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鄧演達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國民黨左派人物鄧演達憤而流亡歐洲並與宋慶齡等在莫斯科發表宣言。強調繼續與新舊軍閥作鬥爭，實現孫中山的遺志。
1930年5月，鄧演達回上海進行秘密活動，籌備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由於鄧演達與蔣介石政見大為不同，1931年下半年，蔣介石重金收買陳敬齋，秘密逮捕和殺害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農工民主黨前身)總負責人鄧演達。20年後,在周恩來的親自幹預下，這起謀殺案才浮出水面，叛徒陳敬齋終於受到嚴懲。
從擁蔣到反蔣
辛亥革命後，鄧演達與蔣介石都是在軍事上輔佐孫中山的風雲人物。但他們真正在一起共事則始於1924年成立黃埔軍校時。
當年,蔣介石任校長，鄧演達任教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長和教育長。儘管二人工作關係非常密切，但私下裡，兩人的感情很差。
鄧演達因不滿蔣介石重用“最為人所不齒的王柏齡”而離開黃埔赴德國留學近一年。後因批評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被調任潮州分校。北伐後，獨攬黨政軍大權、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需要廣攬人才，委任鄧演達為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親臨北伐前線，從長沙打到武漢，身先士卒，得到蔣介石器重。不久兼任總司令部武漢行營主任，成為一方大員。
1926年秋，北伐軍攻克武漢、南昌後，鑑於形勢的發展，蔣介石電告廣州要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速遷武漢。等第一批委員到武漢，並開始以黨政臨時聯席會議形式行使最高職權時，蔣介石為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置於他的控制下，又提出遷都南昌，並截留了途經南昌到武漢的第二批委員。
蔣介石的出爾反爾，遭到武漢方面的強烈反對。鄧演達也頗有微詞，多次做蔣介石的工作，勸他堅持原來的決定。但是，蔣介石根本聽不進去。
鄧演達與蔣介石共事近兩年，深知蔣介石的為人。通過遷都一事，進一步覺察到蔣介石正加緊背叛革命的圖謀。為此,他積極撰寫文章,在武漢各種集會上發表演說,對蔣介石分裂革命、實行封建獨裁進行了揭露和鬥爭。
1927年3月，蔣介石派曾擴情到武漢，勸說鄧演達放棄反蔣,並以出任總司令部參謀長要職作誘餌。鄧演達當即表示:“當與不當參謀長，無關輕重得失。”蔣介石收買不成，懷恨在心，他公開叛變革命後，便通緝鄧演達。
1927年7月，鄧演達目睹汪精衛集團步蔣介石反革命後塵,憤然離開武漢,同年10月到達莫斯科,與先抵達莫斯科的宋慶齡、陳友仁等商量,決定成立臨時革命領導機關——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
11月1日,委員會發表了由鄧演達起草的《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號召革命的國民黨人去團結領導被壓迫剝削的革命民眾,向一切反動仇敵進攻,直到完全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綱領。12月，鄧演達離開莫斯科赴德國柏林，然後開始對西歐、中東和印度各國學習考察，總結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
1930年5月，鄧演達秘密回國，隱居上海，在譚平山組織的中華革命黨的基礎上，籌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
同年8月9日,臨時行動委員會召開全國幹部會議,通過了由鄧起草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以鄧演達為總幹事的中央幹事會,並在全國各地成立了分支機構。
