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去理解，寫作就是尋求理解，是理解過程的一個部分——某些事情得到了清晰表達。如果我的記憶可以把我所思考的東西真正地保留下來，我很懷疑我還會寫任何東西。
— —漢娜·阿倫特
像許多猶太裔的流亡知識分子一樣，漢娜·阿倫特的個人經歷和思想發展也都打上了納粹統治和二戰的烙印。從她27歲時納粹上臺到她39歲時二戰結束，這12年間，她經歷了顛沛流離的人生，也在思想上逐漸成熟。與第一任丈夫分道揚鑣、恩師與學術界的背叛、逃離故土、痛失至交好友、學術上重大的突破，以及新朋友們的支持，構成阿倫特顛沛流離，命運多舛的十二年。
01.
少女時期展露哲學方面的卓越天賦
阿倫特出生於東普魯士哥尼斯堡一箇中產階級的猶太家庭，與康德是同鄉。由於父親早故，她自小聰穎敏感，在中學時代就已熟讀康德，並表現出特立獨行的個性。年輕時代，她走的是典型德國學者的成長道路：文科高級中學的優良教育、大學人文學科的學術訓練、關於奧古斯丁的博士論文等，她已經通曉希臘語、拉丁語，對神學和哲學情有獨鍾。
她沉浸在當時德國學術界、思想界最重要的研討班和沙龍中，它們由神學家羅曼諾·瓜爾蒂尼、布爾特曼、胡塞爾、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馬克斯·韋伯的遺孀瑪麗安妮·韋伯、詩人兼批評家弗里德里希·岡多爾夫卡爾·曼海姆、保羅·蒂利希主持，還與其中的一些人建立了密切的聯繫，由此她獲得了豐富的思想滋養，參與到對西方哲學歷史上最偉大成果之一的構建中。
德國學術界重要人物
年輕的阿倫特沉浸在激活古代哲人智慧的存在哲學革命的激情之中。對她來說，現實中發生的戰爭、政權更迭和通貨膨脹等儘管造成了生活的不便，有時候會使她的正常生活難以為繼，但它們在思想上都被她忽略了。
阿倫特與君特·斯特恩
1929年，阿倫特與同樣從學於海德格爾的君特·斯特恩結婚，夫妻兩人在學術上互相支持，互相砥礪，生活清貧而安寧，為進入德國學術和文化界進行著艱辛的努力。有一段時間他們在柏林租房，房子晚上用來居住，白天則是一個舞蹈排練室，即便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仍然滿懷熱情參與學術討論和文化活動。當時，阿倫特在深入研究德國浪漫主義。她試圖通過這一研究，將自己從對海德格爾的情感陰影中拯救出來。
阿倫特與她的老師海德格爾一生相互牽絆
02.
德國學界對納粹活動抱有幻想的舉動，
深深激怒了她
從事學術的美好願望隨著經濟和政治現實的惡化而逐漸破滅。斯特恩的教授資格論文被阿多諾否定。面對日益窘迫的經濟狀況，他被迫想別的辦法來尋找謀生的途徑，先是經布萊希特推薦去一家雜誌社做文化專欄的採編記者，之後則開始寫作諷刺納粹的小說。隨著納粹反猶主義甚囂塵上，在面對現實的政治危機時，夫婦兩人的性格差異就顯露出來。後來，在1933年初德國國會縱火案發生後，斯特恩由於擔心被蓋世太保拘捕，而逃往巴黎。阿倫特則選擇留在柏林，兩人的婚姻關係因此名存實亡。
留在柏林與納粹直接鬥爭，阿倫特的這一決定表明她已經從迷戀於觀念領域的青年學者轉變為積極參與現實鬥爭的行動者。她開始撰寫《啟蒙與猶太人》這樣與猶太的歷史和現實困境相關的論文，評論曼海姆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討論婦女解放問題。她在這些文章中表現出來的睿智源於她對自己生活經驗的反思。就是基於她自己對現實的敏感，當大多數人還在對納粹的活動抱有幻想時，對於那些未能理解日益黑暗的政治狀況的知識分子，阿倫特已經忍無可忍。
另一方面，從1933年開始的那段最危險的時期，阿倫特也積極從事類似地下工作的反納粹、營救猶太人和社會主義者的活動，她在柏林的家變成了希特勒政權的敵人用來避難的場所。在猶太復國組織的邀請下，她到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廣泛收集反猶言論，而這在當時是一件極危險的違法活動。雖然這一切努力收效甚微，但對行動生活的經驗，使她能夠清晰地認識到那種仍然在眾多德國學術界、文化界精英中存在著的生活的虛偽性。
當時，最令阿倫特感到震驚的，也是她在之後的極權主義政治研究中反覆提及的一個事實，是德國的文化名人對現實政治危機的天真幼稚以及更嚴重的隨風倒的傾向。阿倫特後來稱他們為“有教養的庸人”，他們一方面擁有高尚的理想，另一方面卻不諳實際。
