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情
1940年夏，全年抗戰進入第4個年頭，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侵華日軍
在歐洲，德軍橫掃西歐，法國投降，英國節節敗退。這兩個傳統強國均無力也無心支持中國抗戰。美國在遠東名為中立，實則對日照常輸出軍需物資，客觀上支撐著日本的軍事經濟。蘇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逐漸降低了援華力度，並開始與日本接觸。曾一度對華抗戰持同情態度的德國，出於自身戰略利益的考慮，不僅停止了對華軍售，而且利用其在中國多年經營所形成的影響力，極力遊說蔣氏與日本媾和。
在這種國際背景下，侵華日軍把重點放在誘降上，同時在正面戰場上保持壓力，以配合日本在港島與蔣氏代表秘密接觸的“桐工作”。在日本的全面軍事進攻、誘降和經濟封鎖下，一時人心躁動，各派力量對抗戰的態度也悄然發生了變化。以汪氏為代表的親日派勢力公開降日，於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偽機構。大批蔣軍搖身一變，成了偽軍。以蔣氏為代表的親美英勢力雖未公開對日投降，但對抗戰前景愈加悲觀，積極醞釀對日妥協。
日軍碉堡
1940年5月1日，侵華日軍發動了自武漢會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棗宜戰役，旨在攻佔宜昌，扼住入川的咽喉要道，直接威脅重慶。5月3日，南線日軍第13師團攻佔襄河東岸的長壽店，並繼續北上，與攻克泌陽南下的北線日軍第3師團，以及實施正面進攻的日軍第39師團和池田支隊形成呼應之勢。
5月7日晚，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不顧眾將勸阻，堅持東渡襄河，親自督導屬下各部攔截北上的日軍第13師團，意圖恢復河東陣地。主將親臨前沿險地督戰，這在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的正面戰場上是非常罕見的。從理論上說，集團軍司令部應該展開在能穩定指揮全局的安全位置，完全沒必要犯險。但是，仗打到1940年，蔣軍內部戰意動搖，反映到戰場上，便是各派系抵抗意志普遍不及全面抗戰之初。張自忠名為第33集團軍總司令，但棗宜戰役打響後，撥歸他指揮的江防軍各路人馬皆非其基本部隊。出身西北軍雜牌的張自忠，為洗刷“七七事變”前後被人指責為漢奸的屈辱，對日作戰一貫不遺餘力。但在1940年5月那樣的大環境下，他除了以身犯險，還能有啥招數能讓歸其指揮的非基本部隊賣力作戰呢？
事實證明，張自忠親臨前線，對部隊士氣的鼓舞及各部隊長官的鞭策作用是非常明顯的。一度危急的河東局勢，明顯穩定了下來。不過，從5月11日開始，日軍第13、第39師團調頭南下，集中力量對付張自忠部署在襄河以東不足2萬人的部隊，局勢又開始惡化了。
張自忠的指揮風格硬朗，強調死打硬拼，但卻失之於靈活。面對上峰要求力保河東陣地的死命令，張自忠沒有集中手頭本就不夠雄厚的力量打敵一路，而是分兵禦敵，犯下了兵家大忌。屋漏偏逢連夜雨，蔣軍的密碼被日軍破譯。對張自忠防禦部署瞭如指掌的日軍，集中兵力直撲張自忠的第33集團軍指揮部。任憑張率部如何輾轉騰挪，都沒法甩開追兵。
戰至5月15日，張自忠部署在河東的各部雖然仍在勉力支持，但防線已經千瘡百孔，支離破碎，喪師失地只是時間問題了。這時候，如果張自忠率部退回襄河以西，將水障留給補線線越來越長的日軍，待日軍因補給困難而戰力銳減之際，適時發起側翼反擊，恢復戰前態勢並非難事。薛嶽在湖南屢試不爽的“天爐戰法”，本質上就是這種利用日軍後勤極限，先節節抵抗，逐次後退，再發起側翼反擊的戰術。 令人惋惜的是，忠勇張自忠，但卻放棄了率部撤回河西重新佈防的最後機會。當然，他作出如此選擇，還有一種可能，是生怕自己一撤，難免讓人心浮動，兵敗如山倒後，恐怕局面更加難以收拾。
5月15日晚間，張自忠身邊僅剩1500人左右，被5000餘人的日軍堵在南瓜店以北的小山村溝沿裡。此時，張自忠實際上已經無法履行對第33集團軍的指揮職責了。他除了給蔣氏發電報呈報戰況，電請駐防樊城的桂系第11集團軍火速來援外，就只有鼓舞將士與敵血戰到底一途了。
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這一仗其實是沒有任何懸念的。張自忠及眾將士在絕境之中，決心以死報國。5月16日15時許，身邊已沒剩幾個人的張自忠，親自提槍上陣，與蜂擁而來的日軍廝殺。不久，他身中數彈，右胸洞穿，血如泉湧。彌留之際，張自忠對身邊的人說：“我這樣死得好，死得光榮，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很平安。你們快走!”
張自忠在抗日戰場上一貫忠勇，可謂有口皆碑。這一點，甚至贏得了日軍的敬重。日軍第39師團師團長長村上啟命令軍醫，用酒精將張自忠的遺體仔細擦洗乾淨，用繃帶裹好，莊重收殮入棺。
張自忠殉國消息的傳來，舉國哀悼，哀榮備至，再無人懷疑張自忠是“漢奸”了。張將軍若在天之靈有知，也當含笑九泉。讓人痛惜的是，如果他留得有用之身，在抗日後期再多出些力，豈不更佳？從這一角度而言，張自忠將軍壯烈殉國的背後，有難以明言的隱衷，著實令人扼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