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立波
1935年7月，範長江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名義赴西北進行新聞考察與採訪。他以過人的膽識和才幹，歷盡艱辛，追蹤採訪紅軍長征，迅速、及時地向世人報道了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的消息。範長江部分通訊此後彙輯為《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在一年多時間內連出9版，風行全國。範長江創造了中國現代新聞史上“三個第一”：他是在國內報紙上公開如實報道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的第一人，是突破新聞封鎖、向白區報道“西安事變”真相的第一位記者，也是國內以記者身份進入延安採訪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並如實報道陝北革命根據地情況的第一人。新中國首任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的著名出版家胡愈之在追悼範長江的文章中曾言：範長江是“在國內報紙上公開如實報道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的第一人。”
範長江的西北考察採訪長約300天，親歷了中國現代史一系列大事
範長江出生於1909年，四川內江人，1932年進入北京大學學習，1933年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從1933年下半年起，範長江開始為北平《晨報》、《世界日報》、天津《益世報》等撰寫新聞通訊。範長江1934年兼任《大公報》記者（1936年正式擔任）。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新華社華中總分社社長、《新華日報》（華中版）社長、華中新聞專科學校校長、新華通訊社總編輯、《解放日報》社長、政務院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長、國家科委副主任等要職。
在蔣介石“圍剿”紅軍的嚴重關頭，範長江產生了進一步瞭解、研究紅軍的強烈願望。當紅軍長征開始後，為深入瞭解紅軍北上抗日對整個中國局勢的影響以及西北地區的現狀和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範長江於1935年7月沿著紅軍長征的部分路線，對川西北、陝西、甘肅、青海、內蒙古等地進行了考查、採訪。在“文革”期間寫的“交待材料”中，範長江曾談到此次西北之行：“1935年春，紅軍主力已達四川西部，北上行動已經證實。我想搞清楚這一個全中國人民關心的大問題，也是我自己關心的大問題。紅軍北上抗日的傳說，曾使我一度想到，紅軍提出的北上抗日，是全中國大多數人的要求，而在日本進攻面前，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是大多數中國人不能接受的。莫非共產黨內還有分歧，也有正確與不正確主張的爭論？當然，這時我並不知道共產黨內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和王明、博古的‘左’傾機會主義正在進行鬥爭。因此，我想去研究紅軍北上抗日的問題，最好能到紅軍中去，徹底弄個明白。”
範長江的西北考察採訪是1935年7月從成都啟程的，到1937年2月訪問延安告一段落，主要可分為“成蘭之行”、“陝甘邊境”、“祁連山南”、“祁連山北”、“賀蘭山四邊”、“探訪額濟納”、“百靈廟戰後”、“西北近影”、“陝北之行”等九段行程，可計算的旅途共288天，加上沒有明確記錄日期的路途，總行程約在310天以上。他徒步跋涉，其足跡遍及四川、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山西、陝西等西北廣大地區，可謂風餐露宿、披星戴月、馬不停蹄。他邊走邊寫，署名“長江”的文章不斷在《大公報》以及《國聞週報》上發表，在全國引起轟動。這一時期他的新聞作品後來彙集成書，就是《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而就在這短短一年半時間裡，範長江目擊了中國現代史上一系列大事，並搶在第一時間向讀者做出報道。