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二为唐凯将军
两 弹 一 星
唐 捷
1958年春节刚过，经陈赓推荐，哈军工工程兵系主任唐凯调入北京，任工程兵特种工程设计院院长兼政委，配合陈士榘抓“两弹”试验场的基建。唐凯接到军委一个电话就匆匆上车。他调入北京干什么，连夫人邹光也不知道。因为他离开哈军工，半年多才来信。当陈赓和七科教授们坐在老槐树下乘凉的时候，满脸沙尘的唐凯正在大漠深处的帐篷里忙碌着。他和陈士榘等人考察罗布泊地区已有月余了。在哈军工参加“两弹上天任务的众多英模人物里，唐凯将军是踏足大漠第一人。
调来军事工程学院工程兵工程系主任唐凯像往年一样开始筹划新学年的教学准备工作。这天上午，忽然接到陈赓院长的电话，让他立刻到院长办公室去一趟。
陈赓见到唐凯，开门见山地说：“唐凯同志，我接到总政治部通知，军委命令你速去北京接受新任务。你赶快把系里的工作交代一下，马上出发吧！”
他只身急如星火地赶到北京，未有片刻耽搁，马上去总政治部找到了徐立清副主任。徐立清副主任爽快地对他说：“军委黄克诚秘书长找你谈话，新的任务由他交代。你马上去找他吧。”唐凯于是立即前往军委办公厅所在地。
黄克诚已经在办公室等候他了。一见面，照例也是直奔主题。黄克诚说：“唐凯同志，你来得很快啊，任务是急了些，恐怕一些自己的事情都来不及处理了。但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时间不等人呐”.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唐凯在解放战争中就十分熟悉，听起来很是亲切。唐凯忍不住问：“秘书长，到底是什么任务啊？”黄克诚笑笑，说：“你还是当年的老样子，一听到有任务就坐不住。”他的表情渐渐严肃起来：“1956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你早就晓得了，那次讲话之后，我们的工作便一直没有停止，现在眉目越来越清楚了。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和周恩来总理、李富春、陈毅、聂荣臻副总理主持订制的‘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草案）’的要求，中央军委根据我国导弹、原子弹研制发展的情况，决定建设导弹、原子弹试验靶场，组建一个特种工程指挥部。这个指挥部由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同志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士榘同志和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建议调你来指挥部工作。我们觉得你很合适，所以就这么决定了。这是一件新的工作，我们都不懂，苏联帮助我们，合作完成。这项任务非常重要，时间要求得很急，同时要绝对保密。想你能圆满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这是很光荣的任务。”3月8日，唐凯到军委工程兵找陈士榘报到。陈司令员热情欢迎他的到来，对他们能够合作共事十分高兴。他当即宣布唐凯为勘察委员会的成员，但是没有谈具体的任务。陈士榘说：“你先好好准备一下，只有两天时间，然后跟我一起到西北去勘察选点。”
两天后，3月11日，一支由高级军官和中苏两国专家组成的二十几人的队伍在北京神秘地登上火车，人不知鬼不觉地向祖国的西域驶去。这支队伍由陈士榘司令员带领，亲人勘察委员会主任，成员中除了唐凯，还有通信兵部副主任江文，一机部第四设计院院长李兆翔等人。
在考察队的所有人员中，只有将军们最清楚自己的使命真相。毛主席对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钱学森说：我们做窝，你们下蛋（弹）——此时，他们正是在完成着找“窝”的使命。
他们很是自豪自己在做着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的工作决定这件事情最终在我国的哪个地区做更合适。要在巨大的军用地图上标出最准确的坐标，需要脚踏实地地丈量脚下的土地，将军们必须得到一手情况。他们有时乘坐吉普车在沙砾中颠簸，在茫茫的戈壁中根本没有路，被后人们不断描绘的“搓板路”是他们在决策之后由工程兵部队开出来的，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路。有时候，将军们又一同乘坐小型飞机腾上蓝天，在未来的基地空域里一圈圈地盘旋。
原子弹，当时只是在世界上一部分人的幻想中和另一部分人的噩梦里，而真正将它摆放在中国的国土上，却是从这些人开始……
他们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罗布泊地区反复斟酌着，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决定将我国第一个导弹基地设在甘肃酒泉以北地区，而将原子弹靶场设在我国新疆广袤的无人地带罗布泊地区。
特种工程指挥部的将军们在反复比较和论证的基础上，在大戈壁里开始拟制向中央军委的勘察定点报告。
1958年3月23日，在西北勘察现场被狂躁的戈壁风吹得鼓起的帐篷里，陈士榘司令员向将军们宣布中央军委的任命书：任命唐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工程设计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历史将如此沉重的担子放在了唐凯的肩上。
4月10日，唐凯回到了北京，当天便与陈士榘等人一起向黄克诚秘书长做了更加详尽的汇报。军委的工作效率相当惊人，第二天黄克诚便将任务下达了：中央军委决定中国第一座导弹试验场由特种工程指挥部负责组织设计施工。
4月14日，军委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正式成立，为了便于工作，对外称作军委特种工程设计院。唐凯再次投入了昼夜不分的忙碌之中。一方面，他要与新任命的其他院领导一起抓设计院的组建工作；另一方面，还要亲自挂帅落实导弹试验场的设计工作。
这是一次挑战——对唐凯的工作水平和能力的挑战。需要由他协调的部门遍及国家和军队十几个重要单位，其中有三机部第四设计院、水电部设计院、铁道兵、通信兵部、总后营房部、空军修建部、海军工程部、地质部、总参测绘局、军事科学院等，除此之外，还有苏联专家。1958年9月15日，苏方派出了以乌斯为组长、贝拉耶夫为副组长的苏联6个设计院的40多位专家组成的庞大专家组——位于新北京西郊的他所在的办公大院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秘指挥部，每天走马灯似的进出各种车辆——吉斯，吉姆，伏尔加，华沙，嘎司69吉普和美式吉普——戒备森严，人们行色匆匆，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被信任和荣誉激发出由衷的自豪感。你不需要对任何人进行鞭策和要求，每个人都在恪尽职守，将他下达的指令快速地变为曲线、变为蓝图……
