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王笑康
编辑丨李逸轩
排版丨王一帆
在今年夏天这次特殊的高考中，诞生了一篇特殊的作文，它就是《生活在树上》。这篇满分作文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对于评分标准、文学本质以及关于“象牙塔”的长期争议被重新引燃。同时，作为作文标题出处和立意核心的文学名著《树上的男爵》也在90年代的文学浪潮之后重回大众的视线。那么，这本书究竟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它又为今日解决关于“象牙塔”的争议和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提供怎样的借鉴意义？
（本文含有轻微剧透，请谨慎阅读）
01. 荒诞的人生——一场树上的奥德赛之旅
“我的兄弟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最后一次坐在我们中间的那一天是1767年6月15日”（吴正仪 译），1956年，33岁的伊塔洛•卡尔维诺写下了这句颇具回忆式意味的开头，它比《百年孤独》回忆式的开头早了整整10年，而生活在树上的柯希莫男爵的传奇故事也随之展开。
叛逆的柯希莫因为厌烦了姐姐的蜗牛餐而赌气上树，然而，不同于我们童年时的某一次任性的是，柯希莫再也没有下树。他在树上演绎了一段堂吉诃德式的传奇人生：从救火、交友、经历两段截然不同的爱情，到拆穿共济会阴谋、见证友情与背叛、同海盗作战、起草宪法、作为“住在树顶上的爱国志士”接见拿破仑、与盗贼交好并实现相互救赎，最后在临终之时，他跳上悄然到来的热气球而离去，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一行字：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
从十二岁的一次倔强，到年老之时以一种传奇化的方式离开人世，柯希莫经历了一段史诗般的人生。和福克纳《我弥留之际》一样，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种像奥德赛之旅的神话一样传奇的旅程，主人公漂流在个人、家族、社会的洪流之中，将它们贯穿在一起。
《树上的男爵》，[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吴正仪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7月
从个人经历来看，与教师神父的教学相长、同律师骑士的复杂矛盾、与怪盗贾恩的地下交情、和乌苏拉的昙花之恋等密密麻麻地填充着柯希莫的一生，然而在柯希莫心底占据最重要位置的却是与薇莪拉一生的羁绊——这位女侯爵从他的青梅竹马变成盗贼的盟友，之后成为他的情人，最后却抛弃了他。
薇莪拉的成长历程和形象变化，不仅仅代表了对旧的伦理规范的打破，实际上也是柯希莫精神世界的象征。柯希莫经历了旧的纯情时代的幻灭和新的精神结构的成形；经历了一个从异化到最终找到新的平衡的过程，对此，卡尔维诺在后记中解释为“古老的和谐状态丧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
想要理解卡尔维诺的这句话，还需回到书中进行探索。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卡尔维诺把故事设定在18世纪中后期意大利，柯希莫的人生旅程与拿破仑战争和复辟、共济会与异教徒战争等历史事件紧密相连。书中也充满了僧侣、修女、骑士、城堡等中世纪元素，这也印证了三部曲的大标题——“我们的祖先”，即久远时代先人们的故事。时代动荡与新旧变革是这一时期的主题，这也正是二战后古典与现代并存、没落与变革共存的那个时代的主题。由此看来，卡尔维诺虽然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在在中世纪，但这一切也发生在二战战后的意大利。
卡尔维诺本身生活在这样一个矛盾的时代当中，他笔下的主角柯希莫自然也充满了矛盾性。我们发现，柯希莫看似背叛父亲，突破传统的家庭和文化，但他却又在一个更加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更好的生存；他消失在父母的身旁，甚至无法在亲人临终之时提供陪伴，但他却从父亲的手中接过了代表责任和爵位的宝剑和信物，传统的爵位和道德在树上继续得到传承。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完整，书中爵位和传统道德的传承的纸页下，或许正是本书创作时期——二战结束后——已经被遗忘的传统贵族精神的传承。
这种“以古喻今”也是卡尔维诺个人风格的典型体现，对此作者解释为“这是现代人的祖先家系图，在其中的每一张脸上有我们身边人们的某些特征，你们的，我自己的”，这既是柯希莫的奥德赛之旅，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奥德赛之旅。
02. 寓言叙事与轻逸风格——对“压抑时代”的无声抵抗
