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永圣国学大讲堂 昨天
钟永圣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世界历史上产生过多种“文明”，超过3000年发展史的文明形态中，只有中华文明“活”下来。中华文明的“文明”实质，是对科学的真相和本质的真理整体性的觉知，因而就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言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和合一性，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具有天然的伦理性、秩序性和亲和性。当今西方学术界在“文明”认识上、在文明标准上存在认识局限，过于执着于“物质的”和“有形的”研究，忽略甚至否定非物质的和无形的研究。对于人类文明研究的庸俗化、碎片化和非法化，以及科学界在创新方面的非伦理化和唯物质化，已经开始危及人类文明的底线乃至存亡。要想纠正世界哲学研究的方向性失误和方法性局限，就要停止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对中国固有哲学的伤害，避免庄子所说的“七窍成而馄饨死”。把中华文明固有的“中道”学转化为现代哲学表述，能够为渐失优良传统和发展方向的世界哲学立法。
关键词:中华文明；中国道学；文明标准；西方哲学；非法性
一、引 论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不文明的“文明”和文明中的“不文明”交相存在。“文”在中文中的解释，有一种说法指出其原意是“纹”，表示物体自然开裂产生的“纹路”，具有“规律”、“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等含义，引申为“方向”、“路径”，乃至升华为中华文明中的核心语汇“道”。当这种自然的真相、规律或者机制被揭示出来，就是“文”被“明”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中的“文明”，和当今所追求的“科学性”，并没有差别。但是中华文明却更加系统、整体和圆融，不但含有物质形态上的科学性，还涵容非物质形态的合理性与客观性，使得中华文明在哲学认知上避免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偏见。
按照楼宇烈先生的看法，西方文明从15、16世纪文艺复兴以来，摆脱了作为“神的奴隶”的境地，又逐渐陷入“物的奴隶”的泥潭。[1]从经济发展史上看，人类理性在西方哲学认知中，要么在神的光环下黑暗了15个世纪，要么在“工具理性”的狂妄下泛滥了四五百年。
可是，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强势的影响，中国不但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圆融合一性，反而在学习西方文化后在二元对立的偏见中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在中国谋求现代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20世纪，由于缺少文化自信，在相当长的时段里，一方面全面抛弃自己的传统经典道学认知，一方面模仿甚至照搬西方的理论、制度和方法，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借鉴西方理论精华和符合本国国情结合起来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才能取得空前的成功。
近两个世纪以来，传统的缺失与经济的落后，使得中国社会中即使被称为精英的学人，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了解、错解和误解。这使得我们在失去了传承优势的同时，增加了很好地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的难度，因为我们没有了独立的立场和全局的坐标。
世界是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也是了了分明存在的万物的世界。西方文明工具理性的狂妄，催生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以“主宰万物命运”的造物主姿态，摧残和破坏着世界的和谐与稳定。中华文明“顺自然，致中和”的文明特质，是人类保持理性、提高自觉、加强自律、与万物共处的希望所在。
所谓中华文明的“道学”，就是假借名词以阐释世界本体及其现象的规律，是“借船渡人”的概念体系。所谓“立法”，就是确定标准，指明方向，规定路径。所谓“非法”，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负、自是，对自然世界的整体进行割裂认知，对系统进行肢解破坏，对活的思想心灵进行假设式的分科研究。在中国“道”学视角(其实没有视角，是名“视角”)下，反自然、反整体、反系统、反缘起、反生命的，都是“非法”的。唯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主明下安、阴阳平衡、名实相符的“中和”状态，才是“文明”的本来境界。