這一時期，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而範長江採訪路線恰與中央紅軍行進道路相互平行，並先後在江油平武和哈達鋪一帶兩度交叉，範長江密切觀察紅軍動向，及時做出評述、分析並進行預測；日本侵佔東三省之後，侵略勢力從東北延伸至西北，範長江化裝乘車沿中蒙邊境戈壁草原進入額濟納，瞭解到日本間諜進入西蒙，西蒙情勢危急，隨即向公眾發出警報，促使政府一舉剷除西蒙日本間諜機關；綏遠地區爆發紅格爾圖、百靈廟戰役，成為1937年七七事變引發全面抗戰的序幕，範長江迅即趕赴百靈廟進行戰況報道，赴紅格爾圖採訪慰問，為抗戰軍民鼓舞士氣；1936年12月12日發生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扣，局勢紛亂動盪，範長江不顧個人安危冒險獨自闖入蘭州和西安，現場報道事變真相；範長江在西安第一次遇到了共產黨人，立即預感到中國政局和全民族抗日戰爭即將揭開新的篇章，隨即決定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前往陝北，成為進入延安採訪毛澤東主席以及公開報道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的第一位中國新聞記者。
範長江西北採訪的18篇文章中，有10篇文章直接描寫紅軍長征
範長江是第一個沿著紅軍長征足跡實地報道紅軍長征並進入陝北地區進行採訪、寫出許多重要文章的新聞記者。在進行西北新聞採訪活動之前，他曾認真閱讀過從蘇區蒐集來的大量油印小冊子，從中瞭解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理論、政策和情況，為以後報道紅軍長征奠定了思想基礎。為報道紅軍長征，他還及時深入基層、深入實際採訪。哪裡最危險，哪裡最為廣大群眾所關注，哪裡有最有價值的新聞，他就不顧一切地奔向哪裡採訪，常常是連自己的性命也不顧。範長江在《過大雪山》一文中寫到：“二十六日，日出始登雪山……愈近山頂，呼吸愈難，大家至此始悟大雪山之所以可怕者，特因其地勢過高，空氣稀薄，心臟衰弱者，必因空氣之不足而危及生命。這既描寫了記者過大雪山的艱難，也使人們想到紅軍長征的艱難。
範長江特別重視資料來源的真實性、客觀性。他在當時公開出版的書籍上第一次公開稱“紅軍”而不是“共匪”，並透露出紅軍是“北上抗日”而不是“流寇”，對紅軍的行動方向、革命形勢作了精闢的分析。如他介紹紅軍長征是因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時，根據1937年2月，毛澤東同他的談話寫道：“五次‘圍剿’中他們（指博古、李德等）失敗在不應當廣昌大決戰，不應和陳誠指揮的主力硬拼。應當暫時放棄蘇區，分紅軍為四路，猛出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四點，施以佯攻，以誘動江西兵力，然後擇弱點一戰，勝利後回江西，再突破弱的方面，則蘇區可以保全。”範長江的這段訪問紀錄具有重要的文獻參考價值。
◆1936年大公報館著名戰地記者範長江介紹紅軍長征的行蹤《中國的西北角》。
範長江赴西北採訪，是抱著“研究紅軍北上以後中國的動向”的新聞目的。他西北採訪的時間是1935年7月至1936年5月，新聞作品都發表在1935年9月―1936年6月的《大公報》上，其作品清晰地反映了其“研究紅軍北上以後中國的動向”的新聞目的。範長江的西北採訪的18篇新聞作品，直接寫紅軍長征的共有10篇。由於範長江首次公開報道了紅軍和長征的真實情況，揭露了國民黨當局統治下西北的黑暗和人民的疾苦，因而在全國引起很大的轟動。
範長江的報道戳穿國民黨宣傳機器所謂的“紅軍被消滅”的謊言
長征開始後，國民黨開動宣傳機器，將紅軍和共產黨人誣為“赤匪”、“流寇”，並經常製造“中央軍大勝”、“紅軍被消滅”等新聞。範長江通過在江油等地採訪後，報道了與國民黨宣傳完全相反的真實戰況。範長江在《成蘭紀行》一文中寫道：“涪江沿河兩岸，築有自欺欺人的防禦工事。所以徐向前突破嘉陵江後，很容易渡過涪江，進入江油中壩。……隔江油十餘里外之序山上，即發現徐向前圍江油時所築之環山人堡寨。要路口層層障礙，隨山路之曲折，於射擊點上節節作成土堡。……環吐三十餘里，無一處有空隙可入。同行有通曉軍事之某君，睹止佈置，亦嘆徐向前用兵之能，而恍然於川軍之非其敵手。徐向前圍江油時，川軍楊曬軒一旅被圍城。”誰勝誰負，讀者一看即知。
