“竞争”，而是简单地把生产交给其他国家的公司。这样可以专注于其他活动，比如提供商业服务或知识产权许可。虽然这种行为对公司而言是合理的，尤其是那些被要求最大化短期价值的企业，但它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
在“市场力量”的逻辑驱动下，企业自主行动将实现这三个国家目标的内在原因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外国产业政策健全且往往不公平的情况下。
其次，先进技术产品的广泛地域分布对于确保更多美国人获得广泛的经济机会至关重要。大多数先进的技术活动自然地聚集在已经成功的地方，例如硅谷的信息技术（IT）或波士顿的生物制药。当成功的技术公司决定在哪里进行生产时，他们通常会选择现有的生产中心，从而加剧了空间上的差异，导致一些地区过度拥挤，并减少了许多其他地区的经济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将更多的先进技术工作岗位带到更多地方，例如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一国保守主义”愿景。
最后，许多公司，特别是那些有低工资的移民劳动力，很低的保底工资以及资本投资股票市场约束的公司，选择在低工资而不是高生产率的基础上竞争。既然一家公司可以雇佣低薪工人，为什么还要冒险投资昂贵的设备和培训工人呢？然而，无论是高水平的创新和高技能，还是低水平的创新和低技能，经济都可以处于完美的新古典主义均衡状态。公司按照前一种方式组织安排工作显然符合社会的利益。
在“市场力量”的逻辑驱动下，企业自主行动将实现这三个国家目标的内在原因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外国产业政策健全且往往不公平的情况下。因此，当市场失灵程度较低，企业行动与国家优先事项高度一致时，或许更有理由只依赖一般性经济政策（例如，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良好的K-12教育，知识产权等）。但就先进产业而言，市场失灵并不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配合度不一定很高。这表明，在缺乏国家产业战略的情况下，企业的利益，至少是全球贸易市场上的企业的利益，往往不会与美国的利益完全一致。实际上，市场力量和私人投资决策通常只能偶然地有效应对这三个挑战。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自由市场，产权和创业精神足以保证美国的成功-也是创新成功的唯一有效秘诀，这个想法很幼稚也不符合历史。这些从来都不是美国竞争力的要素，政府对研发、税收激励、国防技术和其他政策的大力资助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已经明确表示，美国的做法并不是创造繁荣的唯一有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