二、中华文明的“文明”实质：科学的真相和本质的真理
世界历史上产生过多种“文明”，超过3000年发展史的文明形态中，只有中华文明“活”下来。伏羲8000年前的卦象易理，黄帝近4800年的中道医学，尧舜4100年前的天文立法二十四节气，仍然在百姓生活的日用当中。在如此长的时空中，一种文明历经波峰谷底，绵延至今，绝不是依靠幸运和偶然。考察其中原因，至少有以下三种特点，使中华文明具有源远流长的必然性。
1.就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言，中华文明的哲学认知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整体性
从尊重彼此信仰、风俗和价值观念等角度上说，文明并无高下之分，但是一种文明在智慧上所能达到的境界却有深浅之别。对这种智慧境界的表达，各种文明之间都形成了自己的概念体系或者行为规范，其精妙之处往往超出语言所能够准确呈现的能力。可是如果不借用已经约定俗成的语汇，我们就无法理解、评述和借鉴，所以，在本文中，我们把一种文明中最核心的理念、最本质的精神和最深刻的判断称为该种文明的“哲学”。
中华文明的“哲学”，是一种超越目前学术界所定义的“哲学”学科界限的智慧，既可以包含学科又不是单一学科，既可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又不僵化于一种学术体系，既可以进行逻辑思辨又超越逻辑而进入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觉悟，不可思议，不可言说，不可比量。它是对人与世界本质及其关系的本源性认知，是人的觉知对自己生存的环境和存在规律的“文明”反应。
这些本质性的特点，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西方成为学术主流的哲学表达方式是不同的。中华文明的哲学呈现方式是综合的，浑然天成的，不但文史哲不分，其实建筑、音乐、绘画、工程也是天人合一观下“术业有专攻”，并不彼此截然分开；而西方的哲学呈现从古希腊开始就是分科的传统，越分越细的结果就是消亡。必须彼此融合勾连，才能有新的生机。
2.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中华文明的哲学认知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和合一性
就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而言，西方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畏惧自然、崇拜自然和征服自然；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三种境界：神化自然、效法自然和回归自然。
西方畏惧自然的结果导致崇拜自然，认为“造物主”决定着人间的一切，包括人的命运；而西方传教士把中国的人本精神和人文传统传回西方，导致和助推了西方文艺复兴，人们发现了人类理性的可贵，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在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文化中产生了对立的“科学观念”后，开始进入“征服自然”的阶段。
中国先祖认为自然的变化非常神奇，从人的立场出发开始“神化自然”，风神、山神、雨神、树神、河神、日神、月神，认为“万物皆有灵”，包括土地神、灶神、火神、水神等。但是按照楼宇烈先生的发现，中国古人并不强调“造物主”之神，这个“神”是自然而然的。如荀子说，“神者，状万物之变化也”，“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又如《孟子·尽心下》中论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由于中国文化中一直有效法先人和圣贤的传统，因此神化自然的结果是“见贤思齐”，顺理成章地就进入了“效法自然”的过程。等到证悟“天人合一”以后，自然地“回归自然”，完成了从自然中来又回到自然的循环。
西方哲学认为存在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绝对真理”，存在于彼岸世界，这等于是把“人类”自己从自然当中分离出来，由此产生了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基础。这已经是“不自然”了。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哲学观念是“天人合一”，是自己当下决定自己的世界，人是自己世界的核心，但是又认识到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是“一合相”中的微小分子，所以具有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合一性。
