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97年11月的一天，時任萬科公司總經理的王石，接到了深圳市政府的通知。
原來，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來到了深圳調研，要聽取企業彙報，深圳市委安排了3家出口型企業，3家房地產企業，萬科是其中之一。
王石特意選擇了當時中央最感興趣的“分稅制”話題，並且準備了四張數據詳盡的表格。為了準備這些表格，王石甚至遲到了，走入會議室時，總理、廣東省領導和深圳市領導均已就坐，而剃了個光頭的他顯得格外扎眼。
企業負責人發言限時10分鐘，但總理對數據非常在行，前面兩個發言的企業負責人很快被問得卡了殼，三言兩語就結束了彙報，輪到了王石，他講完了10分鐘，但並沒有被叫停。
作為房地產企業代表，王石“放膽”討論起對房地產前景的看法，還問總理：
“不知道朱總理怎麼看住宅市場？”
沒想到，總理居然反問到：
“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製，房地產行業能成為支柱產業嗎？”
王石几乎是立即回答說：
“不能！”
總理繼續問：
“如果金融市場開放，房地產行業還不能成為支柱產業嗎？”
當時的王石，對於房地產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並沒有特別深遠的認知，所以他繼續回答說：
“不能！”
總理再問：
“消費信貸放開，還不行？”
王石回答：
“兩年內不行。”
沒想到，總理說到：
“我兩年內一定要把住宅行業促成支柱產業。”
這一回，王石改口了：
“既然總理說行，就一定能行。”
全場一片笑聲。
正是在笑聲中，總理對王石說了一句話：
“你是房地產專家呀，我聘請你為我的房地產顧問。不過，是沒有工資的顧問哦。”
王石猝不及防，臉漲得通紅，緊張之下，結結巴巴地回答說：
“您不……給我發……工資，我也感到非常榮幸！”
果然，兩個月之後，建設部、國務院住房辦、國家體改委、土地總局等國務院有關部門來人，約王石去北京參加內部有關促進房地產發展的小範圍研討會。
（一） 20年的房地產大時代
從上海市委書記調任中央擔任副總理之後，朱鎔基就面臨處理1990年代初海南房地產泡沫破裂的遺留問題，雖然這次局部的房地產泡沫以失敗告終，但房地產行業吸引資金、拉動上下游內需的巨大潛力，卻被當時的中央政府看在眼裡。
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對中國經濟造成不小的衝擊，當年GDP增速下滑到7.2%，中國急需找到新的拉動內需的經濟增長點來對沖外部環境的惡化——這一次，中央政府想到了房地產，由此才有了朱鎔基和王石的那段對話。
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1998年7月3日，《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發佈，其核心就是“取消福利分房，實現居民住房貨幣化、私有化”。而為了配合這一政策，央行此前已經準備好了金融工具——《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中倡導貸款買房。
除了“倡導”之外，為了鼓勵居民貸款買房，當時的各大城市相繼出臺了買房抵個稅、買房送戶口等政策紅利，銀行更是全力配合居民貸款買房，房地產企業更是大幹快上，此後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房地產投資以每年20%的增速飆升……
關於房子的大時代到來了！
當時的中國，因為傳統文化原因和長期計劃經濟思維，居民部門負債率基本接近於0，對於想要發掘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國家而言，這是一塊兒信用開發的超大型金礦——我們的鄰居日本，房地產開發早在1985年就已經被應用到經濟擴張中，並促成了當時的日本的GDP雄踞世界第二。
當時身處其中的人們，如果能夠嗅到一絲氣息，敢於負債在大城市買房的話，今天的他們，應該早已輕鬆實現“財富自由”。但實際上，借錢買房的思維在當時顯得特別不合時宜，這，不僅與計劃經濟下福利分房的傳統觀念背道而馳，而且與幾千年來中國量入為出的節儉文化和思維習慣恰好相反。
可以說，除非是接觸或親身感受過國外的消費和借貸文化，否則，在當時收入微薄的情況下，除非迫於居住壓力，普通居民很少會選擇貸款買房，更不會想到把房子當資產來投資。
