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亭之战失败之后不久，刘备病死在永安县（今重庆市奉节县）的行宫。其遗体由前来接受临终托孤的丞相诸葛亮，精心护送回到京城成都安葬，这在《三国志》等正规史籍都有明确记载，本无疑义。但是，上世纪的1961年，郭沫若先生路过奉节时提出疑问，刘备死在气温高的夏天，当时交通又相当不便，从奉节到成都逆水而上，至少要三十天时间，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尸体肯定会腐坏，因此诸葛亮对于刘备的遗体，很有可能就近安葬在奉节，并未运回成都。由于郭老身份特殊，又是历史学家，所以此言一出，影响很大。从此诸葛亮对于刘备遗体的安放地，便有“成都说”与“奉节说”的谜团出现，而且一直争论不休。现在就来进行一次集中的深入破解。
首先，当年郭老在奉节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只在当地做过简短口头表述，此前和此后并无正规的文字论著发表。这就表明:一，这不是他长期一直潜心研究的课题，也不是在坚实史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第二，他只是提出一种可能，并定这就是“无可怀疑”的定论。
其次，郭老路过奉节的年代，是他在历史名人身上做翻案文章的高潮时期上前的1959年为曹操翻案，1960年为武则天翻案，此后的1971年又在杜甫身上翻案为此发表了大量翻案性的文字作品，包括剧本、专著、论文等。令人不解的是在刘备遗体是否运回成都的问题上，他的翻案仅限于口头上的一次简短谈话，事后并未发表正规的考证文章。史学考证，要靠证据来说话。他之所以没有发表考证文章，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足以支持其论点的可靠证据，反而发现有不少反面的坚实证据存在。
下面，就列举三大类共计十五条的证据，集中破解这一谜团。
一、刘备遗体确实被运回成都安葬的证据
其一，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四月癸，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其二，《三国志》卷三十四《先主甘皇后传》:“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谥‘皇思夫人’，葬于蜀，未至而先主殂陨。丞相亮上言: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宫在道，园陵将成，安厝有期。’”此处在途中的“梓宫”，正是指被运回成都的刘备灵柩。
其三，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五月，梓宫至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其四，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黄初四年:“夏四月癸巳，汉主殂于永安。谥曰‘昭烈’。丞相亮奉丧还成都。五月太子禅继位，时年十七。”
其五，南宋郑樵《通志》卷八:“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刘备遗体必须运回成都安葬的证据
其一，刘备遗体如果不运回成都，按照当时的严格礼制，具体操办治丧大事的人选，就不能依法确定，整个治丧活动也就无法进行。
刘备的皇朝，自称上继两汉，并以“汉”作为正式国号，则其礼仪制度，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即皇帝的丧葬礼制，定然要承袭祖宗朝的汉家制度。加之刘备病逝之后，执掌朝政的诸葛亮，又是深受儒家礼仪思想熏陶，对汉家正统极其忠诚，对刘备知遇之恩极其感念的人，因而他所主持操办的丧葬大礼，更是会竭尽心力去按照汉家的严格礼制进行操办。
东汉皇帝的丧葬礼制，今本《后汉书》所附司马彪《续汉礼仪志下》“大丧”条，有非常详细、明确而可靠的记载。其中开宗明义，就阐述了正式治丧活动的先决性法定程序:登遐，皇后诏三公典丧事。所谓“登遐”，即登仙、登天之意，是对君主死亡的避讳性说法。按照这一规定，要由皇后确认皇帝已然死亡的事实后，再以皇朝临时主宰的身份，下达正式诏书，将具体操办治丧事宜的重任，授权给朝廷的执政大臣即三公。只有完成这项先决性的法定授权程序之后，整个治丧活动的具体操办人，才能名正言顺地着手开始全部工作。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为朝廷执政大臣。蜀汉既沿袭西汉，以丞相为首席执政大臣，又部分继承东汉，曾以许靖为司徒。因此，被授权具体操办刘备治丧事宜者，便非丞相诸葛亮莫属。