纵观全文，不难发现，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当中的叙事同大众喜爱的现实主义叙事传统不大一样。甚至，我们可以说，他完全“背叛”了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叙事，而进入一种夹杂于文艺复兴时期神话叙事与后现代主义抽象叙事之间的“卡尔维诺式叙事”，它最基本的特点是奇妙的寓言文体。
这并不是卡尔维诺第一次创作寓言文体的小说。从他20岁左右开始，寓言写作便成为了他所热衷的体裁。在寓言写作的过程中，既诞生了《黑羊》、《孤独》等珠玉般精致的超短篇，之后也诞生了他最心爱的处女作长篇——《通向蜘蛛巢的小径》。
正在写作的伊塔洛•卡尔维诺
寓言往往诞生于压抑的时代，当人不能清楚表达其思想时，就会寄情寓言。对卡尔维诺来说，对青年时期的回忆仿佛永远伴随着法西斯的口号与密集的队伍。在40年代前后的那一段时期，集体主义的话语权始终压抑着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精神生活，经济社会危机与极端思想下的精神贫瘠与孤立，深深地刻在了少年卡尔维诺的内心深处，也深刻影响了他早期的创作风格。
这种冷漠现实的特征从《雷区》《不可信的村庄》《国家防空联合会的晚上》等早期作品中可见一斑。这些作品中充满了恐惧、贫穷、死亡，以及作者儿时曾参加的少年等法西斯组织等特殊时期的元素，而在卡尔维诺的后期创作中，虽然战争元素有所消弭，但这种压抑状态下的寓言叙事特色却一直保持下来，《树上的男爵》也不例外。
除了寓言化的文体特色以外，本书最大的特点便是奇特的意象选材和匪夷所思的情节。它植根于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却与之有所区别。这种特点被王小波称为“轻逸”，并在自身作品里大量借鉴。然而，这种说法并非由小波首次提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轻逸”就已经被卡尔维诺本人定义为三点：语言的轻松化、对有微妙而不易察觉因素在活动的思想脉络或者心理过程的叙述或涉及高度抽象活动的任何一种描写、以及他最看重的——富有象征意味的轻逸的视觉形象。
如果把视野拉回作品本身，也能够毫无例外地找到关于“轻逸”的这三点的痕迹。前两点读者可以在文本中得到丰富的体会，而第三点——轻逸的视觉形象，如同卡夫卡的《木桶骑士》和拉格洛夫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一样，“树上“这一意象本身就是轻逸理念的重要体现，在树上跳来跳去的场景也正是那个压抑的时代下作者渴望超脱的理想的真实写照。
“当我写一个完全是出自幻想的故事时，我不仅在不自觉地宣泄那个特殊时期的压抑感，而且还找到了走出困境的推动力；”1960年，卡尔维诺这样写道，“也就是说，我不是被动地接受消极的现实，而且能够对其注入活力，颂扬，野性，简约风格，强烈的乐观主义，它们曾经属于抵抗文学。”
03. 多重的主题——个人与人群的完整之路
尽管“作者已死”是包括卡尔维诺在内的众多作者和读者的追求，但对文本主题的探求却不可避免地与作者的观点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卡尔维诺在完成包括本书在内的“祖先三部曲”后，以一位普通读者的眼光对每本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人与群体的关系、人的异化与寻求完整两大方面。
人与群体的关系，是卡尔维诺的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在《艰难的生活》中的两部小说里，作者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态度：前者的主人公面对恐怖的灾难而仿佛置身事外，后者中主人公面对无比普通的烟云如洁癖般神经紧张、不可忍受。在《树上的男爵》中，他同样进行了探索，只不过这次探索似乎更加平衡而全面。
在人物形象的设定上，我们发现柯希莫同时具备“疏离人群”和“接近人群”的双重特征。树上的柯希莫看似远离人群，却在实际上利用自己树上的优势更全面地纵览树下人们的生活，看到树下独立个体不能发现的事物，从而利用自己的优势更好地为大家服务。疏离人群的行为却带来与人群本质的无限接近，客观来看，柯希莫代表的实际是一种处理个人与群体关系的一种方式，正如加缪笔下的莫尔索一样，只不过，卡尔维诺给出的答案是：远离人群，本身就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前所未有地接近人群。
表现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人的异化，是贯穿三部曲中的另一重要主题。其中，最为明显和激烈的体现，便是《分成两半的子爵》中一颗炮弹把子爵劈成完全善良和完全邪恶的两半的故事。在《树上的男爵》中，虽然温和了很多，但字里行间仍然渗透着作者对人的异化的观察和刻画。每一个人都是自我矛盾的，例如律师骑士的形象——孤独、冷漠、自我纠结，最后在不明不白的犹疑中死于最信任的海盗的刀下；以及父亲的形象——拼命维持旧的权威、多疑、却对新事物和儿子的抗争保持着宽容，并投身宗教直到死去；还有怪盗贾恩——作恶多端却始终灵魂空虚，最终在书中找到自己灵魂的归宿，在绞刑架上，他最后的愿望却只是想读完小说的结尾……
