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巴黎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劍刃》，扉頁有一段作者獻詞：獻給貝當元帥/本書只能獻給元帥閣下一人/因為你的赫赫功績最能證明/思想光輝產生的行動/具有何等崇高的美德。獻詞的落款是：致最崇高最熱忱的愛戴之意——夏•戴高樂。
這位戴高樂將軍，一度崇拜貝當幾近阿諛奉承的程度，歷史證明他絕非一個吹牛拍馬的小人。他是發自內心的對這位民族英雄與恩師的愛戴。
貝當元帥
貝當在極為艱難的一戰期間，率領法軍在凡爾登浴血奮戰，為法蘭西民族贏得了尊嚴。
只是戴高樂沒有想到，當德國侵略者捲土重來之時，貝當竟會“挺身而出”，代表法國投降。他多次規勸、進諫無效，最後一次向他心目中的偶像舉手致敬，憤然與之決裂，到法國本土之外組織“自由法國政府”進行抵抗運動。他被貝當的維希政府以“叛國罪”缺席判處死刑。
1944年8月26日，戴高樂率領其抵抗部隊與同盟軍一道開進巴黎，結束了長達四年的納粹統治。這一次，是戴高樂取代了貝當成了法國的民族英雄。
戴高樂將軍
第二年的8月15日，也就是日本天皇宣佈投降的那一天，89歲的貝當同樣以“叛國罪”被判處死刑。戴高樂簽署了特赦令，改判終身監禁，就像五年前貝當也在他缺席審判的死刑判決書上籤署“不要執行”一樣，歷史驚人的相似。
貝當元帥從“一戰”時的法蘭西民族英雄到“二戰”中的賣國賊只用了20餘年的時間。20年對於人類歷史的長河來說只是短暫的一瞬，然而它確是人生兩個終點的距離。貝當等一干人等的“軟骨頭”在客觀上也為年輕的戴高樂提供了機會和舞臺，一個優秀的民族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是從不缺乏英雄的。
與貝當元帥相反，中國卻有一位將軍在戰爭中走到了歷史的正面。他就是川軍將領劉湘。
抗戰前，劉湘割據四川，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和中央軍也一直企圖吞掉這支雜牌軍，一直未能如願。
劉湘將軍
“七•七事變”後，劉湘順應時代潮流，積極參加抗戰，由一名封建軍閥迅速轉變為愛國將領。1937年8月，劉湘在國防會議上，發表了“四川可出兵30萬，供給壯丁500萬，供給糧食若干擔”的豪言壯語，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鬥志，也進一步堅定了國民黨政府的抗日決心。接著，他發表了慷慨激昂的《告川康軍民書》，積極組織川軍出川征戰。
1937年，當國民政府由南京遷往重慶之際，劉湘先以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兼第23集團軍總司令的身份，親率10多萬川軍開赴南京，出川抗日東征。
臨行前，他對部下說：“我過去打了幾十年的仗，都是內戰。如今大敵當前，有了抗戰的機會，正好盡力報效國家，見信於國人，留名於青史。”
劉湘出川抗戰之時，已抱病在身。同年11月，日本大舉向南京進攻，劉湘正在積極籌劃保衛南京、抗擊日寇之際，突然舊病發作，生命垂危，被迫到漢口就醫。他自知病已不支，含恨書寫“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沾襟”兩句杜詩。
1938年1月20日，劉湘帶著未能殺敵報國的遺憾，病逝於武漢，終年僅48歲，葬於成都武侯祠內。
臨終時，這位愛國軍人仍遺囑勉勵川軍抗戰到底，為民族爭光：“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
劉湘這一遺囑，很長一段時間裡前線川軍每天升旗時，官兵必同聲誦讀一遍，以示抗戰到底的決心！
劉湘之墓
1939 年 9 月 19 日，國民政府在成都為劉湘舉行極其隆重國葬。劉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徵的壯舉，為他晚年寫下最光彩的一筆。
在八年抗戰中，300萬川軍出川抗戰，64萬多人傷亡，參戰人數之多、犧牲之慘烈居全國之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