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在第5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以“赶超为何能够成功？”为题发表演讲。他表示，从去年开始，如果中国平均每年赶超3%，十多年过后超越美国已经没有悬念。
黄有光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不适用，今后经济即使平均以5%增长，中国也会在2030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行列。同时，中国过去高速发展的有利因素多数没变，有一些因素虽然减少了，但是后发优势依然有，高储蓄、经商办企业的能力以及人们的勤劳依然存在。
“这些因素至少还会持续几十年，因此只要整个国家是稳定的，今后几十年，中国还会以中高速的增长发展。”黄有光强调。
以下为演讲精编：
我们今天讲“赶超为何能够成功？”我们这次讲的赶超并不是指总GDP，因为在PPP上的总GDP（意即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GDP）中国早已经超过美国，去年(2018)中国在PPP下的总GDP已经比美国大28%了；虽然在汇率上的总GDP方面，美国还是比中国大50%。从去年开始，如果中国平均每年赶超3%，十多年过后超越，这已经没有悬念了，我们不是要讨论这个。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赶超是否能够成功”是指人均GDP。
先谈PPP的人均GDP。去年美国的该项指标比中国大很多，美国PPP上的人均GDP是中国的3.44倍。根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年增长6.3%，美国是2.5%，每年赶超大概3.6%；因为美国人口增加比我们快，所以人均赶超速度要将近4%。我们前几年的数据，就像刚刚几位讲的那样，都大大超过4%。
我们假定从今年或者明年开始，每年以3.5%赶超，而且这个速度每年减少，长期来看从3.5%减到2%，甚至更低，所以假定长期以大约2%的速度来赶超，那需要多少年可以赶超？你们心中可以自己猜猜看，我等一下给大家数据，跟你想的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根据平均每年2%的赶超速度，PPP下的人均GDP在2082年前就会超过美国。好像很多人不大相信，你用计算器算一下就出来了，这是真的——假定平均2%，不到63年就可以超过美国。
再谈汇率上的人均GDP。到了2082年，我想中国汇率上的GDP和PPP调整后的GDP会非常接近，汇率上的人均GDP应该会在2098年前超越美国。当然，或然率肯定不是百分之百的，几十年后有什么事情是百分之百的呢？但是我相信应该超过50%，这个机率蛮高的，即使没有超过，也应该很接近。在美国的人均GDP水平下，钱已经不是很重要了，而环保等其他因素更加重要；如果环保不够的话，宁可中国赶超不成功。
有些人不但认为赶超根本是不可能的问题，甚至担心中国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达到高收入水平。很多国家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之后，发展很慢，很难达到高收入水平。我用对人均收入和物价的增加对以前的数据进行调整，发现中等收入的区间是年收入在6000到17000万美元左右，或者每年4万到12万人民币，这个数据可能有一点高估了。但中国现在差不多在这个范围里面的中间，人均年收入差不多10000美元，如果用PPP进行调整之后会更高。
我们最新的增长数据是6.2%，实际人均增长率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因为中国人口几乎没有增加。今后即使平均以5%增长，中国就也会在2030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行列 。给定稳定发展的假设，几乎肯定会跨越中等收入，因此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不适用，我们并没有跌入这个陷阱。
一些经济问题往往被夸大，例如很多人讲中国经济下行，但我认为中国经济并没有真正下行，而只是增长率下降；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只是比起以前的超高速增长而言增速下降了。但这怎么可以讲是下行呢？下行是经济跌下来。
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已非吴下阿蒙。2019年每1%的增长在实际产量上超过十年前的2%，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是十年前的两倍多，所以即使现在的增长率跌到5%，在实际产量的增长上也相当于十年前的10%、二十年前的28%、二十五年前的43%、三十年前的72%、四十年前的180%，是六十七年前的GDP的9倍、10倍。你可能不大相信这个数据，但是你根据这个统计数字用计算器算一下，这个数字是正确的，所以今年的6.2%已经非常大了。
我们从每期增长的实值绝对量来看，在不变价格下，近年来中国所生产出来的物品与劳务，几乎每年、每季的增长实值量都比上一个时段高。也就是说，根据增长的实值量而不是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在加速 。例如2017年的增长率是6.9%，而2018的增长率是6.6%，虽然6.6%比6.9%小0.3个百分点，但是2017年的6.9%是基于2016年的GDP而言的，2018年的6.6%是基于2017年的GDP而言的，而2017年的GDP已经比2016年的GDP多了6.9%，因此2018年的6.6%在实值产量上，等于2017年的6.6×1.069=7.055，这比2017年的6.9还高，所以我们一直在加速。
