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於1906年10月14日生於德國漢諾威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她的父母都是社會民主黨成員，母親還是盧森堡的崇拜者。她在馬堡和弗萊堡大學攻讀哲學、神學和古希臘語， 後轉至海德堡大學，先後師從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深受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
1941年，前往美國。總的來說，她是喜歡美國的，"二戰"勝利後，大批德國知識分子返回德國，她堅持留了下來。
對美國來說，她也是"外來的女兒"。她要做一個邊緣人、局外人、"有意識的賤民"。學者總是喜歡標榜"價值中立"， 而她爭取的，唯是身份的獨立而已，價值傾向卻是鮮明的。 對自由的渴望，使她始終堅持獨立批判的立場，不憚於自我孤立。
她揭開了"整個黑暗的故事中最陰暗的一章"
關於艾希曼審判是最突出的例子。我們看到，她不但從中挑戰廣大社會的慣常的善惡觀念，"美化"屠夫和公敵，而且把矛頭直接指向受害者團體——自己所屬的種族團體——猶太人委員會以至全體猶太人，終至於眾叛親離，這需要何等超邁的道德勇氣！
她固然不是那類埋首於專業的麻木的學者，但也不是那類與時俱進的聰明的學者，而是逆流而上的反抗的學者。她反潮流，反抗她的時代，因為她確信， 她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極端的時代、黑暗的時代。
1960年5月1日，在逃的前納粹分子，在猶太人大屠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綁架，隨後被帶回以色列。次年4月11日至12月15日在耶路撒冷受審，被判處絞刑。阿倫特以《紐約客》記者的身份目睹了審判的全過程，根據有關材料，寫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在雜誌連續發表，引起軒然大波。
阿倫特的文章被普遍誤解並遭攻擊，主要集中在兩個地方：其一是提出"平庸的惡"的概念，代替此前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提出的"極端的惡"的概念，將惡魔艾希曼平庸化；其二是指出猶太人委員會、眾多猶太人領導人對大屠殺同樣負有責任，這無異於拿自己的民族開刀，用阿倫特的話說，她揭開了"整個黑暗的故事中最陰暗的一章"。
《愛這個世界》
在阿倫特的眼中，艾希曼並非惡魔，而是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正常的人"。在第三帝國中，他是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一個好黨員，當然沒有理由將自己看成是有罪的。他承認，他並非滅絕的組織者，他負責協調並管理將猶太人押往死亡營，只是執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誠履行職責而已。阿倫特寫道：
"從我們的法律制度和我們的道德準則來看，這種正常比把所有殘酷行為放在一起還要使我們毛骨悚然。"
她認為艾希曼是"官僚制的殺人者"，因此同意法庭的判決；但是同時指出，艾希曼不是那種獻身於邪惡的罪犯，而是一個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別正邪能力的人。在這裡，她把罪犯與"平庸"聯繫起來，說：
"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而且也不像理查德三世那樣決心'擺出一種惡人的相道來'。恐怕除了對自己的晉升非常熱心外，沒有其他任何的動機。這種熱心的程度本身也絕不是犯罪。……如果用通俗的話來表達的話，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麼樣的事情。還因為他缺少這種想象力。……他並不愚蠢，卻完全沒有思想——這絕不等同於愚蠢，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這就是平庸……這種脫離現實與無思想，即可發揮潛伏在人類中所有的惡的本能，表現出其巨大的能量的事實，正是我們在耶路撒冷學到的教訓。"
阿倫特強調"平庸的惡可以毀掉整個世界"，實質上是強調思考在政治行動中的意義。這正是她對於極權主義運動的基礎——群眾問題的深入思考的結果。在極權主義運動中，為什麼所有的人都跟著像希特勒這樣一個獨裁者跑了？為什麼一個像納粹主義這樣的專制政體能夠靠像艾希曼這樣粗鄙、膚淺的人來支撐？在阿倫特看來，根本原因就在於整個社會缺乏批判性思考。
在報告中，阿倫特還列舉了歐洲國家在德國下達驅逐猶太人命令後的不同反應，並做了分析。其中，丹麥、保加利亞、意大利並沒有出現反猶主義；丹麥還公開表示反對意見，幫助隱藏和拯救猶太人，曾經將5919個猶太人運往瑞典。相反，羅馬尼亞公民普遍反猶太人，甚至以自發大屠殺的方式屠戮猶太人，以致黨衛軍為了貫徹"以一種更為文明的方式"進行屠殺而不得不進行干預。
阿倫特認為，羅馬尼亞不但是一個謀殺者的國度，而且是一個墮落的國度。她指出猶太人委員會沒有在"幫助猶太人遷移與幫助納粹驅逐他們"之間做出抉擇，同樣是一種"惡行"。沒有個人的反抗，也沒有集體的反抗——對於納粹在歐洲社會，不僅在德國，對幾乎所有的歐洲各國，不但在迫害者之間，而且在受害者之間引起的整體性的道德崩潰，她認為，耶路撒冷審判所提供的內容，是帶衝擊性的。
誰之罪？對於一個民族的空前浩劫的反思，阿倫特在這裡留下的啟示是，必須在法律犯罪與政治、道德上的責任問題作出區分，不僅要從政治體制方面追究歷史責任，還要從人性道德方面追究個人和集體的責任。所謂歷史的反思，就是反思責任。正如究詰共同罪責一樣，認為共同無罪也是不成立的。
關於阿倫特在艾希曼審判中表達的觀點，諾曼·波特萊茲在一篇文章中的概括是準確的：
"取代罪大惡極的納粹，她給予我們的是'平庸的'納粹；取代作為高尚純潔的猶太殉教者，她給予我們的是作為惡的同案犯的猶太人；而代替有罪與無罪的對立，她給予我們的是犯罪者與受害者的'合作'。"
對於一段苦難歷史的批判反思，阿倫特是豐富的、深刻的，但確實是驚世駭俗的。由於她，無情地撕破了一些政治體的卑鄙的偽裝，撕破了人們藉以掩蓋自身的人性弱點的外罩，所以備受攻擊和誹謗也是必然的。
《愛這個世界》一書中，漢娜·阿倫特與丈夫海茵利希·布魯希爾的書信與她過去幾十年中所出版的眾多通信文集相比（與卡爾·雅斯貝爾斯、瑪麗·麥卡錫、庫爾德·布魯門費爾德、赫爾曼·布洛赫、馬丁·海德格爾相比），具有其特殊的地位。沒有任何一封信能表現出該書信作者之間這種真誠的信任和開誠佈公；所涉獵的話題及人物之廣泛，是以往任何書信都難以比擬的。無論是私人話題，還是說藝論道；無論是對大自然的感慨，抑或是對國際政治事件的闡述，字裡行間都流露著一種摯友般的至誠真情。
END
圖文來源：京貴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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