可惜的是，任何一個時代的財富積累，通常與絕大多數人的認知完全相反，只有那些最先嗅到時代變遷氣息的人，才能夠站上財富的潮頭——從1998-2005年，中國大城市的房價上漲尚算溫和，但隨著房價的逐漸上漲，從2006年開始，許多人意識到了房子作為“資產”的價值，於是，買盤洶湧而來，而萬科等房地產開發商，更是傾盡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拿地、蓋房，賺得盆滿缽滿，擠進了中國富豪榜……
宏觀來看，一個社會的實體經濟可以分為政府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鑑於政府部門並不創造新的財富，正常的經濟（貨幣）擴張途徑，在於私營部門（非金融企業和居民部門）從商業銀行借貸——
從貨幣端來看，商業銀行用這些借貸做抵押，從央行得到新的基礎貨幣（再貸款），這就是基礎貨幣創造，然後，這些貨幣會在商業銀行和私營部門之間來回流轉，形成整個社會的信用擴張（貨幣乘數），而總的信用擴張量，就體現在銀行的存款或貸款總量上；
從經濟端來看，居民或非金融企業得到資金，進入生產或者消費環節，這些資金的支付增加了經濟要素之間的流通，創造了新的財富和商業交易，這就是經濟發展與擴張。
貨幣信貸化、經濟槓槓化，這就是信用貨幣時代的貨幣創造與經濟擴張模式。
為什麼中央政府希望房地產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原因也正在於此——
一方面，居民的房子貸款和房地產商的企業貸款，可以增加整個社會的貨幣供應，促進國內經濟要素的流通；另一方面，房地產本身關聯著眾多的上下游產業，如水泥、鋼鐵、建材等，進而還可以促進生產和消費，增加整個社會的財富。
所以，伴隨著房價一路飆升的，是中國貨幣供應量同步快速上升。中國居民部門的負債開始悄然出現並開始體現在央行的統計數據中。
在2006年12月以前，查閱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機構信貸收支表”，根本就沒有居民部門貸款這個分類。但是，從2007年1月份起，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機構信貸收支表”欄目裡多出來一個表格，叫做“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按部門）” ，特意把所有貸款區分為“居民戶貸款”和“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這說明，居民貸款所產生的貨幣擴張，已經不能再忽視了。
到2015年，原來按工業、農業、商業等貸款分類的表格乾脆消失了，新的“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中，將人民幣的境內貸款，直接區分為住戶貸款、企事業單位貸款和非銀金融機構貸款3類，而其中的“中長期消費貸款”，指的就是居民的住房貸款。
從2007年1月到2020年1月，中國居民部門的貸款從4萬億元爆漲到56萬億元，其中，房貸貢獻了一半以上，其貸款總額從2.3萬億元增長到36.5萬億元（見下圖）。
與房價飛漲、房貸飛漲同步，央媽的資產負債表也是一路上漲，到2020年1月已經上漲到37.3萬億元——高速增長的居民部門借貸，成為人民幣供應最關鍵的發動機之一。
當更多的基礎貨幣被髮行出來，在社會上流轉起來，形成了更高的廣義貨幣，然後，為了為自己的財富找到容身之所，就會有更多人去買房，然後房價也一路上漲。
簡單來說，中國貨幣供應量這麼大，很大一個原因要拜房地產貸款快速上漲所賜；反過來，廣義貨幣飛速擴張，又直接刺激了房價的不斷上漲——這就是房地產大時代的邏輯。若用我以前一篇文章的說法：“天價房與天量錢互為因果，自我強化。”
自1998年以來，伴隨著房價的一路飛漲，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數據，也從10萬億元級別一路飛漲到2020年200萬億元的級別。
1998年12月，突破10萬億；
2003年6月，突破20萬億；
2006年1月，突破30萬億；
2009年2月，突破50萬億；
2011年10月，突破80萬億；
2013年3月，突破100萬億；
2016年8月，突破150萬億；
2020年1月，突破200萬億；
……
其中，在房價上漲最猛烈的2007-2011年和2016-2017年，基本上也是廣義貨幣擴張增速最快的那些年，也是居民貸款增加最多的那幾年。中國居民的貸款能力在2016-2017年被髮揮到了極致，在許多大城市都出現了“6個錢包”支付1個首付的狀況……
不過，我需要強調的是，信用貨幣體系之下的這一套經濟擴張模式，有一個天然的bug——
