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用什麼方法研究出《道德經》如此偉大的終極科研成果的?

六季如歌


《道德經》並非是科研成果,更不是“終極”。為什麼這麼說呢?

《道德經》只不過是老子為了矇混過關(國函谷關)的藉口,老子做了《道德經》以後將天交給守關到兵將賣以後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怎麼是是“科研”呢?

和先秦諸子不一樣,他們都有一大幫粉絲跟著,非常虔誠的記錄著大師的一言一行,然後整理成冊刻印出版;

例子卻不同他們任何人——老子身後沒有粉絲,當然呀不會有粉絲出圈(孔子的粉絲自己和自己互掐起來了),老子顯得比較低調——來無影去無蹤。

《道德經》當然也不是什麼“終極”成果,如果凡事成了“終極”,恐怕就是走向它的反面了——物極必反,盛極必衰。

《道德經》其實是哲學著作,哲學是什麼?哲學就是一種世界觀;《道德經》其實就是老子眼裡的世界,是老子的做人原則以及處事的智慧。

《道德經》講的是辯證法,而辯證法是沒有“終極”的可言——美,就是“醜”,始,就算“終”;有,就是“無”;無為,才能“無不為”。

大道至簡,《道德經》沒有多麼長的篇幅,多麼華麗的詞藻;但是,簡,就是“繁”;樸素,就是“大美”,大美天地間。

《道德經》被現代人拔高了,例子如果活著應該後悔的——將《道德經》稱為“終極”完全違背了老子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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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將《道德經》歸類為“科研成果”,因為《道德經》屬於哲學領域,而且在中華五千年文化之中,也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接下來,我們將從兩個方面為大家講述有關於《道德經》的智慧:

一:《道德經》的成書過程,二:老子是怎麼寫出來《道德經》的?

一:《道德經》的成書過程

老子是後人對他的尊稱,生於楚國苦縣,也就是今天的山東鹿邑。

老子做過周朝的圖書管理員,一向注重研究學問,在公元前516年,在周王室內部權力鬥爭中,貴族王子失敗,帶著典籍逃走,老子也沒有書可管理,就騎著自己的青牛離開東周來到函谷關,在鎮守函谷關的周大夫尹喜的邀請下,寫下了《道德經》。

《道德經》原名為《老子》,分為上下兩篇“道篇”和“德篇”,寫完這本書之後,老子騎著青牛出了函谷關,從此不知去向。

《道德經》這本書被奉為中國哲學的鼻祖,其中以“道可道,非常道”為開篇,提出了最高的哲學概念“道”,在後面幾千年的文化演變之中,很多學說中都以道為核心,但是將道闡述的淋漓盡致的,非《道德經》莫屬。

這本書將天地人等宇宙萬物連貫為一體,以“無為”為思想核心,通過辯證法的方式,向我們闡述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二:老子是怎麼寫出來《道德經》的?

很多人對於智慧有一個誤區,以為智慧是通過方法研究出來的,其實這是錯的,真正的智慧是用心感悟的,就好像《道德經》。

中華文化的三根頂樑柱,分別是儒釋道,而《道德經》就是道家思想的智慧根源,偉大程度無需多言。

所以,很多人就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老子能夠寫出來《道德經》呢,答案就是需要一個人的知識儲備加上人生經歷,再加上悟性。

剛才我們就提到,老子最初是在周朝做圖書管理員,正因為這個工作的原因,才可以接觸各家學說,研究學問,所以有足夠多的知識儲備,這為他寫《道德經》奠定了基礎,這個就是他擁有的知識。

而知識只能作為一個基礎條件,除了知識之外,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東西是經歷。

這種經歷一定不是很瀟灑和精彩的,而是很痛苦的經歷,因為一個人想要有所成就,必然是在痛苦中沉淪和歷練出來。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痛苦才能讓一個人非常冷靜的思考,人生所有的開悟也都是在痛苦之中產生的。

比如說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他的一生經歷了諸多苦難,才能有如此的成就。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一些思想家都是在痛苦之中逐漸修煉並且開悟的,比如陽明心學的創始人王守人,人稱王陽明。他也是在人生最痛苦的時候,在陽明洞開悟,才有了後來的陽明心學,那一天也被人稱為陽明山悟道。

第三個條件就是悟性,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人經歷痛苦之後有所成就,在痛苦之中歷練和成長自己,但是有的人在痛苦中逐漸的沉淪,其中的區別就是在於悟性。

一個人有知識,有經歷,也要有悟性,才能夠在痛苦中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國學書舍


1、《道德經》更多體現的是老子在體悟後,圍繞著道發出的一些感慨,是深思後的結果。

古人雖然也研究天地萬物,但絕不會像當代科學那樣的細緻。他們觀察宇宙自然也必然是從當時的生活實際出發,社會需要出發,科學認知能力出發對萬事萬物產生認識。

2、《道德經》雖然有自然唯物辯證法的成分,但老子承認事物的矛盾實質是想消除矛盾的產生的。易經也有云:陰陽接而天地生。但是天地的產生並非是件好事,所以否卦並不吉利。

老子其實是秉承這種矛盾產生之後都具有兩面性的不吉利思想的,是認為沒有事是最好的事。

而我們現在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矛盾統一的思想是把其作為認識世界的一種方法來看待。

這正是老子針對當時學術界的論辯而產生的思想的佐證。

3、《道德經》的思想更多體現在為人處事上面,更多體現在統治管理上面,而非體現在科技發展上面。

無論如何那個時代的人對科學技術的認識還是薄弱的,甚至認為那是末技。即使《道德經》也產生了對自然萬物最樸素的認知方法,但那也是站在對社會人文的認識目的之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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