對紅軍攻佔平武縣，範長江寫道：“漢人中有兩大土豪，皆把持地方團隊，雙方相持不下……此次徐向前部由嘉陵江突過韶、廣、劍防線後，一部趨青川以迫平武……已由土人帶路，從平武城北山上翻城牆缺口進城來了。啪啪啪……五槍，平武城即完全被佔領。”在報道中，範長江還描述了紅四方面軍刻了八個大字的石碑：“一面是‘平分土地’，一面是‘赤化全川’，記者過中壩時，此碑尚未拔去”。這是新聞媒體首次披露紅軍標語口號。
在從平武至松潘途中，範長江記述了所見之中央軍失敗的慘狀，“胡宗南部初復平武時，欲由沿江人道，以入松潘，部隊通過此段路程時，被對岸紅軍射斃甚多”，“河中時有浮屍，其狀猙獰，臭氣燻人”。範長江在通訊中，還揭露了一些蔣介石封鎖的秘密勾當。如他意外地發現在川、甘邊境“圍剿”紅軍的“中央軍”裡，竟有在上海英勇抗日的十九路軍。該部缺衣少食，傷病滿員。範長江十分痛心地寫道：回憶“一·二八”上海戰爭，至今不過四年，在當時閘北、虹口、江灣、吳淞狂熱抗戰之官兵，孰知有上海停戰協定，有福建事變，有河南改編，更誰知有在四川西北崇山峻嶺中作戰之事哉？
◆1951年10月，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第三次會議期間，毛澤東與範長江談話。
在不少文章中，範長江還引用了當地對紅軍長征的民間傳聞和歌謠。如《渭水上游》一文中，他記錄了隴南各縣對毛澤東、徐海東兩次路過時的傳聞，群眾將紅軍比為當年經過該地、令清軍聞風喪膽的農民暴動組織白蓮教，並稱“官兵騷擾閭閻，畏死貪生，號令不行，焉能取勝？”在《弱水南岸的風光》一文中，範長江記錄了他聽到“中央軍”散兵們唱的歌謠：“打了一仗又一仗，仗仗不離機關槍，三八式單打老鄉！”士兵們唱這些歌時，嘴音變為顫弱而淒涼，表達了士兵對蔣介石發動內戰行徑的揭露和控訴。
範長江對長征形勢的分析和對紅軍前途的預測，讓周恩來驚詫不已
範長江對紅軍長征的報道中，最有意義的是對長征形勢的分析和對紅軍前途的預測。走過川西北藏區和甘南之後，範長江於1935年9月13日在天津《大公報》發表了第一篇對長征形勢的分析文章——《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當時，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不久，正值過草地，越岷山前夕，形勢的確十分危急。紅軍出路何在，前途如何，這是全國乃至世界關注的問題。範長江實事求是分析了紅軍的困難，朱、毛、徐合股以後，尚有十萬左右之人槍，缺衣缺食缺彈藥……若到冬令，縱令無中央軍事壓迫，單因寒冷與飢餓，將使他們受非常重大的痛苦與犧牲。胡宗南師長守松潘，因飢寒而病而死者，遠比戰鬥傷亡者為多。則朱、毛、徐方面之困難，當十數倍於此。”
由於進行了實地考察，範長江在文中接著分析了紅軍走出困境的三條路線：“第一是經青海前往新疆。他認為這條線路各方面困難很大。紅軍將不會選此。第二是走川北、陝南之線。但這條線有國民黨重兵把守，也不宜選用。第三是北入甘肅，即以甘肅西南垮之夏河、臨潭、岷縣、西固為目標，進入洮河與大夏河流域，此一帶有豐富的糧食、充足的壯丁及衣服布匹皮毛等物質，可以大加補充。然後或轉隴南以出隴東，會合徐海東，更北接通陝北劉志丹……對中國國際國內之形勢，將發生重大影響。”範長江的文章發表不久，中央紅軍果然選取了過草地、越岷山、突破臘子口、北進甘肅洮夏兩河流域，經隴東、達陝北這條路線，並於當年10月19日到達吳起鎮，與陝北紅軍和紅15軍團勝利會師。
在西北考察新聞報道中，範長江涉足到當時紅軍的重大問題，其觀點與國民黨宣傳報道有重大區別。如國民黨輿論稱張國燾事件是“紅軍有計劃地分兵”，而範長江則說：紅四方面軍的張國燾、陳昌浩等，堅持認為不能再北進……宣佈脫離毛澤東的指揮，回師毛兒蓋。”顯然，範長江的報道更為正確。在《毛澤東過甘入陝之經過》中，範長江寫道：“自毛兒蓋出發，通過草地，毛澤東所統率名為一至三兩個軍，及軍委縱隊的一部分，故僅一萬餘人。過草地時凍死、病死並陷入爛泥中而死者，約近數百人……毛澤東帶到甘肅境內的部隊，不過八九千人。”他還寫道：“紅軍的特殊性言之，軍事絕對聽黨的指揮，黨又絕對服從第三國際命令，代表黨的毛澤東即為紅軍中心之所在。且中央紅軍之本身以林彪之一軍與彭德懷之三軍為最強，紅軍幹部訓練機關的紅軍學堂所改編的幹部團亦在毛澤東軍中。故毛澤東序統率的八九千人，仍為中央紅軍的主體。這一部分人的行動，仍代表紅軍的根本意圖。”