不管是居民還是非金融企業，其債務擴張總有一個極限，當居民部門或者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很大一部分收入被用來支付利息的時候，就接近其債務的極限了。
接下來，就如同“會不會通脹，第三種錢才是關鍵！”一文中所說：
如果一個經濟體的私人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居民部門）債務擴張到某個限度，無力或者不願承擔更多債務，那麼經濟擴張和信用擴張就會同時停滯下來。
到了2018年1月，中國的居民貸款總額已經達到41.4萬億元，其中房貸總額25.5萬億元，與這個數額對應的，是當年全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21.13萬億元，房貸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達到了120%的水平。
這意味著，中國居民部門繼續擴張債務為信用貨幣擴張提供彈藥，同時拉動全社會經濟發展的模式基本走到了盡頭。
並不意外的是，也正是從2018年初開始，中國的廣義貨幣增速從以前的15-25%迅速回落到了10%以內。
所以，自2018年起，關於房子的大時代過去了！
時代變遷，顛覆著每一代人的財富觀，從1980年代的個體戶，到1990年代的鄉鎮企業家，再到1998年之後的買房人。
20年前，幾乎所有人都不願借債、不願貸款買房；
20年後的今天，經過了房價呼嘯上漲的20年，所有人都想借入更多債務，遇到金融體系的任何風吹草動，人們腦海裡第一個浮現的想法，就是買房、買房、買房，而完全不去了解和觀察，信用貨幣背後的債務驅動邏輯，是否還能支撐這種想法。
許多人的財富，就這樣被埋葬在時代裡。
（二）20年的中國就業與企業債務
雖然從後來看，1998年的“房改”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但站在1998年的歷史節點上，當時的政府改革中，影響最大的反而不是“房改”，而是“國企改革”。
1993年，《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就已經明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即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
方向雖然確定了，但當時大大小小的國有企業，幾乎佔據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大多數國有企業都是負債累累，很多企業完全依賴於政府補貼過日子——最終，這些虧損都轉化為中央政府的赤字，轉化為央行憑空的印鈔，這讓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增速一直居高不下。
更重要的是，每一個國有企業都是一座廟，廟裡的關係盤根錯節，什麼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等等，無異於痴人說夢，更可能引發社會不穩定因素，所以一直到1998年，國企改革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圍繞著產權比例打轉轉……
直到1998年，朱鎔基對“賣企業”做出批示：
“抓大放小”。
國有企業改革由此才算真正啟動，大量中小國有企業被出售，實在生存不下去的小國有企業乾脆選擇破產或重組——伴隨著大量國有企業破產和重組的，是洶湧的下崗大潮。
“下崗”，才是1998年對中國社會震動最大的事件。
根據勞動人事部門統計，僅1998、1999、2000年三年期間，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人數就達到了2100萬人，從地域分佈看，下崗職工主要集中在老工業基地和經濟欠發達地區，東北三省佔25%；從行業分佈看，主要集中在煤炭、紡織、機械、軍工等困難行業。
就在1998年，因為國有企業職工人數的大幅度下降，造成了一個歷史性的結果：
1998年起，非國有單位就業人數開始超越國有單位就業人數。
正是從就業上的改變開始，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驅動力由國營經濟轉向民營經濟，伴隨著房地產行業的超高速發展，世界經濟從此進入了中國時刻——
1998年，中國GDP僅為1.03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七位，佔世界經濟的比例為3.3%；
