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中国民间传说中最著名的清官，有大量的戏剧和小说在讲他的故事，“包公”、“包黑子”、“包青天”等形象在我国几乎是家喻户晓。
其实，历史上的包拯与小说、戏剧还是有一些出入的，首先，他没有做过宰相，其次他身上也没有那么多的神奇故事，而且，包拯的额头上可没有那个弯弯的小月亮。不过，真实的包拯的确是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敢于谏言，不畏权贵。
包拯是庐州合肥人，对父母很孝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考中了进士，被授任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今江西永修)知县。但是包拯因为父母年纪大，没有去就职。后来，包拯请求在家乡附近就职，被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他的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干脆辞去官职，回家赡养父母。几年之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说，勉励他出去做官。直到景佑四年(1037年)包拯才赴京听选，被授天长(今属安徽)知县。
众所周知，包拯断案如神，在天长县就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有个贼人偷偷割了人家一头牛的舌头，牛的主人到县衙门告状。包拯推断此事是仇家的报复行为，便命牛的主人宰牛卖肉以引罪犯上钩。果然不久就有人来告发说有人私自宰杀耕牛，包拯说：“你为什么割了人家牛舌头又来告发呢？”原来，宋代宰杀耕牛是犯法的，割牛舌者见牛主人杀了牛，欲加其罪，就前往县衙告发，因此自投罗网，疑案立破。
后来，包拯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他多次上奏疏，斥责那些倚仗皇帝宠信而又滥用威权的大臣，请求废止一切由皇帝从宫里下达的加官进爵的恩命。
嘉佑元年(1056年)包拯被召任权知开封府，迁升右司郎中。包拯刚强果断，贵戚宦官听到他的名字都害怕，他们称他叫“包待制”，还有关于他的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因旧的制度规定，凡是告状的人，不能直接进到官衙里面。包拯让人打开正门，让告状的人都能够到庭前陈述是非曲直，于是办事的衙吏就不敢再欺上瞒下了。
不过，这么一个刚正不阿，一身正气的包拯却被欧阳修说他是“蹊田夺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嘉佑四年(1059年)，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利用职权贱买富民的邸舍，被当时任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的包拯上章弹劾，因而被罢免了职务；宋祁代替了张方平担任三司使，包拯又弹劾他"在蜀燕饮过度"；于是，宋祁也被免职了，而包拯却以枢密直学士之职暂任三司使。
同样敢于直言的欧阳修看到这里或许是看不过眼了，他说："包拯这样做，就是人们所讲的：有人牵牛践踏了某人的田，这人就夺了他的牛作为处罚；这处罚已经够重了，还要贪图他的财产，这也太过分了吧？"这就是“蹊田夺牛”的典故。欧阳修的意思是说你包拯弹劾完别人，将人踢走了，自己却坐上了三司使的位子，这做法也太不厚道了吧？包拯听到这样的话便待在家里，想辞掉代理三司使，不过仁宗不同意。
欧阳修性情耿直，或许他并非是和包拯有什么矛盾，只是单纯看不过眼，认为包拯的做法不厚道，又或者是因为欧阳修和宋祁同修《新唐书》，两人的关系更为亲近，所以抱打不平帮宋祁说了几句话。
当然，还有一方面就是包拯是守旧派人物，而当时的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的主要成员，在立场上来说，或许两人是对立的。但事实上，包拯并不局侑于政派，他在“庆历新政”之后也曾提过一些改革建议的。
不管怎么说，欧阳修这话还是挺能刺人的。只是包拯自身为谏史大夫，也料到会有被别人刺的一天吧。
其实，以包拯的性格，他未必是想要坐三司使这个位置，而是恰好张方平和宋祁有错处被他抓到了才上奏弹劾的，又恰好仁宗随手就将这个职位给了他，所以才使得欧阳修对他有所误会。
事实上，包拯在三司时做了好些实事。他看到仓库里供应宫廷的物品，都是摊派给外地州郡进贡的，给老百姓增加了很多负担，包拯特地设置了“场”以便官民议价做买卖，因此“民得无忧”。以往三司的小吏欠了钱帛就会被囚禁起来，但这些小吏寻得机会就逃跑，于是将小吏的家属也囚禁了。包拯将这一类情况的人全部释放了。包拯的工作得到仁宗的肯定，不久就将包拯正式转正了。
包拯性情严峻刚直，厌恶官吏苛刻，行事力求敦厚，虽然为人不算随和，但也是推诚待人，既能举贤任能，也能为民请命，是清官的杰出代表。
包拯之名，是清廉的象征，无怪民间有这么多的小说、戏剧都在赞美他，将他化身为神一般的人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