3.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中华文明具有天然的伦理性、秩序性和亲和性
许多学者认为儒家思想规定了中国人的伦理，其实不知道伦理的思想也是源出于“天人合一”观。伦理是从体悟天地自然秩序中总结而来，而不是圣人作文规定的。基于血缘的伦理，是天然的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自然体现；基于智慧的伦理，是人对世界觉悟程度的自然划分。如鲁哀公问孔子人可以分为几个等级，孔子回答说分为五等，分别是普通人、士人、君子、贤人和圣人，其实就是人生觉悟程度的划分，是“文明”在人身上呈现的五种状态。圣人是中国人心目中文明程度近乎完美的人，是对人生及宇宙世界的根本道理通达无碍的人。贤人下圣人一等，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划分标准，说得比较清晰明确又能够被儒家广泛接受的是荀子。《荀子·哀公》中记载了四条标准：一是“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二是“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三是“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四是“布施天下而不病贫”。按照这样四个标准要求自己的人，可以被称为“贤人”。中国人钦慕和效仿的就是这样的“圣贤”。再往下，还有君子或者善人，文士或者武士，直至庸人或者平人，也就是普通人。这种在爵位、级别和财富等社会地位之外建立起来的“文明地位”，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见贤思齐”的文明追慕关系，保护了中华文明代代薪火相传，维护了文明的高尚与尊严，因而具有伦理性和秩序性。例如，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互相师法，维护师道尊严，就是文明的伦理性体现，人与人之间也增加了亲和性，增加了民族的文化凝聚力。
中华民族不但在师法圣贤上具有亲和性，在血脉上更是“天下一家亲”。追溯百家姓的缘起，几乎都溯源到炎帝、黄帝、颛顼、帝喾等先祖圣王。修家谱的习俗一直保持到20世纪中叶，人们可以清晰地查到自己500年前甚至2000年前的先祖是谁。这便是曾子所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体现。
不论对于自然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人都少有依靠“救世主”的观念。《诗经》中出现“上帝”这个词汇，并不是现代宗教意义上的“救世主”概念，而是“穷极呼天”的一种表达。《易经》在中华文明的源头上界定了中国人作为人的君子传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行有不得，不怨天，不尤人，反求诸己，而不是求神。这种自强不息的人本精神，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即使仰慕圣贤，也不是指望圣贤踏着彩云或者莲花来救自己，而是通过践行圣贤所述说的道理，自己救自己，自我超越，自我升华。
三、当今西方学术界在“文明”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1.西方世界在文明标准上的认识局限
当今学术界按照西方学术标准，认为衡量一种“文化”进入“文明时代”需要三个条件：出现城市、成熟的文字和青铜器。这些标准固然不错，也适合绝大多数人类文明的判定，但是在判断中华文化上，它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就是对“文明”的觉悟程度。没有这一点，哪怕物质文明再发达，也难以企及中华文明所达到的高度。换句话说，如果文明的定义标准是城市、文字、青铜器，那么这种文明的定义太低了，文明本身有超越文字表达的规律存在。中华文明恰恰在后一点上是十分早熟的文明，但是这种文明的语言表达体系在15世纪以后渐渐地失去了话语权，被尘封在了中华文言典籍之中。
如果关于文明的哲学认识过于局限在物质和有形之上，那么无论对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其认识都是不完整的。今天的物理学界面对量子世界的困惑，和努力寻找看不见摸不着的“暗物质”的艰难，都是偏差的哲学认识导致的“科学后果”，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中国古代“道学”文明主张中国文化自有其文明精神和概念体系，远超现代以“理性思辨”为标榜，缺少“知行合一”传统的西方哲学。《易传》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为“有形”，看得见，摸得着；阳为“能量”，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通过“阴”可以显像和起作用，能够被感知。这种“两仪”理论，是中华文明在古代社会对世界本质的“科学认识”，可是现代人已经基本上不能理解那套语言体系了。
2.当前西方哲学界对于人类文明研究的庸俗化、碎片化和非法化