人格的分裂、个性的消弭意味着自我的全部丧失，也就是作者所说的，“人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迷茫与犹疑的精神状态，便是这种自我丧失的外在表现。在本书中，卡尔维诺不仅将这种状态生动地展现了出来，也给出了他的解决思路，即柯希莫这个人物形象。这或许是这个混乱时代中唯一的完整。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树上的男爵》中有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也就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
《树上的男爵》英文版封面
04. “树上的”精英——话语权转移与知识分子的定位
如果此时我们将视野拉回那篇刷屏的高考作文，我们会发现，《生活在树上》虽然确实存在用词晦涩、引用失当和背离原意等问题，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知识分子的定位是怎样的？
如果继续聚焦于柯希莫，我们会发现他的种种个性：他博览群书，精通农业、政治等，他有着善良勇敢的天性、并拥有自己创立并履行至死的坚定信条。不难看出，柯希莫的突出身份便是世俗意味上的知识分子，而柯希莫的“树”，也就是知识分子由知识和思想建构起来的、“高”于俗世的象牙塔。
在俄文中，知识阶层（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指“道德感强烈、有深重的使命感与罪恶感、具有批判意识、与一般大众疏离以及与官方权力隔绝”的人；在牛津词典中，知识分子（the intelligentsia）的释义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对文化、政治方面有影响力的群体。结合一下，我们会发现，知识分子同时具备高于大众而接近大众的双重特征。在中国，两大特征中的前者似乎成为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而后者，即“接近大众”的特征却常被忽略，正是这种双重特征不均衡引发的距离和误解，造成了关于象牙塔的长期争议。
那么，这种误解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在关于这篇满分作文的讨论中，很多人认为考生的大量引用和思考无异于讲述“茴”字的四种写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众认为真正的好作品应当是通俗易懂的、平易近人的，引用海德格尔等人的深奥话语，更多是花里胡哨的炫技。如果说，提出观点的意见领袖基于文本进行分析，那么紧随其后的“一边倒”舆论，则体现了普通民众对于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某种反叛。
从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学艺术中“群众叙事”的没落和资本力量的崛起，造成了精英与民众立场的不断割裂。同时，新兴中产阶层来源的复杂性，也意味着知识与资本形成割裂。精英与民众、知识与资本这两对割裂，让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孤立、犹疑的心态，并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逐渐远离大众。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与自媒体的发展，“草根”拥有了更多发声的机会。这意味着精英群体受到挑战，社会话语权正在从精英向大众转移。知识分子处在文化的象牙塔尖上，常常被大众视为闭塞、脱离百姓的精英代表，因而屡遭诟病。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提高开放性认知、接近大众、打破闭塞刻板印象的努力便尤为重要。
虽然今日象牙塔的争议与上世纪中叶卡尔维诺所面对的时代条件有所不同，但本书却仍为今天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提供着借鉴意义。
正如卡尔维诺在后记中所说的话那样：“为了与他人真正在一起，唯一的出路是与他人相疏离，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顽固地为自己和为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这就是他作为诗人、探险者、革命者的志趣。”我们需要生活在树上，但也不仅仅是生活在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