範長江還是第一個披露西安事變真相的新聞記者。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後，範長江不顧危險前往瞭解事實真相，在《大公報》顯著位置發表了《動盪中之西北大局》。該文像一枚炮彈，衝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讀者爭相購閱。蔣介石看了範長江的文章後勃然大怒，將正在南京的《大公報》報社總編輯張季鸞狠罵了一通，並命令此後嚴加檢查範長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範長江的系列報道，有效地傳播了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政策，為世人及時揭開了西安事變的真相。
1937年2月4日，當範長江因採訪西安事變與周恩來第一次見面時，周恩來緊緊握住範長江的手說：“你在紅軍長征路上寫的文章，我們沿途都看到了。我們紅軍裡的人，對於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們黨和紅軍都沒有關係，我們很驚異你對於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這無異於是對範長江報道長征的極大肯定和讚揚。胡愈之讚譽範長江的通訊集《中國的西北角》和後來斯諾的《西行漫記》一樣，“是一部震撼全國的傑作”。範長江的《西北紀行》除了在《大公報》上連載外，據說，還在海外《救國時報》上刊發過。
範長江關於紅軍長征的報道，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範長江的紅軍長征報道，突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及時對外透露了關於紅軍長征的重要信息。在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範長江深入第一線，粉碎了反動輿論對紅軍和長征所製造的“紅色恐怖”的謊言，讓國人看到了中華民族崛起的希望曙光。廣大國統區的讀者是讀了範長江的旅行通訊才第一次聽說紅軍長征的。原中顧委委員袁寶華曾回憶，讀了《大公報》所載範長江《成蘭紀行》，“使我對共產黨、對紅軍有了感性認識。感到好似烏雲隙縫中露出了霞光，中國前途有了希望。”
範長江的紅軍長征報道，客觀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行蹤和影響。當時，國民黨嚴密控制新聞媒體，加強新聞檢查，強迫新聞媒體和國民黨的“剿匪”政策保持一致，造謠、汙衊共產黨製造“紅色恐怖”，叫囂紅軍是“土匪”“共匪”“赤匪”“流寇”，要求新聞媒體大量刊登“圍追堵截”紅軍的報道。範長江的通訊，在當時國共兩黨、紅軍和“國軍”的交戰中，他採取了不偏不倚的態度，向國人客觀地介紹了紅軍長征，同國民黨汙衊誹謗紅軍的宣傳形成鮮明對照，揭示了紅軍長征的真相。
◆臺兒莊戰役中，範長江（右一）與關麟徵軍長（右二）合影。
範長江對紅軍軍事行動的分析和預測，對紅軍到川西北後會不會繼續北上，取何路線北上，在哪裡建立根據地等的分析和預測，後來都得到證實。1937年3月，毛澤東曾致信範長江說：“你的文章，我們都看過了，深致謝意！”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張震曾回憶：“我對長江同志的鼎鼎大名是在報紙上熟悉的。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江西蘇區進行艱苦的長征。當我們經過長途跋涉來到甘肅、陝西地區時，收集到一些報紙，發現以長江署名的文章，在我軍還未長征前即判斷我們可能要放棄江西蘇區實行戰略轉移，分析了紅軍為什麼要離開根據地進行轉移，並對紅軍長征過程和下一步的動向作出了估計，大家感到很驚訝，都對長江同志的過人才華而讚歎不已。”
範長江的紅軍長征報道，在國外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蔣介石向全世界宣佈共產黨和紅軍是一些“無法無天”的“赤匪”，連美國人和共產國際對中共和紅軍的瞭解也是膚淺的。就連共產國際對中共和紅軍的長征的瞭解，也缺乏準確的把握。範長江的作品受到海外媒體的注意，引起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紅軍的關注，它對吸引外國友人來華考察紅軍長征也開啟了一個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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