因此，當他們被迫與現實生活接觸時，就將自己的理想嫁接到現實中的人物、運動或潮流之上。再加上一戰後歐洲思想界流行的危機意識，認為歐洲文化處於衰落的危機之中。這就使當時德國學術和文化界普遍地痴迷於希特勒和納粹的政治運動。阿倫特本來為自己設定的理想就是進入學術界，她也因此將這些學術名人和文化名人看做自己的同道。對納粹的反猶言論和行徑，作為猶太人的阿倫特並不感到震驚，真正令她感到震驚的是這些朋友們的背叛。
她曾經的情人維澤到她柏林的家中興奮地宣佈：“一個很偉大的時代到來了。”海德格爾在就任弗賴堡大學校長的演講中宣稱的“這個民族覺醒的偉大與高貴”。這些事情使阿倫特這樣的人感到徹底的無助、絕望和憤怒。這個現象被阿倫特稱為納粹統治中“最黑暗的一幕”，它從根本上改變了阿倫特對思想者的態度。
在為猶太復國組織工作後不久，阿倫特就突然被逮捕了，警方對她進行了審訊。幸虧遇到了一位剛入道的德國警察，她機巧應對，終於在被關押8天之後釋放。之後阿倫特就踏上了流亡之路。她先逃往布拉格，再到日內瓦，最終於1933年秋天到達巴黎。由此直到1941年5月到達紐約，阿倫特在法國度過了8年的流亡生涯。
03.
她流亡到巴黎與本雅明等文人相交
初到巴黎時，阿倫特仍然與斯特恩生活在一起。他們的生活非常拮据，由於沒有合法身份，只能從事非常低級的、報酬微薄的工作，住在小旅館裡。阿倫特為各種猶太組織和個人工作，這些工作為她提供了生活來源，但更重要的是讓她積累了大量現實的政治經驗。她積極參與猶太復國主義活動，幫助猶太慈善家資助流亡猶太人，參與培訓猶太青少年的機構，協助護送他們到巴勒斯坦。
在為洛特希爾特男爵夫人贊助猶太人慈善團體的活動工作時，阿倫特對於猶太人內部的生存機制有了更鮮活的認識。洛特希爾特家族是巴黎的名門望族，暗中掌控著“猶太教巴黎長老會議”，而後者在法國猶太人，尤其是流亡猶太人中有著廣泛的影響。法國政府在討論自己國家的猶太人社會與流亡者問題時，往往要徵求“長老會”的意見。
但是，這些“長老會”領袖卻經常阻止自己的會員以及在巴黎的其他猶太人公開參加政治組織。他們擔心猶太人公開的政治活動會激起反猶主義和法國人的排外情緒，總是試圖通過暗中進行的公關活動同迫害活動妥協。阿倫特將這些猶太人領袖人物稱為“暴發戶”，他們總是想掩蓋自己的猶太身份，試圖通過討好政治當局贏得猶太人的暫時安寧。而那些清醒地堅持自己的猶太身份，敢於公開地以猶太人身份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則被阿倫特稱為賤民。
她認為，只有賤民才能形成真正的政治意識，才能最有效地反擊納粹的反猶言論和活動。作為反抗者的賤民與作為順從者的暴發戶之間的區別，成為阿倫特政治思想的一個基本原則，她就是由此確定真正的政治意識的標準，後來又用它分析美國政治中的種族歧視問題。
除了上述實際的政治實踐，阿倫特還積極參與到法國的文化活動中。只不過與納粹上臺前的時期相比，她與之交往的不再是純粹的學者，而是像茨威格、布萊希特、本雅明、雷蒙·阿隆、亞歷山大·科耶夫、薩特、科瓦雷等具有強烈現實關懷的文人。這些豐富的交往活動激發著她的視野不斷開闊，思想不斷成熟。她與本雅明討論馬克思主義，參加科耶夫著名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研討班，科瓦雷則介紹他們給一家哲學雜誌投稿。
阿倫特的朋友們
在1936年斯特恩離開法國前往美國之後，阿倫特開始與剛剛逃離德國的前共產黨員海因裡希·布呂歇爾交往，繼而倆人結為伴侶。布呂歇爾為阿倫特帶來的完全是另一種東西，是來自長期的現實政治鬥爭的經驗和智慧。他出身工人家庭，自幼生活艱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毒氣彈中毒，戰後參加了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領導的斯巴達克團，失敗後又在重建德國共產黨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將阿倫特引入到馬克思主義傳統之中，她開始深入閱讀馬克思、列寧、羅莎·盧森堡和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她對馬克思評價很高，儘管在很多根本問題上存在分歧，但她一直承認馬克思對她的重要影響。除此之外，對她影響最大的是羅莎·盧森堡，她的人格和思想一直令阿倫特崇敬不已。
05.
