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接連下發文件，提出要放寬戶籍限制，促進勞動力資源優化配置，更指出要“推動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探索推動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實現戶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
隨著戶籍制度深入改革，人口流入將影響城市格局，對於深圳來說，或將進一步改變經濟架構、民生福利、資源配比。打開深圳關於戶籍制度改革的想象空間，一方面將破局戶籍人口與實際管理人口長期倒掛帶來的制約，另一方面則是民間對於土地擴容的呼聲越來越高。
放寬落戶限制，對深圳來說有何“利”可圖？
一方面將破局戶籍人口與實際管理人口長期倒掛帶來的制約，另一方面則呼應城市發展空間不足的問題
利好
將迎來新一輪發展窗口期
上週中央和國家發改委接連下發文件，為戶籍制度改革“破冰”，不僅提出了要“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鼓勵超大特大城市取消郊區新區落戶限制”，更指出“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接連的舉動被視作“讓戶口迴歸身份登記功能”。
從2014年放開小城市落戶，2018年取消中等城市落戶，2019年取消一般大城市落戶，再到2020年推動特大超大城市放開落戶，戶籍制度改革的尺度越來越大，也更加契合國家城鎮化建設的步伐。每一次的戶籍改革背後，都帶來城市格局的巨大變化。
而這一次影響最大的就是“超大特大城市”，那麼，到底誰是超大特大城市？根據住建部近期公佈《2018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鑑》，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的城市為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按照這一劃分，超大城市共有六個，分別是上海、北京、重慶、廣州、深圳、天津，而特大城市則有9個，分別是武漢、成都、東莞、南京、杭州、鄭州、西安、瀋陽、青島。
不難想象，一旦打開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戶政策，對於這些城市來說將迎來新一期的“人才爭奪”。而深圳如果能趕上這一波政策的紅利，將有可能達到調節城市人口架構，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單位面積經濟產出等目的，更大膽一點想象，甚至可以一次性解決土地供應不足帶來的城市發展制約問題。
競爭
深圳人口流出數據存隱憂
在今年1月份召開的省兩會上，廣東省提出要“放開放寬除廣州、深圳以外的城市落戶限制”，為的是中心大城市周邊可以進一步放鬆落戶限制，引導人口向中心城市周邊集聚，讓廣深聚集的人口發散到周邊城市，帶動周邊城市的產業和經濟。
而此次中央則提出的“探索推動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實現戶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則有利於加速人才、人口向重點城市群集聚，加速勞動力在城市群內部的自由流動，大幅提升城市群整體競爭力。
政策的利好，是不是意味著人才都集聚到深圳來呢？從往年的數據上來看，則有著另一層隱憂。參照據京東數字科技研究院發佈的《2019中國人口遷移和城鎮化發展研究報告》，2018年，一線城市深圳人口流出比例高達2.56%。其他三座一線城市人口流出分別為：北京1.13%、上海0.95%、廣州1.05%。深圳的人口流出去向第一是東莞，隨後分別流向北京、廣州、惠州、茂名、佛山、武漢、長沙、重慶、梅州等地。
而從去年的數據來看，深圳去年常住人口數量為1343.88萬人，與前一年相比增長41.2萬。該數值和去年的增量49.8萬相比，有小幅下滑。與此同時，根據住建部公佈的城區總人口數據來看，廣州城區總人口又反超了深圳。
展 望
有利於進一步解決外來務工人員入戶問題
客觀來看，深圳的人口流出以及常住人口小幅下滑，一方面是跟房價、製造業外遷有著一定關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長遠佈局的短期陣痛，為了改變城市人口架構，提升先進製造業水平。
但與此同時，也有專家不停提醒，要警惕產業人口結構和人口的流向。根據深圳統計年鑑披露的數據，2013年至2016年四年間，深圳第二產業就業人員人數一直在下跌。而2017年、2018年兩年，儘管人數有所回升，佔就業總人數的比重仍在下降。
也就是說，外來務工人員數據在縮減，這對於現下的深圳來說並不算是無關痛癢的小事，在疫情期間就有不少企業提出了“用工荒”的難題，原本就在減少的務工人員數量，因為疫情緣故進一步縮小，導致了企業的用工難題。隨後，不管是市裡還是區裡都在全力協調，包括通過包車等方式接回務工人員，以解決企業的燃眉之急。
在調整架構、優化結構的道路上，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過一系列政策調節，達到“既不全盤丟掉，又穩中有升”的目的。因此在解決外來務工人員入戶的問題上，深圳也是通過發佈《外來務工人員積分入戶暫行辦法》等政策，拓寬了外來務工人員落戶的渠道。
與此同時，也要進一步解決深圳的戶籍人口與實際管理人口常年倒掛的問題。因此，這次中央文件所指出的“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鼓勵超大特大城市取消郊區新區落戶限制”，對於深圳來說則有著另一層的積極意義，有機會進一步解決流動人口的入戶問題。
戶籍人口增長後，配套公共資源需及時調整
放寬落戶限制，僅僅是對於流動人口有利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專家指出，勞動要素流動不同於其他要素流動，具有極強的引領性、綜合性和整合性。2012年以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比重雙雙下降，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中國未來的發展應該更多依靠人口素質的提高、人口效率的提升。因此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特別是要推進勞動力要素和土地要素、資金要素等等一系列要素的市場化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效率，朝著創新型國家的方向邁進、發展。
也就是說，根據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向，進一步吸引人口來到大城市就業，通過人群的集聚和城市的吸引力來進一步改善市場。而人口集聚帶來的另一層思考，就是現下深圳所面臨的問題，如何制衡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在建市之初，深圳常住人口僅有33萬人，當時的規劃和公共配比顯然無法滿足如今實際管理人口超過2500萬人的現狀，因此在醫療資源、教育資源和公共資源建設上都在奮力“補救”。
但是，如何進一步規劃深圳的未來，要通過人口密度和發展態勢，來決定公共服務的配比，這又涉及是以常住人口計算，還是以實際管理人口計算。一旦進一步放寬戶籍限制，隨著城市大洗牌，未來教育、醫療會與人口充分匹配，也會出現重大調整。
而最令人振奮的設想，則是民間一直呼聲很高的擴容。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的通知裡，有關於“完善部分中心城市市轄區規模結構和管轄範圍，解決發展空間嚴重不足問題”的描述。人口增長、城市發展，土地不足的問題將會越來越引起重視。
儘管有一系列美好的設想，但仍需指出的是，戶籍改革需要和其他制度配套施行，如何做出平衡還值得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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