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作為個人的自我認知，王世龍也說，“我的照片用現代眼光審視，大都是公式化、概念化；但作為歷史記載，儘管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總歸是我們走過的一段歷史的註腳。”
溫故鄉土——王世龍攝影中的個人記憶與鄉土美學
撰文/劉麗萍 攝影/王世龍
丹江口水庫淅川縣地段修建場面，1964
△丹江口水庫是亞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地、橫跨湖北、河南兩省，1958年開始修建，1973年初期工程竣工，全部建成後，將向河南、北京等省市供水，大大緩解我國北方水資源短缺問題。
王世龍的攝影在歲月重新展開的當下，得以穿越影像的表層，傳遞出一種既豐富又複雜的意味：在那裡，水自身是發光的、風吹麥浪自身是美的、勞動自身是不朽的、艱難自身是用來超越人生的……
一個攝影家的自我治療
1948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之前，王世龍是河南農村的一個苦孩子；1955年，戰場受傷致殘轉業之前，王世龍是一名戰士；1992年，離休之前，王世龍是一名攝影記者；1995年，被人們稱為傳奇攝影家之前，王世龍生了一場大病，與死神交了一次手。
醫治療養期間，作為與病魔抗爭的方式，王世龍把半個多世紀以來拍攝的照片——除了負傷時丟失的、轉業時上交的、媒體已經刊登的——統統擺出來，買了幾盒洗相紙和放大紙，在自己家裡臨時組建起一個袖珍式暗房，從數千張被當作“邊角廢料”的底片中，精選出一些來，放大、結集、出版——《歷史的腳印》、《中原父老》兩本攝影畫冊便是這次自我治療的成果，由此一發而不可收，相繼出版了《風情》、《圖像歲月》等攝影畫冊與《瞬間紀事》、《牛歌》等文集。
新鄉市郊區農民在抗旱打井，1958
△因為沒有電，只能採取最原始的辦法，用人力在上面踏動圓環當動力，抽水打井，可謂當時的一項發明創造，就像今天公園裡供遊客玩樂的摩天輪。
來自革命根據地的攝影啟蒙
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任務都是指派的。在正式被指派學習攝影之前，王世龍在戰地油印報《前線生活》擔任油印員；後來，因為部隊由農村轉到城市，《前線生活》由油印改為鉛印，王世龍不得不奉命待崗，期待卻又茫然之中，王世龍不知道上級已經通過了解他在《前線生活》報工作時的表現，為他做出新的工作安排了。直到有一天，領導把兩架戰利品——德國上個世紀30年代出品的120型只有光圈沒有距離、能拍16片的蔡司照相機——掛在王世龍的脖子上，同時安排他拜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畢業的老革命——攝影家劉長忠為師學習攝影。
輝縣農民種地澆水，1973
△水貴如油的自然條件，使當地百姓非常節約用水，一桶水能澆一二十棵莊稼苗，以期多收一點糧食。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王世龍從劉長忠那裡學習了有關攝影的第一節課。這一課沒有講攝影技術，而是講攝影的指導思想：為誰攝影？為什麼攝影？“學攝影首先要提高文化，沒有文化別想幹攝影；幹攝影不但要有文化知識，還要有藝術眼光、藝術頭腦；思想要開闊，精神要活躍。部隊的攝影工作是一項藝術事業，而不是開照相館的！”王世龍說這是令他極其感興趣的問題。
水庫建成後的麥收季節，1973
△麥收季節，這邊收麥，那邊澆地潤土，準備播種早秋，歷史上十年九旱的“大荒坡”，如今變成旱澇保豐收的“放心田”。
鄉土是一種選擇與本分
王世龍轉業到河南省新鄉市《新鄉日報》後，被派往《鄭州日報》學習。學習即將期滿時，時任《鄭州日報》總編室主任的張騷仁找王世龍作了一次意味深長的“思想工作”：“轉業軍人是塊磚，哪裡需要往哪裡搬。如果你同意，把檔案從新鄉要來，轉業到《鄭州日報》工作多好。”但王世龍婉拒了張騷仁的這番好意，選擇了回《新鄉日報》：“當時新鄉正在招兵買馬，籌備建立《新鄉日報》，派我到《鄭州日報》學習，不回去，我覺得不合情理。”這樣，面對來自到省城生活、享受更好的文化條件的邀請與誘惑，王世龍選擇了更需要他的《新鄉日報》。
輝縣千人挖“截潛流”，1974
△4000多人在黃水河出口，挖出一條100多米長、30多米深的深溝，並用鋼筋水泥鑄成一條頭朝下的大壩，攔著地下水，使其湧出地面，流向大地，故名“截潛流”。
1970年，王世龍剛從“牛棚”裡解放出來，剛一出來，就仍以攝影記者的身份，一頭扎進輝縣人民大幹苦幹治水造地的洪流裡。只要治水大軍在哪裡擺戰場，王世龍的相機鏡頭就在哪裡對準他們；他們“吃飯不論碗，幹活不論點”，王世龍的攝影包裡就帶著碗筷和他們同吃同住，在治水工地上拍照，一拍就是20多年。
輝縣寶泉水庫千軍萬馬治水造地的戰場，1975
△太行山的山峽、山溝都被建成攔水壩，而且不佔一畝耕地、不搬一戶住家，實為難能可貴。
時代易逝，意味永存
王世龍的作品，可謂牆內開花牆外香。國內，人們說他的作品“土”；大洋彼岸呢？1982年，王世龍以鄉土派攝影代表的身份，隨中國攝影家協會訪問美國，老外們看了他的作品後“不是說土，而是說洋”、“東洋味濃”。巨大反差中透露的，是歷史本身的複雜與人類認知的差異。
頗具意味的是，我們沒有看到王世龍就自己作品在國外引起的反應有過任何回應；相反，對於國人說他的作品“土”，倒是給予了自己的說法：“幾十年，我一天也沒有離開過農村、農民和如金似玉的黃土地。如果讓我離開，就像讓我離開太陽和月亮，就意味著我脫了根，忘了本。”
幹部、群眾一起，送石修建“群庫灌流”，1979
△1968年到1979年這10多年間，輝縣人民在太行山區修建水庫近20座，採取“蓄著天上水、挖出地下河、截著潛流水、引出溝水泉、提水上山崗”五種辦法，使各個水庫的水，互補互利，哪裡需要，就流向哪裡，故名“群庫灌流”。
是的，如果正如我們在重溫王世龍作品時發現的那樣：水自身是發光的、風吹麥浪自身是美的、勞動自身是不朽的、艱難自身是用來超越人生的……那麼，鄉土確實是平凡的，但恰恰是這些平凡，是我們無數次目睹了生命在各樣重壓下的扭曲和變形後，擁有的最深切的盼望；在此意義上，鄉土是黃金似玉的——這不是一種價值評判，而是一種象徵性的意味：時代易逝，意味永存。
機械化收割，1984
△太行山下大面積的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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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文明》2012.0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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