為了推翻蔣介石的反動統治，鄧演達積極進行組織策劃和宣傳輿論工作。他發起組織黃埔革命同學會，以上海為中心，在北平、武漢等地設分會。蔣介石的嫡系部隊18軍的羅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肖乾以及西北軍的楊虎城、鄧寶珊都參加進來，很快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鄧演達還多次發表文章，淋漓盡致地揭露蔣介石集團的反動本質。鄧演達一系列的反蔣活動，引起蔣介石的極大恐慌，他立即佈置特務伺機除掉以鄧演達為代表的這股異己力量。
1929年下半年和1931年初，蔣介石先後扣押李濟深、胡漢民。汪精衛乘蔣引起眾怒之機，在廣州另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
鄧演達認為爆發革命的時機已經到來,於是加緊進行推翻蔣介石政權的軍事策動工作。他和陳銘樞、朱蘊山等人秘密商定了一個具體行動計劃:陳銘樞到江西，把“圍剿”紅軍的第十九路軍調到廣東，公開樹起“停止內戰、反對蔣介石”的旗號，同廣東的軍隊聯合，在南方建立反蔣基地；鄧演達親赴江西，策動第18軍在駐地臨川、清江一帶起義，進而奪取南昌；同時聯絡武漢駐軍和馮玉祥、楊虎城等部一齊響應，共同推翻蔣介石的統治。
1931年8月中旬，鄧演達做好了前往江西指揮起義的準備，臨行前去看望臥病在床的朱蘊山，對朱蘊山說:“我要穿草鞋去行動了，請你留守上海代我負責。”
朱蘊山十分擔心鄧演達的安全,對鄧演達說:“外面風聲很緊,你要警惕,倘有失處,瓦解全局。”鄧演達回答說:“現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朱蘊山允諾負責留守。誰知未過三日,鄧演達便被捕了。
圖為鄧演達（右）與宋慶齡（中）、王人達（前坐者）等在南俄合影。
叛徒告密
鄧演達被捕，是陳敬齋出賣的。
陳敬齋，先後在廣州國民政府中央軍事政治月刊編輯部和黃埔軍校軍醫處任職。北伐前夕轉到第三軍衛生材料倉庫任庫長，隨軍北伐。第三軍攻克南昌後，陳敬齋調任南昌檢察廳檢察官。
1927年1月，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正式建立，王枕心出任省黨部執委兼工人部長，陳敬齋擔任工人部秘書，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他脫離共產黨，逃回景德鎮。
1928年5月，陳敬齋加入“第三黨”。陳敬齋加入前，原以為加入黨派既無危險，又有做官的機會，但加入後幻想破滅。於是，開始畏懼白色恐怖，出現了動搖的情緒。
“第三黨”有關領導人注意到陳敬齋的思想變化，好多事開始對他保密，後來乾脆不分給他工作。直到1931年3月，陳敬齋再三要求工作時，組織上才介紹陳敬齋與鄧演達見面，並委派他為中央幹事會上海分會組織方面的負責人。但是早已自由散漫慣了的陳敬齋因受不了組織紀律約束，被停職檢查。
此時，蔣介石懸賞20萬，緝捕鄧演達，陳敬齋見錢起心，向國民黨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密告了鄧演達的行蹤。
稽查處長鄧警銘將告密信送到準備赴任江西省主席的警備司令熊式輝手裡，熊式輝看後立即送上海市長張群，最後轉到江蘇省主席王懋功手裡。大家心裡明白，雖說蔣介石要緝捕鄧演達，但蔣、鄧過去的關係非同一般，現在鄧反蔣無非是政見上的分歧，蔣介石反覆無常，說不定哪一天又要重用鄧演達。因此，熊、張不想插手此事，最後由王懋功向蔣介石報告。
江蘇省府委員王柏齡是蔣介石的親信，與鄧演達有舊隙，對緝捕鄧演達異常熱心，他上串下跳，給鄧警銘打氣:“如捕到鄧演達，可得重獎!”
8月9日，龍華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連續在時事新報上以鍾國昌尋弟鍾春岑名義登出啟事，陳敬齋見報前往，與王柏齡、鄧警銘及偵緝隊長王斌等特務策劃抓捕鄧演達。
8月上旬，“第三黨”在上海靜安寺愚園坊20號秘密開辦幹部短期訓練班，為江西起義準備骨幹力量。陳敬齋設法探聽到辦班的地點及鄧演達到會講話的時間。即給中央幹事會寫信，佯裝服從組織分配，要求鄧演達在講話時，準其參加，接受教育，經鄧演達同意準其出席。
17日，是訓練班最後一天,這天下午由鄧演達出席主講,參加者共13人。為保證鄧演達的安全,規定凡參加結業式的人,進去後在裡面用午餐,中途不準出來。