但是在这之前，他必须先要依法得到皇后的授权指令。皇帝的丧葬，既是皇帝的家事，也是皇朝的国事。从家事的角度说，皇后是皇帝的嫡室正妻，在直系亲属中拥有无可置疑的话语权；从国事的角度说皇后的身份和地位，几乎与皇帝等同，在皇帝丧葬这一特殊国事上，也拥有无可置疑的话语权。只是因为皇后是女性，不便直接出面主持操办，故而必须授权给男性的执政大臣代办。可见这一先决性的法定程序，不仅顺理成章，而且考虑周全。
然而据《三国志》及其他史籍的记载，当时依然健在的刘备皇后吴氏，一直留在后方成都，从未前往刘备病逝的永安县。在皇后尚未向诸葛亮正式下达诏书授予全权的情况下，一贯依法治国，一生行事谨慎的诸葛亮，绝不可能无视礼法，擅自决定将刘备就地安葬。将遗体尽快护送回成都依法完成先决性的授权礼仪程序之后，再全力操办治丧活动，是诸葛亮当时唯一的选择。
其二，刘备遗体如果不运回成都，按照当时的严格礼制，正式治丧活动的第一项内容，即直系亲属的哭踊之礼和朝廷百官的哭临之礼，就完全无法进行。这一内容是皇帝家庭的直系亲属，偕同朝廷百官，与断气之后的皇帝第一次见面，共同确认皇帝的死亡，并向皇帝哀哭诀别与后世遗体告别仪式非常类似。同上司马彪《续汉礼仪志下》“大丧”条云登退，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礼。百官哭临殿下。所谓“哭踊”，即极度悲泣而顿脚俯仰之意，是让直系亲属充分释放悲伤之情。至于“哭临”，则是百官集体面对死者恸哭哀悼。
但是，据《三国志》及其他史籍记载，当时刘备的皇太子刘禅，也一直留在后方成都，从未前往刘备病逝的永安县。另外，蜀汉朝廷百官中，特别是文职官员中，也有一大批留守成都，并未随从刘备出征在外。就这两个群体而言，面对皇帝遗体的亲眼确认权，面对皇帝遗体的悲情表达权，都是极其神圣的合法权利，任何人绝对不能剥夺，即使丞相诸葛亮也是如此。否则，诸葛亮将完全无法向皇帝的直系亲属交代，也无法向朝廷的留守百官代。在这种情况下，将刘备遗体尽快护送回成都，也是他当时唯一的选择。
其三，刘备遗体如果不运回成都，按照当时的严格礼制，正式治丧活动的第二项重要内容，即遗体盖棺大殓之礼，就完全无法进行。
同上司马彪《续汉礼仪志下》“大丧”条云:大敛于两楹之间。皇后东向，贵人、公主宗室妇女以次立后。皇太子、皇子在东，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三公升自阼阶，安梓宫内圭、璋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礼。东园匠、武士下钉衽，截去牙。
按照史文所言，盖棺大殓之礼，是在皇宫主殿的中厅进行。皇后及其他女性亲属站在灵柩的西边，面向东面的灵柩，即所谓的“东向”，其他相关女性亲属按照等级秩序站在皇后的身后。皇太子和其他皇子站在灵柩的东边:其中皇太子面朝西面的灵柩，即所谓的“西向”；其他皇子的位置，要稍微从皇太子的位置向南退后，然后面向北面的灵柩。在场者一齐恸哭后，被授权具体操办丧葬事宜的执政大臣，从台阶之下登上殿堂，在皇宫近臣的帮助之下，亲手安放灵柩之内的殉葬品，如玉圭、玉璋等。接下来，即将嗣位的皇太子进行“哭踊”之礼。然后负责制作丧葬用品的东园匠，与宫廷武士相配合，使用所谓的“钉衽”，即钉棺盖的铁钉，以及锁紧棺盖和棺身的细腰型木楔，将灵柩完整密封；最后再“截去牙”，即使用凿刀将木楔露在外面的多余部分截去，使木楔衔接的部分变得平整。至此，盖棺大殓之礼便告结束。
与哭踊和哭临之礼相比，盖棺大殓之礼的场所更加宽阔，参与人数更加众多。据史文的详尽列举，以皇帝亲属而论，已经扩大到皇帝同姓宗族的男性和女性；再以朝廷官员而论，上至执政大臣，下至品级仅六百石的宫廷低级官员，还有从外地前来的各类来宾，都汇聚在大殿之下的广场之中。除了要让更加广泛的群体，来向皇帝遗容表达哀思之外，也有另一层深刻用意，即让他们亲眼见证皇帝确已死亡并且妥善入棺的重大历史事实。可以说，前面的哭踊和哭临之礼，是小范围的遗体告别仪式，而此处盖棺大殓之礼，则是更大范围的遗体告别仪式。但是，后者还另有一个独特作用，就是让更加广泛的群体，共同见证新皇帝的继位登基，这一点下面还要提到。
就这一更加广泛的群体而言，他们极其神圣的权利，即对皇帝死亡的确认权，对皇帝遗体的致意权，目睹皇太子在遗体灵柩之前继位登基的见证权，更是任何人绝对不能剥夺的。为了能给这一群体以满意的交代，将刘备遗体尽快护送回成都，也是诸葛亮当时唯一的选择。
