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本是一個傳統的專制社會，在明治維新之後開始向西方學習，從政治經貿到衣食住行都留下了很深的西方印記。但是，日本仍然保留了許多固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世襲背景之下的貴族政治和等級森嚴的社會準則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只是在具體的執行環節上增刪了一些步驟，其內核依然強大。在政壇中亦是如此，為了確保身份地位和職務相互映襯。二戰之前的很多位首相都享有崇高的地位，源自中國的“公侯伯子男”爵位依舊存在於日本政界之中。首相和各部大臣均由擁有爵位的貴族擔任，形成了貴族內閣。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二戰時期，日本戰敗後政壇被盟軍強制重組，相關的等級制度才漸漸消失。其具體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來。
貴族執政是日本二戰前的傳統
日本首相拜爵和等級社會的發展
爵位制度源於古老的中國社會，先秦時期中國便開始實行爵位制度，“公侯伯子男”就是一段時期內的爵位概述。爵位不僅是地位的體現，還附帶著土地的管轄權和大量的經濟利益。當時的天子會舉行特殊的儀式來分封爵位，將象徵著土地的白茅草賜予貴族，因此也被稱為“裂土分茅”。日本是從唐代時期開始向中國學習典章制度，包括爵位制度也一併帶回了日本社會中。明治維新後，日本開始改革內部的政治體制，取消了原有的大名和公卿稱號，以“華族”作為群體性的指代名稱。政府也在1884年頒佈《華族令》：將華族分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個等級。而當時能夠獲得爵位的主要就是三個群體，第一是原本的舊公卿家族和大名家族，公卿之家的子弟可以憑藉家世授予子爵以上的爵位，大名之家可依據原有俸祿等級獲封男爵以上爵位。當中的代表就是原本的五攝家，他們是在幕府時期就於天皇身邊輔佐的高級文官家族，被封為公爵。第二個群體就是在倒幕運動和戊辰戰爭中立下汗馬功勞的重臣群體，像是西鄉隆盛、木戶孝允都獲封了侯爵。第三個群體就是皇族中被降為臣子的一部分，比如後來的伏見宮博英王就被降為了臣子，封為侯爵，但這部分人數並不多。這些身份象徵著特權和地位，並且還深深地影響了當時的政府。
日本的貴族內閣
日本明治政府從伊藤博文擔任首相開始，這一職位就長期與貴族身份合二為一。伊藤博文在頒佈《華族令》時獲封為伯爵，他的繼任者黑田清隆也是伯爵。在日本明治憲法頒佈時期，所有的內閣成員都有子爵之上的貴族身份，可以說的上是貴族內閣。之後的首相及其爵位大致如下：
三條實美（公爵），山縣有朋（公爵），松方正義（公爵），大隈重信（侯爵），
西園寺公望（公爵），桂太郎（公爵），山本權兵衛（伯爵），寺內正毅（伯爵），
內田康哉（伯爵），高橋是清（男爵），加藤友三郎（子爵），清浦奎吾（伯爵），
加藤高明（伯爵），田中義一（男爵），齋藤實（子爵），近衛文麿（公爵）。
在發動二戰的罪魁禍首裕仁天皇登基之前，日本的首相中只有1918年9月29日—1921年11月4日的原敬首相是平民身份。進入到裕仁天皇的昭和時期後，平民出身的首相開始多了起來。這也與日本當時發生的軍國主義抬頭、軍人勢力坐大有直接的關聯。
日本明治天皇
二十世紀初期，日本的政治體制也在面臨激烈的變革，政黨政治開始進入到國家的政治序列之中。包括伊藤博文在內的明治元老也開始投身於政黨活動之中，但是由於長期的傳統時代對於日本人的思維影響。日本的政黨政治在建立初期仍然保有很濃厚的忠君色彩，沒有將政黨政治的精髓即“分權與制衡”融入到國家的政治之中。更有甚者，以變革為口號，實際上是為攫取自身的政治資本，更有甚者將國家體制視為一場政治豪賭。正如美國人約翰·託蘭所撰寫的《日本帝國的衰亡》當中提及到：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專制制度在歐洲瓦解，接著出現民主、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潮流，這在日本青年人中產生了巨大影響，要求變革的呼聲甚囂塵上。政黨相繼出現，一九二四年開始實施成人普選法。但是，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得太突然了。在日本，視政治為賭博或搖錢樹者大有人在，已揭露出一系列醜聞，如松島紅燈區醜聞，鐵路醜聞，朝鮮醜聞等。對貪汙賄賂的告發，使國會大樓內發生了激烈的爭吵。”
這些扭曲的發展使得日本的政治運作本身就出現了先天不足，而貴族在社會中的影響力並沒有隨著政黨政治的興起而有所降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貴族依舊是國家政治領域的重要角色。就最高的爵位公爵而言，在數十年中只有桂太郎是憑藉著個人的努力而登上了公爵的地位，貴族在當時的政治影響力是不言而喻的。
從平民到貴族的桂太郎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將貴族的大門向部分積極努力、力爭上游的平民開放，這是它進步的顯著特徵。在日本的傳統社會，高級貴族完全由世襲產生的。優秀的平民只能進入到普通的官員序列之中，無法改變自身的身份和命運。而在明治維新前後，很多在戊辰戰爭中立下功勳的平民獲得了貴族的頭銜。在之後的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也有很多的將領因為功績而獲封為貴族。典型的代表有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海軍的東鄉平八郎，他就是平民出身，因此戰而被封伯爵，後又晉升為侯爵。他和桂太郎一樣都是通過功勞的累積從平民一步一步走向了貴族的地位，這體現出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積極促進人才的上下流動，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是日本成功的關鍵點之一。