午飯後，鄧演達開始講話。下午3時左右,陳敬齋佯裝肚痛乘機溜出,給事先約好的敵偵緝隊長王斌打電話。隨後,由王斌率領偵緝隊的特務、警察,會同靜安寺巡捕房的密探共20餘人,將愚園20號包圍。
鄧演達、季方、羅任一等12人全被捕,被押往靜安寺巡捕房。
被捕後的鄧演達始終不肯向蔣介石低頭。就在鄧演達被捕當天,正在南昌指揮對朱毛紅軍第三次“圍剿”的蔣介石飛往上海,他要王懋功、張群儘快把鄧演達解往南京,並對鄧案批示:“煽惑軍人,擾亂邦家。”
此時,蔣介石並未下定決心要殺鄧演達,他認為鄧演達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要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酌情做鄧演達的工作。
遭到拒絕後,蔣介石又派身邊的南昌行營黨務指導處處長段錫朋,以私人關係找到鄧演達的助手、“第三黨”領導成員謝樹英。對謝樹英說:“鄧演達已到南京,你們乾的事情,我們都知道,我今天特來請你寫封親筆信,勸鄧先生與蔣先生合作。如果合作,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後來,蔣介石又授意王柏齡,勸鄧演達出面調解寧粵衝突,並許以中央黨部秘書長或參謀總長之要職,均為鄧演達所拒絕。“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的第三次“圍剿”再一次以失敗收場,寧、粵之爭也停頓下來。蔣介石回到南京,親自和鄧演達談話。
蔣介石問鄧演達對日本侵略有何感想,希望趁此時機,和鄧演達重歸於好。鄧演達指責蔣介石是他的內戰政策造成了日本侵略。
蔣介石又派人勸鄧演達說:現在日寇深入,大敵當前,理應捐棄前嫌,共赴國難,要鄧演達公開聲明取消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任命鄧演達為“剿匪”副總司令。鄧演達表示，政治鬥爭是為國為民,我們的政治主張決不變更,個人更不苟且求活。
鄧演達被捕的消息傳出後，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一些黃埔學生積極營救。不少黃埔生還聯名上書蔣介石，要求釋放鄧演達。
正在江西“剿共”的國民黨18軍軍長陳誠，更是致電蔣介石，力保鄧演達。蔣介石收到陳誠力保鄧演達的電報後，沒有回電，但對殺鄧演達還是有所顧忌，只是後來出現了種種情況，堅定了蔣介石的決心。
當陳誠得知蔣介石處死鄧演達，極為傷感，他致電蔣介石辭職，稱:“上無以對總司令，下無以對恩友”。蔣介石不得不親自找陳誠談話,說陳誠和鄧演達的交往純屬私人情誼,不涉及政治,勉勵他安心工作。
1931年11月29日深夜,幾輛蒙著窗紗的黑色轎車從紫金山麓的一所茅屋開出來,向南京城東疾駛。
車上,蔣介石侍衛長王世和與幾名衛兵押著鄧演達。車到麒麟門外沙子崗,突然停了下來。
司機下來檢查了一下車說:“拋錨了，你們先下來吧。”
鄧演達因為被告知是移居湯山，所以就從容地走下車來，在朦朧的夜色中呼吸著近郊的新鮮空氣。
突然，一顆罪惡的子彈射向了他的後背，一代英傑鄧演達被蔣介石殺害，時年36歲。
鄧演達被蔣介石秘密殺害的消息，直到12月初才透露出來。在上海的宋慶齡聽到傳聞後並不相信，於12月14日到南京見蔣介石，對蔣介石說:“現在國難當頭，你與鄧演達的矛盾，我來給你們調解。你把鄧叫來，我們三個人當面談談。”
蔣介石十分尷尬,默不作聲。宋慶齡盯著蔣介石緊追不捨:“如果你覺得在這時談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見鄧演達,我先同他談談,然後再三人一起談談。”
在宋慶齡一再追問下,蔣介石見搪塞不過,最後才說:“你已經見不到他了。”說完逃到樓上去了。
宋慶齡非常憤怒,斥責蔣介石傷天害理,禍國殃民。並於20日在上海《申報》發表反蔣通電,說蔣介石“借反共之名,行反動之實,陰狠險毒,貪汙欺騙,無所不用其極……投機殘餘軍閥,可一躍而為黨的骨幹,忠實革命人才,必設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艱苦卓絕、忠勇奮發之鄧演達終遭慘殺,即其一例”。
周恩來總理親自
過問鄧演達一案
鄧演達被捕後,臨時行動委員會經調查後得知是陳敬齋出賣的,決定除掉這個叛徒,曾派人到江西景德鎮除奸,但是沒有成功。解放後,已經改名為“農工民主黨”的主要負責人再次將緝捕陳敬齋歸案的工作提到了議事日程。一方面請公安部發布通緝令,另一方面指示農工民主黨江西負責人儘快找到陳敬齋的行蹤。