2000年，超越意大利，變成世界第六；
2005年，超過法國，位居第五；
2006年，超過英國，位居第四；
2007年，超過德國，位居第三，此時GDP為3.55萬億美元，不到美國的1/4。
2010年，超過日本，位居第二；
2014年，GDP首次超過10萬億美元，達到美國的60%，成為二戰以後第三個達到美國經濟60%的國家；
2019年，中國GDP達到14.36萬億美元，這一數據，甚至超過了整個歐元區的經濟規模，相當於美國經濟的67%，相當於世界經濟總量的16%。
從金融角度看，中國經濟的騰飛，除了居民部門債務擴張之外，更重要的是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的不斷擴張，特別是以大中型國企為代表的企業債務的飛速增長，如果反應在金融體系這一端，就是金融機構資產規模（信貸規模）的極速擴張。
根據中國銀監會的最新統計數據，到2020年2月份，中國銀行業總資產規模已經高達288.3萬億元，銀行業資產規模持續位居世界第一，而這288萬億元，也基本對應著中國實體經濟的全部債務。
因為中國經濟的特殊性，中國絕大部分信貸資源，都流向了“規模以上國企及國有控股企業”——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底我國規模以上國企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負債高達116萬億元，絕對值位居世界第一，佔非金融企業部門整體負債的85%以上。
可惜的是，得到信貸資源最多的國企及國有控股企業，既不是中國就業的主要部門，更不是中國創造財富和出口創匯的主要部門。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止2018年底，中國城鎮就業總人口為4.34億人，其中：
私營企業就業者最多，共有1.395億人；
個體戶及自謀職業者其次，共有1.044億人；
有限責任公司（包括股份制有限公司）就業者8430萬人；
包括公務員、教師等崗位在內的國有單位就業總人數為5740萬人；
在港澳臺及外商投資單位就業的，則有2530萬人。
至於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至關至關重要的外匯儲備，基本上都是由民營企業所創造，特別是由無數箇中小企業所創造。
至於國企嘛，當然是使用外匯儲備的大戶（淨出口為負值）——
你民企掙了錢，不就是讓國企來花的麼？
如果進一步分析中國貨物進出口情況就會發現，絕大多數涉及國計民生的原油、礦石和糧食等大宗商品進口，都被授予了具有壟斷進口權的國有企業。這些擁有巨大成本優勢的國企，這麼多年卻始終沒有建立起深加工能力並形成出口能力，只是幹著低價進口原料、然後倒賣給民企這樣的二道販子，就一直賺得盆滿缽滿……
至於民企，辛辛苦苦出口賺錢，又被強制結匯，無法進一步向上下游延伸並擴大投資，變成跨國企業，大量的利潤無處安放，為保護並固化自己的財富，他們就把賺到的人民幣瞄準了大城市的房地產，買買買、買買買——
一不留心，就把中國大城市的房價給買成了世界第一。
饒是如此，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活躍，越來越多的需求被開發出來，民營企業還是持續興旺起來，併為中國提供了最多的就業（具體見上面的圖表）。
然而，隨著2020年新冠疫情的到來，國家統計數據上的就業增長勢頭戛然而止。
因為各種原因，國家統計局公佈的那個城鎮失業率指標一直在極低的水平上極小範圍波動，基本沒有什麼意義——但是，還是有人根據另外一些數據，推斷新冠疫情爆發之後真實的中國就業崗位損失。
國家統計局有個數據，叫做“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經濟指標統計”，統計了達到一定規模的工業企業的經濟指標，有人就根據其“營業收入”和“人均營業收入”兩項數據，推斷出這些企業的就業人數在2019年底大約是5970萬人。再考慮2019年底，國家統計局公佈中國有4.43億的城鎮就業總人口，考慮到公務員、教師之類的就業，基本可以推斷，2019年至少有3.3億的城鎮就業依賴於中小企業。
疫情爆發以來，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2020年1-2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經濟指標統計”，推斷其就業人數，相比2019年底直接萎縮495萬，其中民營企業更是萎縮了266萬……