又例如2015年当年的GDP增长是6.9%，也比前一年2014年的7.4%大。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像台湾学者源于意识形态而产生的错误，说中国大陆经济在下滑，台湾的厂商必须寻找其他出路，不能够继续依赖大陆的市场。我曾经看过这种言论，白纸黑字发表出来的，根据我们刚刚讲的理由，中国大陆今后即使以4%的增长率增长，都会给其贸易伙伴包括台湾带来更大的增量市场，因为它的实值量增加得越来越多。
我们的计算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官方统计数据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认为在总体经济总量方面，由于逃税等原因而少报的，会超额抵消高估的，所以总体而言，我认为并没有夸张。我认为GDP的数据，可以用其他的数据，比如说用电量来支持，因此总体增长率大致是可靠的。你可以说美国也有逃税，但是我们要考虑中国的民营部分在增加，而美国的比例大致维持不变。还有民营部门在逃税的经验和方法上都在进步，因此会更多地减低GDP的统计（相当于实际）的增长率，其减低程度比美国大。
很多人担心中国债务问题很严重，我认为也是夸大了。因为中国的储蓄率很高，比美国高几倍。所以相对高储蓄率来讲，它的债务问题并不大。其次，中国的经济还在高速增加，因此债务的问题只要不恶化得太快，那么它的问题会变小，因为债务的量相对于将来更大的GDP而言会变小。而且中国债务是内债，不是对外负债的。债务多数是投资性，借钱投资，而不是借钱吃掉，吃完了将来还不起。你投资了，生产出来的将来可以还。还有，中国的债务主要是私人债务，而不是政府债务，也远远没有接近资不抵债的水平。
根据Naughton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两年前的一篇文章，政府债务占GDP 165%，但中国政府的资产占GDP的比例是306%，所以政府的净资产超过GDP，完全没有接近资不抵债的问题。另外，中国政府的功能很大，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扩散。中国政府在财政、社会保险、土地、国有企业的年收入占GDP的比例接近40%，因此它的经济力量很大，加上政府对包括银行等国有企业的控制，可以比较强力地避免一些基于恐慌而造成的危机，尤其是银行存款的挤兑，在中国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虽然中国有一些低效率、负面的问题，但是它在这方面应该可以减少危机的问题。
我们来探讨中国赶超是否可以成功？我们几十年来如此高速的发展是什么原因？所谓“中国奇迹”，我们如果理解“中国奇迹”的原因，就可以根据这些原因在将来是否依旧存在，来评估赶超是否能够成功。有人说谁能够解释“中国奇迹”，谁就能够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认为我能够解释，但我不认为我为了解释这个应该拿到诺贝尔奖，不值得，因为真的很明显，这个解释很简单：
第一，我们从1978年12月改革开放以来，逐步解除了公有与计划的桎梏，发挥了市场调节的功能，通过国际贸易而取得比较优势的利益，提高了企业家、经理人员、工人、农民等几乎全体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使经济高速发展，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后发优势，我们人均收入在1978年比美国低很多，改革开放使我们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投资等方式取得比较先进的生产和管理经验技术，从而能够快速增加产量，这是林逸夫强调的一点。而且林逸夫强调相对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二三十年前，当时他们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已经比较高，中国现在虽然绝对水平已经达到那个水平，但是相对于现在更高的美国，中国的比例还没有达到，因此还有更大的赶超空间，后发优势还很大，我同意他的看法。
第三，港澳台湾和海外的华人，包括企业家、投资者、技术、学术人员等做出了贡献，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陆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我在新加坡发言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听，我们来中国舞台比较大。一方面是华裔情节使他们大量回到大陆，投资、办企业，直接或间接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第四，华人勤奋耐劳，有经商办企业的能力，在改革开放过后得到发挥。
第五，华人有未雨绸缪、福及子孙的思想，因此有很高的储蓄率，提高资本累积率。从长期来讲，这才是真正的能够增加增长速度的，而不是所谓的三架马车，因此我反对鼓励消费。三驾马车是在短期，当你的总需求不够的时候才需要鼓励消费投资、出口等；长期来讲，中国很少有总需求不够的情形，因此不需要鼓励消费。
第六，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并不低，以我的经验来看，我是搞经济学的，我曾经跟十多位经济学诺奖得主进行经验交流，甚至跟有一些人长期相处，交谈过很多次，讨论过问题甚至在期刊上针锋相对地论战过（包括Samuelson, Sen, Harsanyi），所以我很清楚诺奖得主的水平，我可以向你保证中国人的水平不输给他们！