為何日本長期選擇以貴族擔任政府首相？
首先，這是東方民族的長期慣例。這樣的安排並非日本獨創，在中國早期一人之下的丞相（相國）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貴族的身份。在漢代中期以前，國家文官政府的長官也都是由擁有列侯頭銜的軍功或者外戚貴族擔任。漢武帝時期還確立了“丞相封侯”的制度，也就是當丞相就任時沒有列侯的身份，從他擔任丞相的那一刻起皇帝就會自動授予他列侯的身份。在漢朝歷史上的第一位布衣宰相是漢武帝時期的公孫弘，據《漢書》記載：
“元朔中，公孫弘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
布衣宰相公孫弘
自此之後，丞相與貴族就成為大漢王朝四百年中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直到丞相制度改革之後。日本很明顯是在唐代之後吸取了中國的典範制度，明治維新時期又把相關制度重新設置到了國家的政治體制之中。以貴族治理國家一方面是對於貴族身份和能力的肯定，由於古代政治社會中沒有專業的概念，所以身份是能力的一種代表。國家也是以此來作為選拔高級官吏的衡量尺度。因為貴族和平民存在身份上的落差，平民對於貴族的服從具有理所當然的先天性。這樣能夠加速政策的執行力度。在古代時期，整個東亞都是等級社會，上下階層秩序井然。因此，日本自明治之後以貴族擔任首相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貴族是日本當時對於天皇最忠誠的一個群體。天皇在數百年的幕府將軍控制之下形同虛設。而在這一時期下層的武士和各藩的大名擁護天皇掌權，發動倒幕運動也是天皇可以重掌大權的最重要原因。所以，天皇以貴族擔任政府首腦也有酬勞功臣的意味在其中。而且，由於長期以來的幕府統治，天皇的身邊缺乏能臣幹吏和優秀的人才。在倒幕運動和戊辰戰爭中湧現出了一大批傑出的優秀分子，不僅在軍事領域戰功赫赫，同時還對於國家的體制機制和法律修訂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以這些人來組成政府的核心不僅有利於穩定國家的局面，更能夠加速國家的發展。再加上長期以來的封閉，日本當時很多人的思維還停留在古代，對於西方和現代社會缺乏必要的認識。佩裡叩關之後，西方社會對於日本的衝擊不斷加大。而木戶孝允等人在倒幕運動之前就對於西方社會有所接觸，所以任用他們可以更好地與西方接軌。
木戶孝允
最後，明治天皇重新奪回大位時還比較年輕，經驗不足。當時的軍隊也大部分都來自於倒幕運動中的將領麾下。賜予這些將領貴族的身份，再將政府也完全交給這些新貴來掌握，可以更好地實現權力的行使和政策的運轉。而且經過了尊王攘夷運動的渲染，國家內部忠君愛國的氛圍高漲，因此天皇並不擔心會再出現另一個幕府來瓜分統治權。所以，以伊藤博文等新貴來處理政務，這對於當時的明治天皇來說是最佳的選擇。
日本以貴族掌握政府對於後世的影響
日本雖然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但是隨著國際上多種思維不斷湧入日本。日本國內的風向也有所轉變，進入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這種現象體現得更為明顯。這一時期，明治維新中的元老已經日漸老邁凋零，但是這些家族依靠著貴族的身份依舊掌握權力。這就造成了底層青壯年特別是軍內青壯派的不滿，矛盾在不斷的累積之中。
日本最後一位元老——西園寺公望
從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憲被刺殺以來，底層軍官的狂熱性被不斷點燃。直到二·二六兵變時的總爆發，當時主要針對的人除了政府首腦之外還有大量的元老貴族。其中包括了牧野伸顯伯爵、西園寺公望公爵、齋藤實子爵等等，這些人都是日本貴族階級的代表。這場兵變雖然最終被鎮壓，但是底層青壯派軍官的瘋狂已經日趨失控。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軍部的代表正式登上了首相的寶座，將整個日本推入了戰爭的深淵之中。最終，1945年日本戰敗，整個貴族階層也被盟軍納入到了清算的名單之中。據資料記載：
“1947年，根據新的《日本國憲法》，華族制度正式廢除。據統計，當時有爵位者包括：公爵17名、侯爵38名、伯爵105名、子爵351名、男爵378名，共計889人。1947年5月15日上午10點，自島津忠重公爵以下204名華族齊聚東京皇居“表三之間”拜謁昭和天皇。在會見中，天皇表示：‘從今以後華族制度廢除，各位要努力不辱沒祖先的名聲。’”
自此之後，日本長達數十年的華族政策正式被終結，日本政府也走向了平民化，政黨政治成為了政府的主體架構，一直延續至今。
二·二六事件
綜上所述，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通過《華族令》確立了“公侯伯子男”五個等級的貴族身份，分別授予了當時的元從重臣和傳統世家。自從伊藤博文正式出任首相之來，日本的首相乃至內閣都為貴族所掌握。在昭和時期之前，只有原憲首相是平民身份，其餘的首相都有高低不等的爵位在身。進入近代之後，日本打開了貴族和平民的界限，許多在戰爭中立下功勳的平民都被授予了爵位，成為貴族。有些人甚至坐上了首相的位置，成為政府首腦。這固然是遵循了東方民族的一貫傳統，也是對於功臣的酬勞，有利於推動國家的發展和與西方接軌的進程。但是由於長期的貴族執政也埋下了隱患，底層的青壯派軍官渴望獲得權力，甚至不惜兵變來實現自己的瘋狂理想。日本軍國主義上臺執政後將整個太平洋地區推入了戰火之中，最終自食惡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