要知道，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都是大企業，都是受到各級政府部門和銀行信貸資源優先照顧的，饒是如此，就業依然出現瞭如此劇烈的萎縮，更不必說那些一直在夾縫中生存而又解決了中國70%以上就業的中小企業了。
額外的，還有近1千萬今年畢業即將找工作的大學生……
不知道多少人想過，少則幾千萬高至上億人口，很快會因為受到新冠疫情影響而失業，他們喪失了收入來源，該如何生存呢？
眾所周知，在今天的中國，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如果你失業，幾乎是沒有任何收入的，若你進一步缺乏儲蓄、沒有家人資助，你真的是有可能餓死的！
（三）20年的日本與美國
4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佈了2020年一季度中國的經濟數據：
2020年1季度GDP為206504億元，同比去年下降6.8%，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下降3.2%，第二產業增加值下降9.6%，第三產業增加值下降5.2%。
畫個圖大家感受一下，什麼叫做“斷崖式下跌”。
-6.8%這個數據，不僅是15年來的最低，這也是中國1993年採用GDP統計體系以來最差的一年，更久遠地看，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最低增速。
根據中國以往的歷史經驗，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大概能拉動約150萬人的就業——那，如果GDP下滑1個百分點呢？下滑6.8個百分點呢？
即便按照1個百分點150萬就業損失來算，也意味著1000萬以上的就業損失——更何況，眾所周知的是，經濟下滑所造成的就業損失要遠遠大於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就業增加。
我國居民部門近兩年開始債務纏身，而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槓桿早就是世界大型經濟體中的第一，負債早已到達極限（所以才有2015年以來的去槓桿），新冠疫情的到來，又導致了就業的快速萎縮，這麼來看的話，一季度的GDP增速崩塌，幾乎是可以預料到的結果。
再複習一下前面我寫下的那段話：
信用貨幣體系之下，如果一個經濟體的私人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居民部門）債務擴張到某個限度，無力或者不願承擔更多債務，那麼經濟擴張和信用擴張就會同時停滯下來。
雪上加霜的是，我們在2020年又遇到了新冠疫情……
當然，我們是發展中國家，遇到的問題，發達國家都有先例，所以，我們不妨看一下，經濟規模與中國相當的國家，遇到私人部門債務高企這個問題的時候，是如何處理的，而各自的處理方式又分別產生了什麼樣的後果。
中國的GDP世界第二，經濟規模相當的國家只有老大美國和老三日本。
先來看日本。
“美國經濟，會不會步日本的後塵？”一文中寫過，日本的居民部門和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均在1990年代初期到達了頂點，此後一直處於下降期。
1990年代，面對私營部門債務高企的情況：
2001年以前，日本央行採取的常規操作，把利率持續降低到0，和往常一樣鼓勵企業借貸，結果，因為“資產負債表衰退”，企業無力借貸，經濟沒有起色；
2001-2006年，日本央行開始實施QE（量化寬鬆），印鈔購買資產，變著法兒給大企業和金融機構輸送信貸資源，這種方法曾在2004-2005年微微起效，但很快遇到2008年金融危機；
2009-2013年，日本央行開始實施QQE（量化質化寬鬆），成倍印鈔購買資產，不僅給大企業和大金融機構輸送信貸資源，還直接購買商業票據、公司債，相當於直接給企業提供信貸資源，還直接印錢購買股票ET，相當於直接給股票投資者塞錢——短短五年之內，印鈔量擴張至原來的3倍，股票市場被買起來了、國債價格漲破天際了，但日本經濟依然持續低迷，2013年迄今GDP增速從未超過2%。
簡單說，日本在面對私人部門信貸收縮的時候，選擇了印鈔送給金融機構、印鈔送給大企業、印鈔送給股票投資者等方式。但印了20年，經濟仍然持續低迷……
不過，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以來，日本終於一改以往給富人塞錢的政策，政府直接推出108萬億日元的經濟對策，特別強調會對所有普通失業者進行經濟補償。
再來看美國。