目前西方哲学界关于文明的哲学研究呈现庸俗化倾向，只关注一些概念累积起来的虚幻“哲学命题”，忽视了对世界变化和人类生命诉求的真实关切，以至于对现实世界失去了解释力，跟不上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所带来的人类认识的改变。霍金公然说“哲学死了”并非危言耸听或者夸大其词。
碎片化的文明是不是文明，和已经拆散了的机器是不是机器同一道理。看着条分缕析，逻辑严谨，实际上“文明的精神”已经死掉了。按照《黄帝内经》的揭示，“心”是人的“君主之官”，统一协调着人体的十二经、十二官等全部“生命组成部分”，这些被称为心、肝、脾、肺、肾、眼、耳、鼻、舌、身、意的各个部分，离开了“人”这个整体，对生命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所谓“为生民立命”，就是保持一个完整的“活”的个体，而不是留下一堆“死”的零件。对人类文明而言，这是“立法”；如果分而述之不及其余，就是“非法”。西方哲学已经在“科学传统”挟持下，在“非法”的岔路上渐行渐远。这意味着论述得越多，离“立法”越远，离文明越远。
眼见色，耳闻声，乃至意立法，都建立在每一个“部分”都不脱离活的“整体”基础上，一旦脱离整体失去活性，每一立法皆是非法。世界或者人体整体的功能为“道”，以此为出发点和衡量标准，那么西方背离系统论和整体论的哲学思路都是“非法”的，都是文明中的不文明异动。
3.当前西方科学界关于人类文明研究的非伦理化和唯物质化
西方文化长期笼罩在“神创造世界”的观念中，对“神”的屈从埋葬了人的理性。宗教改革之后产生的新教伦理，刺激了资本主义精神，使人类的理性得到极大的发挥，生产能力极大地提高。科学理性的极致，导致人类似乎可以展望代替神成为“造物主”。在科学探索创新的名义下，非伦理化倾向十分明显，例如克隆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都引起了全世界的伦理讨论和心理恐慌。
在这样的思潮下，曾经无所不能的、与万物同在的“神”，被以“科学”的名义完全隔离于物质，从此对于“物质”的研究成为最显赫的领域。随着向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的不断扩展，人类的科技文明进入了有史以来的巅峰状态。这时，东西方关于“神”的哲学观念，变得以讹传讹、错上加错。西方的宗教观念中，“神”是特指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造物主”，这种观念在中世纪以后的科学发展中受到严厉批判，导致科学与宗教成为“正确的”和“迷信的”两种不同认知的代名词。关于物质研究的科学，必须打破“迷信”宗教的制约，也就是打破“有神论”的统治，建立起“无神论”的“科学观念”。这样一场声势浩大而且持久的“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思想运动成为20世纪初的时代潮流。
这场思想运动的后果，是把西方的作为“造物主”的“神”，和中华传统文化中作为“自然规律”的“神”混为一谈，在反对西方造物主之“神”的过程中，把具有科学精神的，主张没有造物主的、万物自然生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神”一并给“误杀”了！西晋哲学家郭象在《庄子注》里面明确提出“造物者无主”，认为万物是自然生成的，“天地合气而万物自生”，万物不是造物主有目的、有意识的创造，而是“独化于玄冥之境”。后来“参天地化育”的说法，其实就是要学人亲身证悟天地化生万物的法则，找到万物包括自己生命的起源。楼宇烈先生认为，给“神”下最明确定义的是荀子，他在《天论》中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地运行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这是中国文化中对于“神”的特征最明确的描述。非常明显，这里面没有任何“造物主”的色彩，更没有迷信的色彩。现代人包括很多资深学者，都没有搞清楚东西方之间此“神”非彼“神”，随着西方提倡“科学”精神，反对“有神论”，就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把中国文化中这种自然机制之“神”也给一股脑地否定掉了。
四、世界哲学研究的方向性失误和方法性局限
1.西方哲学研究总体上外求有余而内求不足，局部有余而整体不足
学术概念中的“西方”，大体上指基督信仰下的社会，相信既是造物主又是救世主的“上帝”，上帝是在人世之外并在人类之上的“主”。这决定了西方文化的根基，基本上是向外求，求身外之“主”的恩赐。
《黄帝内经》中的论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和“主明则下安”，非常清晰地表明中国人的“主”在自己那里，就是自己的“心神”！《管子·心术》篇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所以中国古人信仰的是“心主”和“心神”，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求。求自己的转变而实现“天人合一”式的改变。