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唐凯与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钱学森多次到特种工程设计院来指导设计工作，唐凯两次在家里设便宴招待这位科学家，他们之间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合作得十分愉快。钱学森不但在具体的工程设计上，而且在设计院的建设上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唐凯每每洗耳恭听，并且有效地将其融入正在开展的工作中。
著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郭沫若先生也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唐凯的生活。
起初，特种工程设计院被定点在北京玉泉路19号院，这是一个像花园一般美丽的大院，过去是专供外国留学生学习居住的东方大学的校址。1958年8月，郭沫若先生奉命创办中国科技大学，正在四处寻找理想的校址，他的目光停留在了这个大院上，觉得这个院子很适合办学。但是他发现大院已经搬入了军人，一打听，是新建的军委特种工程设计院正在建院。他辗转得知这个院的院长唐凯少将是个一贯顾全大局、很好说话的领导，便想商量与他调换一下地方。他的时间是9月1日开学，眼看着没有几天了，他很着急，也不晓得唐凯会不会答应。他请张劲夫同志陪同前往拜访唐凯，来到设计院大门口时，见唐凯少将已经在门口恭候，见到郭沫若，唐凯爽快地先开了口，说：“郭老的意思我完全明白，我们将这个院子支援给中国科技大学，保证在一周内搬家，绝不会耽误开学的。”郭沫若和张劲夫都很感动，觉得这位将军的风格真高尚。唐凯说到做到，马上组织搬家。这无疑给正在紧张进行特种工程设计准备的工作增添了许多麻烦，唐凯向同志们讲清了搬家是为了给未来的科技大学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科大与我们的工作从实质上讲是一样的重要，都关系到国家的强大，科学的发展……在他的指挥下，一周之后，大院便腾了出来，科技大学从无到有，在短暂的时间里顺利完成了开学准备，在政治学院的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出席了大会。
1960年1月5日上午9时是个令人终生难忘的时刻，我国第一枚导弹在他们设计施工的场地上发射成功！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他们建造的铁塔上准时起爆。这是中国人向全世界发出的一声强有力的呐喊，这喊声，让国人扬眉吐气，令全球举世皆惊，唐凯和战友们再次淌下了幸福的泪花。
特种工程设计院从建立的一开始起便成为我国一系列尖端武器的助产士和保护神，他们的设计任务主要服务于国防科工委和第二炮兵以及空军等各种重要战略工程，在保证完成这些特种工程设计的同时，他们还出色完成了重要的首脑工程的勘察设计任务。唐凯领导人们所从事的事业无论在那时还是现在，都堪称是一个无名英雄的事业。人们也许永远无法了解其中的细枝末节，然而，正是这些细枝末节却关乎着中国在未来战中的命运。祖国将他们放在这个位置上，体现着对他们的最高信任和信托，对于这一点，唐凯不仅自己心如明镜，而且不时地用它来教育大家，激发同志们对自己职业的神圣意识和自豪感，从而更加加强对于伟大事业的责任心。
1966年4月，他被任命为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兼设计院院长，仍然分管工程兵的科研设计工作。
唐凯为国防科研事业苦心孤诣的工作，面对着10年设计院的经历有两个感受永志难忘：其一是当年面对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巨大压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他们没有屈服，而是勇敢地承接了历史的使命，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艰苦而复杂的特种工程科研设计任务；其二是在10年的政治风雨和复杂的科研实践中，培养和造就了一支专业技术齐全、敢于拼搏、勇挑重担。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科技干部队伍。这支队伍是他的骄傲，因为他晓得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军队的未来。他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着这支队伍，哪怕是在后来为了保护她而使自己陷于厄运之中也义无反顾。
唐凯的命运从建国起便与科学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他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与其他许多战友所不同的地方。在领导知识分子为国防现代化而奋斗的进程中，这种特定的身份给予他的是更加严密的科学的头脑，是对真理不懈追求的信心与勇气，在这种追求中，他与他的部属们相得益彰——他善于从年轻人身上汲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转而又服务于事业；年轻人为自己有这样开明知人的领导而感到欣慰，他们从他身上得到的是人生奋进的意志力，这意志转而又化作巨大的工作热情……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院长右腕上的秘密——说它是秘密是因为自从建国以后，坐定了江山，唐凯便很少将那枚斧头镰刀的烙印把示于人了，好像斧头和镰刀的标志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需要像从前那样刻骨铭心地提醒了——但是每到陌生的地方，总有年轻人向他提出疑问，要求一睹那枚早年的印记。
它仍能感动人们……
（唐捷系唐凯将军的小女儿）
地方党政立碑纪念唐将军的丰功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