與日本和中國有很大不同，自1990年代以來，美國從未將非金融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債務同時推至極限，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讓兩者形成對沖關係：企業資產負債率高的時候居民低（1999年和現在），居民資產負債率高的時候企業低（2007年）。
不管居民部門還是企業部門，當其債務到達頂點發生危機之後，美國政府和美聯儲通常都會集中力量救助一個部門：
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滅，美聯儲通過大幅度降息，降低借貸成本，挽救了企業部門，為美國經濟贏得了7年時間，美國GDP持續增長，在發達國家裡一枝獨秀，直到2008年；
2008年居民次級貸款泡沫破裂，美聯儲降息之外還搞QE印鈔，主要購買與居民房貸相關的MBS（房地產抵押債券），將居民部門從債務中拉上來，此後美國經濟再次持續增長，在發達國家裡依然是一枝獨秀，連續11年，直到本次新冠疫情爆發；
2020年這一次，是新冠疫情引發企業債務泡沫破裂，這對於以消費和服務業為主的美國經濟打擊尤為慘重，但美國居民部門的資產負債表依然健康，只是很多人可能面臨失業而失去生計的問題，所以，本次美聯儲出臺無限QE，救助可能面臨破產的企業來挽救就業，同時美國政府給普通美國人發錢（成人1200美元，未成年人500美元），這意味著在緩解企業部門債務的同時，又為居民爭取時間來熬過疫情持續的時間……
面對新冠疫情+債務危機，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經濟體，都已經在實施非常規貨幣政策和非常規財政政策，而我們國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卻依然在過去20年的軌道里運行：把錢印出來送給金融機構，讓它們貸款給大企業，然後通過就業渠道，轉N道手之後，剩點兒殘羹冷炙才到達普通勞動者中——而2008年以來的實踐證明，每一次這種方式的大放水，帶來的結果都是房價暴漲和貧富差距的急劇拉大，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都改變甚少。
20年過去之後，不僅是政府對房地產這隻“夜壺”形成了路徑依賴，連居民也對房價上漲形成條件反射，政府只要推出應對危機的措施，房價就會應聲而漲，甚至，在面對新冠疫情這種百年不遇的傳染病襲擊之下，都不能改變這種路徑依賴。
4月10日，中國人民銀行發佈3月份及一季度中國金融數據統計報告——
3月末，中國廣義貨幣(M2)餘額208.09萬億元，同比增長10.1%；
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7.1萬億元，其中居民部門的中長期貸款再次增加了1.26萬億元。
從2019年底的199萬億元，到3個月之後的208萬億，這是2018年以來中國月度的廣義貨幣供應增長率第一次突破10%，這意味著中國信用擴張並沒有徹底萎縮，本來應該算作是好事，但沒想到，其帶來的結果，居然是中國的標杆城市——深圳的房價再一次暴漲。
要知道，2015-2017年那一輪全國房價的終極暴漲，就是由深圳帶頭……
在一季度貨幣政策再度放鬆之後，中國居民的房貸總額已經高達37萬億元人民幣，相比較2019年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26萬億元，比值高達142%，這是繼中國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在全球大型經濟體中一騎絕塵之外，居民部門的債務也開始一騎絕塵……
某種程度上說，如果還是拎夜壺、走老路，這幾乎是要徹底毀掉中國經濟的未來，具體結果嘛，可參照日本在1992年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的債務同時到達頂點之後的情況……
（四）2020年，疫情之下該如何破局？
如果不使用房地產這個推升房價、抬高居民債務槓桿的“夜壺”，面對居民部門債務高企+企業部門債務高企+新冠疫情防控這樣的經濟環境，中國，究竟有沒有破局之道？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但我一直覺得，放棄傳統上那種給金融機構塞錢的模式，美國和日本為應對本次疫情衝擊而出臺的政府大規模補助普通人的財政政策，可以考慮實施。