由于分科思维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专家”成为学者的常态，“专业”成为教育的常态。一业专精当然有其不可替代的长处，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状况。近些年国际科学界流行跨学科研究，提倡学科交叉，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读研究生学位，就是对分科过度、专业过细弊端的一种方向性的纠正。
2.分科思维下盲人摸象式的研究方法
中国在1840年以后，受日本学习西方的影响，陆续引进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专业名称，开始了西化的分科研究与教育。分科化偏执的结果，使本来一目了然的事情，变得复杂而看不清方向。这些学科的学者要大量地收集数据、阅读文献、苦心论证，才能得出一个“凭常识就可以知道”的结论。
由于方法论的原因，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盲人摸象的片面的研究结论，既笨拙又不准确。此时，东西方哲学境界的对比，高下立见。以诊病为例，一位合格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医，治病过程中不需要“会诊”，因为“中道医学”的理论观念，已经可以十分有效地帮助医生察症知源，消除病源，病症自销，而不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上做文章。这种在系统观和整体观哲学思维下建立起来的医学，是真正造福苍生的文明医学。
五、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对中国哲学研究和文化认同的伤害
1.失去自我，失去自信
没有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几乎在所有学科领域都失去了话语权。中国文化精神和境界几乎是“哲学”理想发展状态下的顶峰，可是由于表述形式“不现代”，导致西方人说中国没有哲学。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说中国没有“经济学”，只有“经济思想”。
20世纪上半叶，为了解决西方人说中国没有哲学、没有宗教这个问题，康有为主张将孔教立为中国人的国教，以解决信仰问题。章太炎考察中国历史文化，认为最适合的信仰是佛教，理由是“佛教是无神的宗教”，认为世界不是“神”创造的，是“缘起性空”的，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造物者无主”的认识十分契合。
历史地看，这些争论没有结束，试图解决问题的努力也没有结束。至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仍然处在不自信、不自立的氛围中。
2.加重了庄子所说的“道术为天下所裂”的倾向
按照《金刚经》所言，世界是“一合相”，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按照《黄帝内经》所言，人体是一个整体，“人的呼吸吐纳就是天地盈虚消息”。人体的各组织、各器官也是一个整体“不得相失”，各部分的功能彼此之间互相依赖，一旦“分科”研究、管理、治疗，不可避免地会损害整体的功能。
由于世界和人体是整体，相应的文化也必将是一个整体。作为“哲学”的中国“道学”，也不能谈玄说妙，满足于“理论上自圆其说”，要有落实的“道术”。其实庄子早就把这种情况说透了。它不但批评道术为天下裂的倾向，还以倏忽二帝给混沌“日凿一窍”的寓言来说明在局部、细小处分割文化的后果。
六、中华文明“中道”本质的现代哲学性复兴
以低境界的文明标准来“格”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永无出头之日，唯有自信者才能自立，唯有自立者才能自强。在当代世界，争论“哲学”这一词汇是不是能够准确表述中华文化的本质智慧已经没有意义。就实质而言，“道学”是中华文化体系中“哲学”的地道表达。“中华”这两字本身就隐含着儒、释、道、医各家修行的秘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传统”，实质就是“道”统，就其特征来说，也是“正”统，也是“一”统，也是“大”统，也是“中”统，都是整体圆觉无碍的境界，若表述出来，是最圆满的“哲学”。
受现代所谓“学术规范”的影响，中华文明中许多不能写成论文的“绝顶高明之学”真的就要成了“绝学”。天人合一的哲学，知行合一的哲学，都是可以不用文字的“哲学”。六祖慧能不识字，可是《坛经》中充满了永恒的智慧。最高明的哲学可以没有文字，超越文字。如果仍然僵化地执行所谓的“科学引文”规范，不但真正的中国哲学会死掉，中国活的文化精神也会死掉。
目前，世界哲学研究的框架仍然受二元论的支配，基本还是停留在17世纪以来或者唯物或者唯心的思维里，未能升华和超越。所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要找回中华文明“心物一元”的灵魂，跳出非此即彼的哲学陷阱，把中华文明固有的“中道”学转化为现代哲学表述，重新激发出有灵性的“哲学”，为时代复兴助力，为渐失优良传统和发展方向的世界哲学立法。
参 考 文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