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我国社会的一场大考，也是对我国医学人才培养的一场大检阅。我们应认真总结，进一步完善医科人才培养的理念、策略、体系和模式，加快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创新，为健康中国建设培育具有家国情怀的高素质医学人才队伍和创新拔尖领军人才。
疫情大考给我国医科建设提出新课题
随着传染病总体发病率的下降，全球医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普遍认为传染病已经被人类征服，关注重点也逐渐转为肿瘤、心脑血管病、代谢性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即便是经历了SARS、禽流感、埃博拉等传染病的流行，全球医学界也仍然过于乐观。在此背景下，从事感染、重症、急诊等专业的医护人员数量少、缺口大，疫情来临时，我们不得不依靠大量非上述专科背景的临床医护人员奔赴前线。但是，他们普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传染病防控和危急重症救治培训，加之早期防护物资缺乏，使他们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被感染的风险增加。国际medRxiv预印平台一项研究显示，在初期对新冠病毒认知同样不足的情况下，武汉一家综合医院传染病科、呼吸科和重症监护室几乎没有发生医务人员感染，而非直接相关科室却成了医务人员感染的重灾区。这次疫情也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和提升医务人员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的防控和危急重症救治能力。
同时，医务人员的精神心理应对能力也值得关注。一项调查显示，92.7%的受访护士在武汉开展新冠肺炎救治工作时出现过不良情绪反应；中山一院支援武汉重症救治的医护人员中，约40%存在失眠、焦虑、抑郁等明显的心理问题，无感染或重症专科背景的群体发生率更高。医护人员产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担心被感染，因传染病防控及危急重症救治能力不足而出现技能恐慌等。这与医生护士培养过程中精神心理教育被忽视、大多数医院无精神心理科不无关系。
多学科交叉融合协作机制需要完善。近年我国医改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主要集中在医疗层面，公共卫生短板仍然明显，人才吸引难度大、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一方面，公卫领域的高校教师缺乏研究和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实践经历，与临床医生也少有合作。而另一方面，临床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也缺乏公共卫生、传染病、全科医学的系统教育与实践。此外，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药学的协作研究机制还有待完善，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科学等非医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就更显不足。
新时代要注重培育“医学+X”创新拔尖人才
新冠肺炎疫情提示我们，要强化医学人才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医学人才培养要完善教学理念、课程体系及教育教学方法，将公共卫生教育有机地融入临床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住院医生和专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等医学教育全链条中，强化医学人才传染病防控、危急重症救治和精神心理应对能力的培养。
要培育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的复合型领军人才。临床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培养模式（MD+MPH）在发达国家医学教育体系中较为成熟，实践证明，具备临床医学及公卫背景的复合型医学专业人才往往能够更好地胜任临床医疗、卫生政策决策和领导者的角色。可结合我国国情，研究与探索MD+MPH培养的中国模式。
要培育临床医学+基础医学（MD+PhD）的医学科学家。医学院校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大多无临床医学背景，难以以临床问题为导向开展探索疾病本质与规律的医学基础研究。另一方面，临床医生缺乏基础研究训练，不善于进行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的前沿探索，难以为疾病的诊治提供创新性的新理念和新思路。可从临床医生中选拔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探索MD+PhD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既懂临床又懂基础研究的医学科学家。
要培育“医学+X”创新拔尖人才。综合性大学应把握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机遇，探索医文、医理、医工交叉融合的“医学+X”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从有志献身医学的非医科优秀本科毕业生中，选拔进入临床医学培养体系，将多学科基因注入医学。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优秀师资队伍是实现医科人才培养的关键。如何促进医教协同，协调理顺综合性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公卫学院、药学院及其他非医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打造优秀的师资队伍，是实现医科人才培养的根本，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考是我们医学人才培养的大检阅与试金石，给我们带来了医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新思考，必将促进我国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相信在未来，我们一定能够培养出大批能肩负起“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重任的医科人才来守护人民健康。
（作者：肖海鹏，系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吴春燕、龙军
