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时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这本连太史公都“不敢言”的书，到底是由谁而作，又是一本什么书呢？
《山海经》包罗万象，既是天象书、是地理书，又是医药书、也是巫书。自古以来研究《山海经》的学者多不胜数，他们大多认为《山海经》可以追溯到大禹时代。
神奇的是我最近似乎发现《山海经》似乎有很大部分内容都在记录古蜀国的内容。《山海经》曰：“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其木多杻、橿，其草多菊、㭉。洛水出焉，东注于将，其中多雄黄。其兽多虎、豹。”
清代的学问大家毕沅考证，“女几之山”在四川双流附近，但具体什么地方却始终成谜。这些古代学者们或是困于生活所累，或是囿于蜀道之难，无法亲去蜀地考证。
但现代学者们却没有这种顾虑，几经查勘分析，再结合《山海经》对女几山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的描述，他们认为女几山位于今天与双流交界的新津，这与毕沅所考证的位置大体相近。
而如今新津县的修觉山，即是《山海经》中的女几山，“修觉”应是“女几”音的讹变。而且，《山海经》的作者大禹恰恰生于四川石纽，那么作为蜀人的大禹描述古蜀地文明再是正常不过。
似是为了印证《山海经》一般，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渐渐为我们勾勒出了古蜀文明的轮廓，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晚期巴蜀文化等纷纷为我们展示了古蜀文明的神秘与多姿，巧合的是这些文化都是以修觉山为中心辐射，修觉山脚下的龙马村也发掘了的震惊中外的龙马古城遗址。
按照时间来看，龙马古城遗址属于宝墩文化，比三星堆还要早，可以说是成都平原迄今最早的古城。据传《山海经》的作者，就是中国人都十分崇敬的大禹，而《山海经》就是其的考察全国的结果。后世民间常说“巫行禹步”，大禹还是巫的老祖宗。
龙马古城遗址以发掘地龙马村说法，这个名字大有可书。它与《山海经》所说的“凡岷山之首，其神状马身而龙首”相合。修觉山呈龙头之势，气势超绝；由北往南至老峨山显龙身之姿，浩荡绵延；龙头之处有参天柏树，仿佛龙须；山中两口古井，清澈灵动，神似龙眼；山门五十级石梯如龙舌一般，拾阶而上，感受着修觉山的风姿与底蕴，恍然间有御龙飞天之感，难怪传说中黄帝是在修觉山“轩辕之丘”得道，白日飞升，故此山脉又叫“藏丘山”。
修觉山的龙，是仁善威仪之龙。
古蜀国时期，洪水肆虐，人民性命危在旦夕，无奈之下只能登上修觉山寻求龙神的庇护。在古蜀人危难之际，龙神显示了它的慷慨与慈悲，它保全了蜀国人民的性命，并指引先民们伐木造舟，让他们可以在洪水退去后返回家乡。
这也是修觉山龙舟的由来，它不同于大部分地区的龙舟是源起于祭祀屈原，它更为古老、独特。直到今天，新津人民会在每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之日古蜀国大祭祀、画龙点睛等仪式，用以感念龙神的功德。淳朴知恩的新津人民从未忘记，修觉山龙神的护佑之恩。
山在古人看来是很神圣的地方，因为那是最接近于天的地方，作为龙神栖身之所的修觉山地位则更加超然。
我们可以想象，作为文明肇始的龙马古城先民们对修觉山该是抱着怎样的崇敬之情。这并非是凭空想象。
《山海经》有“岷山之首女几山，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其祠：毛用一雄鸡瘗。糈用徐。修酒，祈璆冕舞”的记载。意思是说，祭祀女几山当用雄鸡埋于地下，献上精米与修酒，并手持盾、戈跳舞，用以禳灾祈福。
鸡瘗、冕舞这些活动在后世历史记载中已不可见，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修觉山文化节却还原了这些细节，并保持了修酒敬天地这一传统风俗。《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便是一证。
蜀人好酒，也出好酒。早在汉唐，岷江流域酿造的酒是宫廷御用酒，“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并非虚言。
修觉山的酒便是这些酒中的佼佼者，用料讲究、技艺繁复、入口绵甜细腻。《蜀中名胜志》记载，唐明皇在修觉山驻跸为题“修觉山”三字，用以告之天下此处有美酒，足见修觉山酒的魅力。想来，修觉山的酒，应是唐明皇经历“安史之乱”幸蜀成都的最大安慰，毕竟“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嘛！
杜康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酒的发明者，后世的人们用他的名字，作为酒的代称以彰显他的功绩，而杜康恰恰又是大禹的下属。
兜兜转转，竟又回到了古蜀文明，看来蜀人擅酿酒竟是酒祖宗传下来的手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