其四，刘备遗体如果不运回成都，按照当时的严格礼制，正式治丧活动的第三项内容，也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即皇太子继位登基之礼，就完全无法进行。
同上司马彪《续汉礼仪志下》“大丧”条云:三公奏《尚书·顾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太尉升自阼阶，当柩、御坐，北面稽首，读策毕，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群臣皆伏称“万岁”。或大赦天下。
史文清晰解答了三个问题。第一，在何时继位？就在举行盖棺大殓之礼的当天，盖棺大殓之礼刚刚完成之后。第二，又在何处继位？就在盖棺大殓之礼的现场，皇宫主殿的中厅，已经盖棺完成的遗体灵柩之前。第三，继位的环节如何？首先，首席执政大臣太尉，对蜀汉而言也就是丞相，作为主礼官，先从南面的台阶下登上殿堂，面向北方，对着先皇帝灵柩和安放在灵柩之前的新皇帝御座，稽首行礼；其次，主礼官当众宣读新皇帝继位登基的策文；再次，主礼官将玉质的传国玺印，连同系在玺印上的丝质绶带，面向东方跪授给皇太子；最后，皇太子带着传国玺绶，到灵柩前面的新皇帝御座，坐下即位，面向南面接受亲属、百官和来宾的祝贺，在“万岁”欢呼声中，正式成为皇朝的新皇帝。
值得注意的是，此段史文一再涉及先皇帝遗体的灵柩:皇太子先要站在灵柩之前，主礼官要在灵柩之前宣读继位策文，并在灵柩之前授给皇太子传国玺绶，皇太子接受传国玺绶后要在灵柩之前的新皇帝御座坐下即位称帝，等等。这种礼制设计的深层政治用意，至少有如下三层:
一是表明新皇帝的权位，是从先皇帝的手中直接传授而来，其间绝无任何僭伪成分和非法因素的介入。用现今流行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皇权的无缝交接。正是因为这种皇权的无缝交接，才使得新皇帝具有无可置疑的正统性。
二是表明新皇帝的权位，得到先皇帝神灵直接的关照、注视和护佑，因而又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
三是表明新皇帝的权位，又经过更广泛群体的亲眼见证，因而还具有无可置疑的公认性。
正统性，神圣性，再加上公认性，就构成完美无缺和无懈可击的合法性。
如果说，只有在先皇帝遗体灵柩在现场时进行的新皇帝继位登基仪式，其权位的合法性才是完美无缺和无懈可击的话，反之，没有先皇帝遗体灵柩在现场，任何所谓的继位登基，就都是非法的行为，没有任何正统性、神圣性和公认性可言。接受托孤重任的诸葛亮，回成都后办理的第一件国家大事，竟然就完全违背汉家祖宗朝的既定礼制，竟然就使新皇帝刘禅的权位完全失去合法性，这种情况绝对不可能出现。因此，为了保障刘禅在成都合法继位登基，将刘备遗体尽快护送回成都，更是他当时唯一的选择。
其五，刘备遗体如果不运回成都，按照当时的严格礼制，正式治丧活动的第四项内容，即向先皇帝奉上谥号之礼，就完全无法进行。
同上司马彪《续汉礼仪志下》“大丧”条云:夜漏二十刻，太尉进，伏拜受诏，太尉诣南郊。太祝令跪读谥策，太现首下行玺国尉再拜稽首。治礼告“事毕”。太尉奉谥策，还诣殿端门。治礼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车西，少南，东面奉谥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后。太常跪曰“进”，皇帝进。太尉读谥策，藏金匮。皇帝次科藏于庙。太史奉哀策苇箧诣陵。
汉代皇帝死后，享有的名号有谥号、庙号两种。就谥号而言，是根据死者生前的道德功业，以及确定谥号的专书，选择一个含有褒贬意义的合适词语。先皇帝的谥号，通常由朝廷的相关臣僚先行拟就，再经新皇帝的首肯而确定。按照古代礼制的义理，君主的谥号不能以下议上，即由下级的臣僚来议定。但是实际的操作，又必须由下级的相关臣僚来完成。为了避免道义的缺失，故而专门设计了奉上谥号之礼的前半部分，即告谥之礼，见于上引史文的第一段。吿之礼的程序如下:执政大臣主礼官，晚上按时到皇宫大门接受新皇帝下诏，接着携带议定谥号的谥策，前往京城南郊的祭天圆坛；先祭天神，次由太祝令向天神跪读谥策，最后主礼官行礼，议定的谥号就算得到天神的允准。这时，太尉再带回皇宫的谥策，就不再是以臣议君的文字，而是以上议下，也就是由天神赐予先皇帝的神圣谥号了。