链接：树立大健康理念 培养防治结合型人才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抗击战中，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和疾控专家冲锋在前、英勇奋战，为有效遏制疫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医学教育是医药卫生人才培养的起点，是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为应对全球科技革命、健康中国战略、医教协同发展和全球重大传染病疫情四大机遇与挑战，医学教育该如何扬长补短？结合我国前期抗疫历程和医疗卫生服务实践，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要培养防治结合型的临床医学人才。面对疫情，医务人员及时诊断发现、快速提出有效应对防治措施至关重要。为适应医学由“以治疗为中心”向“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转变，要重视所有医学生公共卫生知识的学习。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良好的临床实践能力，还要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疫情防控策略与措施的学习，传染病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传染病防控的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以及院内感染防护知识与技能的学习。要树立大健康、大卫生理念，增强预防疾病、促进公众健康的使命感，重视医学统计学、流行病学的学习。
要持续培养实用型公共卫生人才。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第一道防线，公共卫生人才是切实筑牢这道防线的前提保障。为加大高层次实战型优质公共卫生人才供给，一要重视公共卫生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要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的重点学科布点、学科平台建设上给予强有力的政策倾斜和经费支持，在教师团队建设和学生培养上加大投入，完善激励机制。二要做实公共卫生实践教学，医学院要与疾控中心、教学医院（包括综合性医院和传染病院）共同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实践教师团队，切实做好学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理论学习和实战训练。三要重视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培养。适度增加公共卫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规模，探索公共卫生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要注重多学科交叉，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科技创新关键靠人才。在疫情期间，医学科研工作者在确定病因、探索发病机理、指导临床用药、疫苗研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作为综合性大学，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多学科优势，建立学科交叉融合的平台，理顺多学科协同发展的运行机制，大力建设发展“新医科”，鼓励医学与生命科学、药学、生物信息、材料、人工智能、物理、化学、人文科学等学科的深度交叉和有效融合，在培养高素质临床医生的同时，大力度推进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开展医师科学家改革培养试点。尤其要加强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生命科学和药学之间的合作，以及医科与工科之间的合作，在原研新药研制、诊断试剂和方法研发、疫苗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诊疗仪器设备制造等领域引领科技创新，尽快实现研究成果转化，推动临床诊疗水平长足进步和创新突破。
要优化中国特色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在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武汉强制要求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诊，为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充分说明，基层医疗服务是卫生医疗体系中的第一道防线，培养好全科医生，可以为筑牢第一道防线提供人才支撑。而培养能切实承担“防治结合、一岗双责”的全科医学人才，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科医生培养体系，要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整体设计方案，在重视临床知识传授的同时，要对全科医学人才进行公共卫生、健康教育、慢病管理、老年医学等知识技能传授，加强社区基层防治服务实践教学，加快培养“未病会防、小病善治、大病善识、重病善转、慢病善管”的防治结合型全科医学人才。同时，要做实全科医生的有效使用，重视全科医生的职业发展，切实落实建设分级诊疗制度，让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成为医疗卫生体系的坚实网底。
要按类分区推进医学教育改革。我国医学教育仍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和院校差异，需要根据学校特点按类型、分区域推进个性化的医学教育改革。对于高水平大学，鼓励对标世界一流医学教育，不断自我完善和持续发展，引领创新与突破；对于作为中坚力量的多数医学院校，持续提升教师团队水平，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加大优质实用型医疗服务人才供给；对于新建和基础较薄弱的医学院校，要实行对口帮扶，不断缩小区域间和学校间办学差异。
要大幅度增加医学教育投入。医学人才培养周期长、培养成本高，充分的资源配置和经费投入是医学教育发展和改革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尽管医学专业生均拨款高于其他专业类别学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医学教育投入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差距。通过此次疫情我们认识到，医学教育关系到国民经济、人民安全，对医学教育的投入要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地位，大幅度增加投入，提高医学门类专业生均定额拨款标准，增加对医学院校和附属医院的专项建设拨款，提升医学院校人才培养能力，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面对此次疫情提出的新挑战，面对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机遇，医学教育工作者需要主动思考，提前谋划，持续系统推进医学教育综合改革，从而适应行业新要求，服务国家新需求，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陈翔，系中南大学副校长）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吴春燕、龙军
光明微教育 · 解读教育中国
来源：光明日报
统筹：周世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