第七，虽然有许多问题，不过中国政府几十年来对经济的调控大致是成功的，例如2009年的四万亿，当然有很大的浪费，但是当时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口减少等的情况，我认为这四万亿大致上取得了正的作用。
如果我们根据正统的经济学分析，包括哈耶克、弗里德曼，货币中性理论，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因此你不需要政府来调节。但是根据凯恩斯和其他，包括我的综观（综合宏观、微观与全局均衡分析）的分析，这个分析不假定完全竞争，可以得出凯恩斯和弗里德曼都是特殊的例子的结论。凯恩斯认为当总需求不足的时候，政府需要调节经济，以避免失业；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市场可以自动调节。根据我的分析，中国的四万亿可能是必要的。
第八，中国人口多，多数人认为人口多是缺点，实际上是优点。
上述因素解释了中国四十年经济发展的奇迹。高速发展的有利因素多数没有变，有一些因素已经减少了，例如后发优势依然有，但是空间少了一些。而像高储蓄、经商、办企业的能力、以及人们的勤奋依然存在的，这些因素至少还会持续几十年，因此只要整个国家是稳定的，今后几十年，中国还会以中高速的增长发展，也会进一步赶超。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看人民的素质、教育、技术投资，中国用于研发投资占GDP的2.2%，专利数目全球第一；分工、公物和天才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Mozart effect，人口总量具有规模优势， 十亿人口的国家比一亿人的多十倍天才。
我们对以前的制度在进行改革，还有继续改革的空间，我们有提高赶超速度的方法。我们需要继续改革，需要利用市场；应该放弃一些不必要的行政限制，包括城乡、人口等；贪污和平均不分配的问题需要处理；我们需要提高包括文化、道德等软实力，这不是在外国建孔子学院，而是在本国提高比较重要。
单单跨越并不够，还是有一些问题，例如刚刚已经提到的环保，环保不够，跨越可能更糟糕，包括雾霾、全球暖化等问题，需要全球处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平均，这也需要处理。还需要解决权力的滥用和权钱勾结，从2013年已经开始大量处理贪污腐败的问题。刚刚讲到道德需要提高，当前中国道德水平低下是大家都同意的，只是有一些错误的观点认为这是改革开放造成大家向“钱”看，实际上是大跃进、文革时候把道德毁坏了，加上独生子女政策之下，造成人们不足够照顾他人的问题。
没有充分利用市场，虽然改革开放后比以前好很多，但还有一些地方可以进一步，例如北京对汽车以车牌号限制行驶，用抽签而非拍卖的方式发车牌，在这方面上海远远胜过北京，因为上海用拍卖，胜过北京。广州采用半拍卖、半摇号的方式，广州介于上海和北京之间。新加坡采用更有效率的拍卖方式，上海还可以向新加坡学习。
18亿亩农地红线我认为并不需要，在农产品方面，中国只有11%是靠进口，我们还可以提高进口农产品的比例，得到更大的比较优势。户口制度应该取消，人口限制虽然已经放松，从独生子女变成二胎，我认为应该完全放开，应该生七个，等一下你们会知道为什么是七个，不是六个，也不是八个。
关于人口增加和外国、外地人移民进本国、本市有一些错误的看法，其中一个就是当你在马路上驾车堵塞的时候，或者公车、地铁没有座位的时候你心中就会想，如果车辆数目减少一半或者乘客减少一半，那我就不会堵塞，我就有座位，那该多好。很多人就会这样想，把拥挤堵塞怪罪给人口数量多，造成堵塞和污染。应该认识到，给定每个人的税负，如果人口和车辆只有一半的数目，道路的宽度大概也只有一半，堵塞会更厉害。如果人口和乘客只有一半，那就不会有这么多条地铁的线路，不会有这么多班次的公共汽车，乘客的方便程度也会下降。
我举一个例子，50多年前，当时新加坡人口一百多万，我在新加坡的南洋大学，当时只有一种离开校园到市区的公车，如果你错过了，必须再等半小时。不久前我在南洋理工大学工作，当时已经有两种公车，我要去坐179号公车，我看到两辆179走掉了，我以为要等二十到三十分钟不可，但是不到一两分钟第三辆179就来了，这就是人多的好处。新加坡现在人口565万，比以前多三倍多，但是交通比50多年前便利很多。
大城市房租更高，但是给定同样的工作和薪金，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大城市而不是乡村工作，甚至不是中小城市，可见人多的好处往往超过它的坏处。 例如几年前新西兰有一个人口两万的小城市，有一个医生要请助理医生，给到平均医生两倍的薪水，人民币180万，每周工作4天，每年12周假期，两年时间里联系
4个医科职业公司，但一个申请者也没有，因为人们认为那个城市太小了。又如，日本人口比以前减少，但是东京人口比以前增加，如果人多不好，那为什么像东京和上海很多人要来，而人少的乡村和小城市很少人要去，你们要去小城市吗？
如果是只有五子女政策，我就不能出生，因为我是老七。我的出生并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大损失，我严重抗议不让我出生的政策。将来的问题是生育不够，不需要限制。
中国基本面很好，我们以前有所谓人口红利，工作的人口比例很高，但这个红利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基础设施的红利可以替代以前的人口红利，而人口基数大的红利依然存在，现在的经济是以服务业、创新为主要因素，而不是以农业为主，所以人口大、人多更好。
最后，在温饱和小康之后，经济水平已经不是人们提高快乐的重要因素。因此，与其担心经济增长因素下降，不如考虑增加快乐的其他重要因素，包括环保等。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