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瞭望新聞週刊報道，近期調研發現，長江流域抗生素濃度偏高，水生態系統受到破壞。抗生素濫用日益突出，不僅對水生生物產生慢性毒理效應，且易產生耐藥性，降低人體免疫力。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近年來對上千名8～11歲兒童和516名孕婦的調查結果顯示，兒童尿樣中共有21種人用、獸用或人獸用抗生素檢出，79.6%的學齡兒童尿液中檢出一種或幾種抗生素，其中部分已在臨床上禁用，獸用抗生素暴露與兒童肥胖、性早熟相關。此外，有16種抗生素在江浙滬的孕婦尿液中檢出，一種及以上抗生素檢出率為41.6%，孕婦暴露較為普遍，風險較大。
近年來，隨著長江大保護的不斷推進，長江流域的水質有了明顯改善。然而，記者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長江河流域的抗生素濃度過高，水生生態系統遭到破壞。更令人擔憂的是，有關調查顯示，長三角約有40%的孕婦在其尿液中檢測到抗生素，近80%的兒童在其尿液中檢測到獸用抗生素，部分檢測到的抗生素已被臨床禁用，這可能會嚴重損害人體免疫力。
許多權威專家呼籲儘快將抗生素威脅納入國家安全監控體系，從源頭上嚴格控制抗生素的使用和排放，加強抗生素汙染對人體健康影響的研究，提高安全防控水平。
抗生素汙染破壞水生態增加了孕婦和兒童的暴露風險
長江是一個重要的水源，其水質關係到億萬人民的健康。隨著長江經濟帶的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抗生素的濫用日益突出，不僅對水生生物產生慢性毒性作用，而且往往會產生耐藥性，降低人體免疫力。
河海大學長江保護與綠色發展研究所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長江的抗生素平均濃度為156納克/升，高於美， 歐的一些發達國家。長江下游地區的抗生素排放量位居全國前三名，年排放強度約為60.0千克/平方公里。
破壞長江河流域的生態，並對水生生物產生慢性毒性影響。南京水科學研究院生態研究所所長、長江保護與綠色發展研究所生態環境中心主任陳求穩，教授發現，抗生素及其代謝物對非抗藥性微生物、浮游植物、魚類和其他水生生物具有潛在的毒理學風險，破壞了水生食物鏈中的能量傳遞，並進一步影響高營養生物和水生生態系統的健康。
"如果不嚴格控制抗生素的使用，未來仍會有增長趨勢。"南京水科學研究院生態研究所高級工程師王智源，認為，以長江主流飲用水源中抗生素的分析為例，其“偽持久性”會對水生生物產生慢性毒物學效應，導致攜帶抗生素或在水生生物中產生抗性基因。長三角人類活動和抗生素使用強度高，抗生素汙染防治形勢比長江中上游更為嚴峻
兒童和孕婦通常暴露在外，損害人體免疫力。近年來，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調查了數千名8至11歲的兒童和516名孕婦。結果顯示，在兒童尿樣中檢測出21種人用、獸用或人用和獸用抗生素，79.6%的學齡兒童在尿中檢測出一種或多種抗生素，其中一些已被臨床禁用。獸用抗生素的暴露與兒童肥胖和性早熟有關。此外，江浙滬，孕婦尿液中檢出16種抗生素，其中一種或多種抗生素檢出率為41.6%。孕婦接觸更常見的抗生素，風險更高。
陳求穩教授認為，抗生素在通過飲用水或食用水產品進入人體和動物體內後不能完全代謝。長期攝入抗生素後，抗生素會隨著血液循環進入多個器官，導致免疫力逐漸降低。
專家認為，人體80%以上的免疫功能是基於腸道菌群的平衡。濫用抗生素會大量破壞益生菌，減少胃腸道中抗生素敏感性強的微生物，而敏感性差的細菌則趁機大量繁殖，破壞腸道
長江保護與綠色發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發現，由於豬、雞和水產品的密度很高，許多農民習慣於在飼料中添加各種抗生素來降低感染的發生率。例如，硫酸粘菌素和金黴素是豬飼料中常用的抗生素，每噸飼料中可添加1公斤抗生素藥物。一些漁民承認：“飼養魚和蟹的飼料中必須摻入抗生素，否則很大一部分地區將會虧損。”
製藥廠和醫院的廢水含有高濃度的抗生素，對流域造成嚴重汙染。研究人員發現，大型製藥企業的排汙口分佈在一些飲用水源上游5公里處。例如，在長三角，一個城市的水源附近有三個製藥公司的排汙口，在長江一些支流的交匯處有六七個製藥廠。廢水中含有高濃度的抗生素。
調查發現，近年來，儘管長江河流域加大了整治力度，但該河中下游的許多企業，如化工、製藥、中低端製造業和畜禽養殖業等，都向上游或支流轉移，造成了嚴重的汙染局面。
中國科學院院士朱永官，的最新研究表明，動物攝入的大部分抗生素以原藥或代謝物的形式通過動物糞便和尿液進入土壤和水體，並通過食物鏈毒害整個生態環境，影響植物、土壤微生物和動物的正常生活活動和功能。更嚴重的是，抗生素的環境殘留會誘導耐藥菌的選擇，促進耐藥基因的水平轉移，導致微生物耐藥性的傳播。然而，攜帶抗性基因的微生物向新環境的傳播將進一步繁殖，並且有可能通過基因的水平轉移將抗性基因轉移到致病菌，給健康帶來災難性的危害。
加強抗生素監管提高汙染處置能力
許多權威專家指出，目前，我國對抗生素的危害機理研究不夠，對抗生素的濫用監管不夠，導致河流、湖泊和水庫中抗生素含量嚴重偏高。
中國工程院院士、河海大學長江保護與綠色發展研究所所長張建雲，認為，我國抗生素監管存在三大問題：一是汙染控制起步晚，藥品生產和使用登記制度缺失，負荷估算困難;第二，環境科學脫離了水文學，而且這個過程很難追溯。第三是缺乏先進的汙水處理技術，這使得減負荷困難。
“目前，對不同年齡組和人群的抗生素暴露、抗生素暴露對兒童和人群健康的影響及其機制、環境和食物中抗生素暴露對人群中微生物群體耐藥性的影響等方面的研究還很缺乏。”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前院長姜慶五，教授說。
相關專家呼籲抗生素汙染的風險關係到人民的健康和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應儘快修訂標準，嚴格控制來源，加強研究，控制長江流域抗生素汙染。
加強抗生素監測能力建設，修訂相關標準。張建雲院士指出，地表水環境中抗生素出現水平的限值尚無強制性標準。他建議將抗生素納入國家重點控制區水環境監測平臺的監測指標，並在現行飲用水標準中增加典型抗生素參考指標和限量控制指標。
從源頭上減少抗生素的使用和排放。河海大學黨委書記、長江研究所所長唐洪武，教授
加強抗生素汙染對健康和食品影響的研究，提高汙染治理能力。姜慶五教授建議對環境抗生素殘留和人類抗生素暴露及其對健康的影響進行綜合評估，並特別關注對兒童生長髮育的影響。應研究環境抗生素殘留對細菌耐藥性和人群健康的影響及其機制，為育種、衛生監督、食品加工和環境監管政策提供可靠的基礎數據和理論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