1950年1月24日和2月1日,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章伯鈞、副主席彭澤民先後兩次向公安部長羅瑞卿通報陳敬齋在景德鎮的行蹤，並令赴京彙報的農工民主黨江西省委陳其勳速回南昌，協助當地公安部門執行逮捕陳敬齋的任務。
陳其勳回到南昌後，同江西省民盟常委向法宜一道，經江西省公安廳長王卓超的介紹，趕赴浮樑行署公安處。在此之前，王卓超已接到羅瑞卿的電報，要求浮樑行署公安處長田平儘快查到陳敬齋的下落。
3月7日，陳其勳、向法宜趕到浮樑時，行署公安處已偵察半個多月，沒有發現陳敬齋的下落。於是查閱戶口冊，這才發現，陳敬齋已改名陳福林，在浮樑縣城青峰嶺5號開設利興福瓷廠。
第二天下午,公安人員終於將陳敬齋逮捕歸案。20年前,陳敬齋是在鄧演達被捕的當晚去南京,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長、中統特務頭子葉秀峰那裡領取“獎金”一萬元。
在要求出國未被允許後，潛回了景德鎮，從此不露面，居然平安地過了20年。他萬萬沒有想到，剛剛解放，就落入了人民的法網。
3月24日，陳敬齋被解到南昌，由江西省公安廳與省農工民主黨共同審理此案。但終因這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遺案，加上認識上一時難以統一，所以審訊工作進展緩慢，引起農工民主黨中央領導人的焦慮，只好將此案直接呈報周恩來。
1950年3月31日,周恩來看到農工民主黨有關鄧演達案的呈文,立即批示中共中央辦公廳督促辦理。
當天深夜，一份急電從北京傳到南昌,中央辦公廳要求江西省委:“謀害鄧演達之案犯陳敬齋，如已轉解南昌,請告該地將其案情迅速弄清速報,以便處理。”中共江西省委當即決定，由省委常委、省公安廳長王卓超親自審理此案。並請省農工民主黨領導人廖少儀配合。
但在審理中又出現新的問題:陳敬齋從被捕時起，知道難逃法網，雖承認出賣鄧演達，但為了減輕罪責，一口咬定是“第三黨”領導成員王枕心指使他乾的，並編造了情節，故意把案情搞亂，企圖矇混過關。
為儘快讓叛徒認罪,農工民主黨中央一方面積極取證,一方面同公安部商定,將陳敬齋押到北京,由公安部直接審理,農工民主黨中央配合。
4月27日,江西省公安廳派處長宋達生押送陳敬齋到京。陳敬齋被捕後，在民主黨派中引起強烈反響，大家關注案情的進展。與鄧演達同時被捕的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羅任一送來證明，為案情提供依據。
6月16日，當年在上海抗擊日寇的十九路軍正副總指揮、民革中央常委蔣光鼐、蔡廷鍇，致函章伯鈞、彭澤民、黃琪翔:“查陳敬齋謀害鄧演達先生，罪惡絕無可寬，理應要求政府，早正典刑。”
7月27日，章伯鈞、彭澤民、黃琪翔將此函轉抄給羅瑞卿部長、楊奇清副部長。公安部通過內查外調，在民主黨派的積極配合下，搞清了一些疑點，最後提審陳敬齋。
在事實面前，陳敬齋不得不承認出賣鄧演達的全部事實，供稱:“由於反動勢力壓抑，對前途悲觀,乃思賣黨求榮之念，於1931年7月中旬，向蔣匪密告該黨領袖鄧演達先生之行蹤。並與匪特暗中計謀,待機行動。”
公安部於10月結案，並將結案簡報一份送農工民主黨中央，提請對案犯處理意見。
羅瑞卿將結案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總理明確指示，鄧演達應如革命烈士對待。後來，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關懷下，由政務院撥款，將鄧演達的遺骸由沙子崗遷葬於紫金山南麓靈谷公園東側，立一新碑，刻有何香凝題字:鄧演達烈士之墓。
1950年11月，公安部將此案轉交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審理。1951年3月2日，最高人民檢查署同北京市人民檢查署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起訴。
6月19日，軍法處判處陳敬齋死刑，執行槍決。出賣鄧演達的陳敬齋終於受到應有的處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