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代的最后一位皇帝是宣统帝溥仪，但要就皇权而言，爱新觉罗·奕詝应当属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具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因为自他之后，王朝的大权全部落到了一个女人的手里。
爱新觉罗·奕詝是清朝的第九位皇帝，他是道光帝的第四子，年号咸丰。奕詝能登上皇位，他的老师杜受田居功至伟，要论才能与武略，他完全比不上他的竞争对手皇六子奕訢，但杜受田每次都能够切中道光帝的心思。有一次道光帝病重，召见奕詝和奕訢，奕訢在道光帝面前大谈治国方略，而当问及奕詝时，他却跪在地上磕头痛哭，道光帝对他的孝顺甚为感动。
咸丰虽然仅仅在位十一年，但是他这十一年可谓时中国历史上最为艰难的十一年，内忧外患之下，常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所谓内忧，就是指爆发于咸丰元年（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起义的爆发其实“蓄谋已久”，长期以来官府的贪污腐败，到了道光时期已经积重难返，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天灾频发等，都使得百姓积怨已久，再加上对外战争失败导致的巨额赔款，所有的重担都压倒了底层老百姓的身上，可以说这时的中国大地，就犹如一个巨型的火药桶，只需要一丝丝火星立刻就会引爆。
而这颗火星竟然是一位落榜的失意书生。洪秀全是一个广东农户家庭的孩子，他也和所有读书人一样，渴望高中科举，然而他三次到广州参加院试都名落孙山，于是乎他大病了一场，据他自己说他在梦中见到了上帝，醒来以后翻阅起了在街上传教士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顿时感觉自己通了神，自那之后才有了后来的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国。虽然在现在看来，这一件事实属荒诞，但是就当时来讲，洪秀全自己对于官场的封闭性满含怨恨，教众和百姓需要一个心灵的寄托，而广大难以生存下去的人则需要一个起义的名头，至于具体是什么信仰，其实并不重要。
所谓外患，指的就是以英法为主的西方殖民侵略者的入侵。西方列强的介入，使得中国的局势更加的复杂和恶化。趁着清廷深陷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中无法自拔之时，英法在美俄的支持下，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京师震动。咸丰十年（1860年）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的英法联军再次向北京进犯，咸丰帝见大事不妙，只留下恭亲王奕訢同列强议和，自己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自此直到咸丰驾崩，帝都无帝。
然而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在日渐倾危的清廷之内，还分帮别派的存在着不同的势力集团，大大分化了清廷的力量，使得本就一团糟的局势恶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也直接造成了后来承位的皇帝手无实权的局面。
身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咸丰帝，似乎找到了人生中的世外桃源，再也不想回到京师去整日担惊受怕，整日流连于饮酒听戏，醉生梦死，国家大事都被抛之脑后。清朝学者钱咏在《履园丛话》中说：“古英雄不得志，辄以醇酒妇人为结局者，不一其人。”对于咸丰来说，残酷的形势可能使得他选择了自我逃避。
咸丰十一年（1861年），纵欲过度的咸丰帝病重，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宣布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这八人就是著名的“顾命八大臣”，这是朝廷中亲王和大臣的结合体，成为清廷中第一股势力。此外就是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的帝胤势力，奕訢对于自己未能承继帝位和咸丰把自己排除在“
顾命八大臣”之外耿耿于怀。最后就是后宫势力，以皇太子和两宫太后为首的势力，虽然他们缺少外部权臣的支持，但是她们手上却凭借着咸丰在临终之前特制“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也就是说所有的诏书和谕旨，都需要加盖这两枚印章才能生效，这样后宫实际上就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
咸丰的本意是希望三方能够相互制衡，防止八大臣集团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然而在实际布置上看来，缺乏合理性，对于势力之间的牵扯和变化估计不足，同时对于后宫势力上的权力给予也有失斟酌，没有对后宫干政的可能性予以清晰地认识。
最后的结果就是帝胤和后宫势力勾结起来，发动了著名的“辛酉政变”，造成了后帝制时代后宫干政的乱局。这种情形下，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就病得更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