永遠失去本雅明這位朋友
即便是困頓而充滿失望的流亡生活也在1939年8月終止了，法國政府開始強制將流亡者集中起來。先是布呂歇爾被關進收容所，繼而阿倫特在1940年5月被關押。收容所的生活雖然並不長，但這是他們離死亡最近的時刻，因為很多沒有從收容所逃脫的人後來都被納粹送往死亡集中營。
當1940年10月法國傀儡政府發佈要流亡者到政府部門自首登記的通告後，布呂歇爾和阿倫特就打算逃離法國了。離開法國的過程相當驚險。在得到由後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阿爾伯特·赫希曼組織的“緊急救援委員會”的協助後，阿倫特夫婦才得到赴美簽證。他們偷渡西班牙，然後乘船赴美。最終，總算成功抵達美國，但令人異常悲傷的是，他們的朋友本雅明，在拿到赴美簽證之後，卻被堵在西班牙邊境，以致他最後自殺身亡。阿倫特仔細保存著本雅明在最後時刻交給他們的手稿，其中就有著名的《歷史哲學論綱》。在里斯本等候郵輪的時候，他們一起朗讀本雅明的這一傑作。
06.
她擁有無盡的充滿激情的思考
到達美國意味著阿倫特在暴風驟雨的時代獲得了一個安全的港灣。她很快就學會了英語，並開始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但鑑於在德國的學術經歷，她並不熱心在學院中發展，而是參與到一份猶太復國主義的雜誌《建設》中去，成為一名專欄作家，繼續她時事政治評論的工作。
隨著歐洲傳來的消息越來越嚴峻，阿倫特也投入越來越多的精力到實際的政治鬥爭中去。她積極提議建立猶太人軍團以便展開與希特勒針鋒相對的鬥爭，還深入思考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以便解決猶太人問題。但這些思考並未取得意想中的結果，前者因為猶太人在美國政治中的微妙處境而被漠視，後者則因為知道納粹的最終解決方案而被她自己暫時放棄。他們在1942年底才瞭解到納粹大屠殺的驚人消息。
對他們來說，消息本身已讓人難以承受，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更可怕的是美國社會對這個消息的普遍冷漠。阿倫特必須和那些認識到事態嚴重性的猶太同胞參與到喚醒和揭露的活動中，他們組織集會，發表演說，參加演出，試圖儘快地將人們從遲鈍中喚醒。在此過程中，阿倫特的獨特之處就是堅持揭露猶太人內部那些有影響的領導層在災難發生過程中的責任，他們處處順從政治的潮流，在德國是配合納粹，在法國是順應法國的右翼意識形態，在美國是遷就美國人的愛國熱情。這種所謂顧全大局的考慮總是忘記了猶太人自己的政治立場，結果是一步步將自己的同胞推向災難。
當1945年5月8日巴黎解放的消息傳來時，阿倫特激動不已，夫婦二人開了香檳酒慶祝這個好消息，同時期待著新生活的到來。
在美國定居多年的阿倫特（後排左二），和朋友們在一起
1973年，在紐約
選自《新京報書評週刊》
陳聯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