美國和日本政府針對失業者和普通人的補助，說白了都是“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的變種，而在“給每個老百姓發錢，行不行？”一文中已經談到，相比較傳統的給金融機構印錢的方式，UBI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大幅度縮小貧富差距。
實施UBI的優缺點，“給每個老百姓發錢，行不行”一文中談了很多，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那篇文章。但我想說的是，在中國實施UBI，如果被明確宣佈是疫情期間暫時性的政策，那麼，可能還會有額外的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顯而易見的。
今年是我們的“小康”目標實現之年，在疫情期間實施UBI，14億中國人按照身份證發錢，就可以讓最普通的勞動者，即便失業也依然能熬過疫情危機，不至於因為失業而承受飢寒凍餒乃至餓死的危險，這可能才是“小康”的應有之義，也正是我們中國“共同富裕”的終極目標。
第二個好處，是UBI可以顯著降低中國居民部門的債務。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數據，2020年3月份中國居民部門的債務總量高達56.5萬億元（其中房貸37萬億元），如果每個人都通過UBI得到額外資金，可拿這個錢支付生活費用，這意味著還債的壓力減輕，疫情過去之後，更低的居民債務將再次為中國經濟擴張提供信貸動力。
第三個好處在於，促進全民創新和中小企業發展。
有了UBI之後，不必為最基本的生存壓力發愁，中國眾多普通居民一直被壓制的“不務正業”需求和一些相對小眾的需求，可能會得到大爆發，這將為中國經濟的未來創造無限的可能：一方面，有可能會創造出來諸如現在的騰訊、阿里這樣的互聯網大企業；另一方面，14億民眾極為多樣化的消費，也有可能給無數中小企業提供長尾效應下的生存之道。
當然，因為有了UBI，民眾可能會因此更愛國之類的精神成果，就不多說了。
實施UBI最關鍵的地方在於：發多少錢？
發得太少，比方每人100元，根本不足以起到救助民眾的作用；發得太多，很多人都沒有工作的動力了，整個社會生產都會廢掉，反過來也就喪失了實施UBI的社會基礎……
過去的5年間，中國每年的廣義貨幣供應增長量（這代表著金融機構新得到的資金）大約在12-17萬億元，如果能把這個擴張量的一半，即7萬億元轉換成UBI，我認為是合適的，這大概意味著14億中國人每人5000元/年左右。
當然，UBI應該通過中央政府財政進行支付，體現政府的意志和決心，而非直接印鈔（這樣倒真的可能造成通脹）。
根據財政部數據，2019年中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9.04萬億元，再加上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8.45萬億元、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3960億元，三者合計接近28萬億元，是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第二有錢的政府。另一方面，中國政府財政支出也很大，包括23.89萬億元的一般公共預算支出，9.14的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2287億元的資本經營預算支出，三者合計超過33萬億元……
有鑑於此，實施UBI的話，有人可能會懷疑中國財政的承擔能力，但是，不管美國還是日本或者德英法意加等國，財政收支缺口的比例都比中國還大，如果它們的政府都有決心和意志來實施UBI，中國當然也是有這個能力的。
要知道，從債務比例上看，中國政府可是全世界十大經濟體裡政府財政最健康的一個，縮減現有與UBI相關的政府開支（諸如“扶貧資金”之類的），然後再加上適當發行應對新冠疫情的特別國債，疫情期間每年5000元/人的UBI，對於中國經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益處也是遠遠大於壞處的。
鑑於美國、日本、歐洲都已經有了應對疫情而發錢的先例，也鑑於中國的社會財富和生產能力也已經達到這一水平，中國實施UBI的基礎已經完全成熟，期待政策的真正到來。
文章寫至最後，看到中央近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特意再提“房住不炒”，忽然有了點我心甚慰之類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