按照当时礼制，在南郊祭天的圆坛，以及在北郊祭地的方坛，专称为“南郊”“北郊”，合称为“南、北郊”。二者必须修建在皇朝的京城，其他地方不能违制兴建。《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记载，章武二年（公元222年）闰六月猇亭之战后，刘备败退永安，当年“冬十月，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可见蜀汉皇朝祭祀天地的南郊、北郊，是在京城成都。既然南、北郊是在成都，那么告谥之礼就只能在成都进行。事实上，刘备的谥号，也确实是在其遗体运回成都之后才正式奉上的。《先主传》中“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的记载，就将前后的因果次序，清晰地表达出来。由此联想到上一年刘备特别下诏给诸葛亮，要他立即在成都营建南、北郊一事，可见刘备本人此时已经产生预感，不久的将来将要用到这样的礼制性建筑了。
完成告谥之礼后，紧接着进行奉上谥号之礼的后半部分，即宣谥之礼，见于上引史文的第二段。宣溢之礼的程序如下:完成南郊告之礼回到皇宫端门复命的执政大臣主礼官，由司礼官引导进入皇宫，在先皇帝灵柩专车即“大行车”的西面就位，面向东边的灵柩，手捧经过天神允准的谥策；而太史令则手捧类似后世悼词的哀策，站在他的后面；新皇帝进入现场之后，执政大臣主礼官开始面对灵柩遗体，宣读谥策；读完之后的原件，将送入皇家档案府署的金属箱中永久保存；由新皇帝保存的谥策副本，则将放到宗庙之内珍藏；太史令手中装有哀策的苇草筐箧，则将随从灵柩专车，送到陵墓随葬。
既然确定谥号的谥策，先要在京城的南郊进行告谥之礼，然后又必须在先皇帝的灵柩专车之前宣读，进行宣谥之礼，从而将全体臣民的最高敬意，当面向先皇帝本人作最直接的表达。显而易见，诸葛亮如果不将刘备遗体护送回成都，整个奉上谥号之礼，包括告谥之礼和宣谥之礼，也都完全无法进行。
项内其六，刘备遗体如果不运回成都，按照当时的严格礼制，正式治丧活动的第五容，即新皇帝及群臣为先皇帝送葬入陵之礼，就完全不发进行。
同上司马彪《续汉礼仪志下》“大丧”条云:昼漏上水，请发。司徒、河南尹先引车转，太常跪曰:“请拜送”。皇帝白布幕素里，夹美道东，西向如礼。太常导皇帝就赠位。司徒跪曰“请进赠”，侍中奉持鸿洞赠玉圭，赠币。皇帝进，跪临羡道房户，西向，手下赠，投鸿洞中，三。东园匠奉封入藏房中礼毕，司空、将校复土。
作为先皇帝直系亲属的新代表，以及朝廷群臣的新主宰，继位的新皇帝不仅要全程参加此项礼仪活动，而且还要亲自完成其中的关键性环节，包括为灵柩专车送行和跟随，跪在所谓的“羡道”即通往墓室通道的旁边，向“鸿洞”即灵柩安放的墓室，亲手奉赠玉圭、币等珍贵礼品，先后递送三次，恸哭告别等。等新皇帝完成以上礼仪环节之后，相关官员和军队将士再回填泥土，完全封闭墓穴。
不言而喻，在刘备遗体没有运回成都的情况下，新皇帝刘禅是无法为先皇帝刘备举行送葬入陵之礼的。同样，在刘禅从未到达过永安的情况下，包括诸葛亮在内的任何人，也绝对没有任何资格擅自代替接班人刘禅，为先皇帝刘备在当地举行送葬人陵之礼。因此，为了让先皇帝刘备早日安然入土，也为了让新君刘禅能够有充分机会彰显孝道，将刘备遗体尽快护送回成都，依照祖制举行送葬入陵之礼，更是诸葛亮当时唯一的选择。
三、刘备遗体能够运回成都安葬的证据
这一大类的证据有四条。列举此类证据之前，先将当时相关的基本事实加以理清。首先，刘备死亡的准确时间，据《先主传载诸葛亮对后主的上言，是在夏历的四月二十四日。按二十四节气而论，是小满之后，夏至之前。此时天气开始变热，但还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
其次，当时从永安到成都，最为便利的交通方式，是直接连通两地的水路。如果要运送灵柩之类的重物，水路就更加适合水运节省人力，载重量大，而且可以进行船员轮换，兼程前进。当时的直通水路，是从永安上船沿长江向西，经过江州（今重庆市）、江阳（今四川省泸州市）、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再转岷江北上，直到成都。据史籍记载，猇亭之战前的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赵云随诸葛亮从荆州进入益州，驰援正在攻取益州的刘备，此后诸葛亮执政当国之时，派遣费出使孙，都是经由这条水路，分见《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元和郡县志》卷三十《成都府》。从永安到成都，运用现今地图测距工具衡量，总里程约为2000华里左右。
再次据《先主传》，刘备夏历四月二十四日死亡，五月诸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