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海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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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年前的今天，她的丈夫懷著赤子報國心從德國回來，為新中國的火箭事業立下汗馬功勞的“兩彈一星”元勳姚桐斌，在家中被人毆打致死。
她一介婦人，目睹丈夫慘死，身邊尚有三個孤女哇哇哭泣···
她就是姚桐斌的夫人，和丈夫一起從海外歸來的彭潔清。
彭潔清與姚桐斌
1930年，彭潔清出生於湖南嶽陽一個小商販家庭。作為家中最小的孩子，受到父母格外的寵愛，從小就像培養男孩子一樣讓她去讀書上學。
17歲那年，彭潔清獲得了美國聖弗朗西斯學院的錄取和獎學金，成為該校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學生。後來，又在紐約大學攻讀了社會學碩士學位，畢業後進入了當時已經發展得很不錯的IBM工作。
但隨著新中國的誕生，彭潔清也像當時很多海外學子那樣，放棄了海外的優越條件，懷著一顆報國之心回到祖國。
姚桐斌在海外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
回國後的彭潔清，遇到了相愛一生的戀人。他二人一見鍾情，再見傾心，從此定下終生。
彭潔清第一次見到姚桐斌，是在一次留學生的舞會上，那時的姚桐斌，是一位高高瘦瘦，氣度儒雅的男生，用西方特有的禮儀邀請她跳舞，整場舞會下來，兩顆年輕的心靈已經慢慢靠近。
姚桐斌，出生於江蘇省無錫縣黃土塘鎮，童年靠父、兄做糧食生意的微薄收入讀完了小學，1934年7月在黃土塘小學畢業。由於學習成績優異，在校長再三勸說下，其父才同意他考初中。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姚桐斌畢業於交通大學貴州分校（現西南交通大學），畢業後，任國民政府經濟部礦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10月被錄取為公費留學生。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6月啟程赴英，10月入英國伯明翰大學工業冶金系攻讀研究生，1952-1953年，在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礦校冶金系深造，併兼做實習指導員，獲帝國學院文憑。
1956年9月，他在瑞士的伯爾尼中國駐瑞士使館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7年，他排除萬難回國，歷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員、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長。
認識不久之後，彭潔清被姚桐斌約到北京和平西餐廳，說是有重要的事情相告，其實她心裡明白，姚桐斌是要對她表白了。
那個年代的表白沒有現在這麼浪漫，但卻真誠而負責。
姚桐斌開口第一句話是：“我是一名中國共產黨員。黨的事業高於一切，也高於我們的愛情。”
緊接著，他又說：“還有，我不能告訴你我從事什麼工作，不能透露與我工作的任何事情。”
這在旁人聽起來，哪裡是在表白，倒有點像是在攤牌談判。
可那個特殊的年代，姚桐斌特殊的身份，彭潔清能理解，兩人就這樣正式走到了一起。
婚後，姚桐斌繼續埋頭在科研所裡，為中國的火箭早日上天日以繼夜地工作，彭潔清則在一所大學裡教授英文，同時負責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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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賤夫妻百事哀”，柴米油鹽，竟成了兩人過不去的坎。
儘管當時國家已經給予了高於普通人才的優待條件，但和兩人之前在國外的待遇相比，真的只能用寒酸簡陋來形容。
他們住在樓上的單間，屋裡僅有一個洗臉池子，廁所和浴室是公用的。那時，政府對主要日用生活品實行配給制，按月向居民發放糧票
但大家安之若素，從未聽見任何人抱怨一句。
當時回國的青年才俊
是的，當時歸國的知識分子，一心撲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上面，新中國對於他們來說，是值得畢生奉獻的事業。區區簡陋的生活條件，從沒有人放在心上。
生活畢竟是柴米油鹽，再加上三個女兒的出生，再偉大的人也難免會對艱苦的條件有所不適。
彭潔清一家
儘管有體貼的丈夫，在那個年代，一家人還是經常因為食物短缺導致營養不良。
彭潔清去看醫生，醫生告訴她：好好休息，加強營養。
她哭笑不得：“連肚皮都填不飽，怎麼談得上營養？又哪裡有辦法搞到食品來加強營養？”
這就是當時的中國，當別人笑話我們連褲子都穿不起還要搞原子彈的時候，陳毅回答：“就算我們沒有褲子穿，我們也要造出原子彈”。
姚桐斌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憑藉一己之力生產出了過去只能依賴蘇聯進口的釺焊合金——一種特別重要的航天材料。
“我是中國人，當年出國就是為了現在回國。現在中國還比較落後，但將來中國一定會強盛起來。”
從1960年至1965年，姚桐斌領導的703所共開展了500多個研究課題，其中半數為預先研究。當初預先研究的部分，80%都應用在瞭如今的火箭發射、衛星上天的事業上。
他目睹了祖國社會主義建設蓬勃發展和蒸蒸日上的景象，也見過祖國品級仍舊懷抱希望的模樣。
3
彭潔清一開始並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研究火箭的，這是一項極為機密的工作，最親近的人也得瞞著。
直到運動開始，紅衛兵的小報上把703所的事情都登了出來，彭潔清才恍然大悟：“噢，原來桐斌是研究火箭、導彈和衛星的”。
我想彭潔清寧願永遠不知道自己丈夫的工作，因為正是那場運動，那些年輕的紅衛兵，給了這個家庭最殘忍的一擊。
姚桐斌頭部幾處遭到鐵棍的重擊，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3時，他終於停止呼吸，慘死家中。
1968年6月8日，彭潔清像往常一樣從學校上完課回家，聽到家中有人哭泣，不詳的預感開始出現在她腦海，直到打開家門，三個嚇哭的孩子立馬上來抱住了她，屋裡有人跟她說：“姚所長，讓人給打死了”。
沙發上躺著丈夫滿是傷痕的屍體，地上散落著被打倒的傢俱和踩得粉碎的一副玳瑁眼鏡。
在中國，眼鏡是知識分子的象徵，那個時候人們受的教育是：知識分子不會做工，不如工人；不會種地，不如農民。因此，他們從心裡厭惡蔑視知識分子，將憎恨發洩在眼鏡上，發洩在姚桐斌這樣留過洋的博士身上。
在停屍房門前，彭潔清對天起誓：“蒼天作證，我一定要為我的丈夫昭雪，一定要為他報仇”！
多年來，彭潔清一個人撫養三個孩子，教她們流利的英文，同時為丈夫的冤情四處申訴。
彭潔清和姚桐斌的三個女兒
早在1968年時，周恩來總理就命令“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頭頭必須交出兇手，否則唯他們是問。在這種情況下，頭頭才不得不交出一個兇手高某。高某被關起來了。而另一名兇手於某卻逍遙法外。
1974年李先念副總理對此問題作了如下指示：真是草菅人命，雖然事隔多年，似仍應堅決把問題查清楚，首犯應得到懲處，但打擊面不能大。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於1979年4月以行兇致死人命罪，分別判於某有期徒刑15年，高某有期徒刑12年。
1983年，國家給姚桐斌頒發了“革命烈士”證書。
也是在這一年，在海外友人的幫助下，彭潔清將三個孩子陸續送去了美國，如今，三個孩子都在美國成家立業，只有彭潔清，一直居住在北京。
別人問她，為什麼不跟女兒去美國享福，她說：“桐斌的魂在這裡，我怎麼能離開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