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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中都察院有刻本《忠義水滸傳》，世人視若官書，到萬曆時仍受李蟄、袁宏道等人讚賞，也不見被禁燬，而金批《水滸》在崇禎（1628-1644）十四年刊行後，崇禎十六年朝廷便開始禁燬《水滸》，清代更是明令禁止《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梓行。
李蟄在《忠義水滸傳》的“敘”中稱讚宋江為“忠義之烈”，因為他“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金聖嘆砍掉《水滸傳》的招安部分，其主題便由“忠義”變成了“誨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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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正德時起，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其中尤以劉六、劉七等人舉事影響為最大，“侵薄兩畿，蹂躪數省，國家二百年盜賊猖亂，未有甚於此寇者”。而始初負責鎮壓的馬中錫，便採取的是招撫策略，後劉六等人窺知朝廷無招安誠意，致使此次招安不果而終，主張招安的馬中錫、張偉皆以失策玩寇論罪下獄。嗣後江西南贛群雄又起，“守臣始息苟且，以招安糜之，遂使益無所忌，遠近效尤，蜂屯蟻聚，不可撲滅”。接掌討伐之責的陳金亦“多所招撫，未大示懲艾，諸兇安享富羨，不逞之徒，恆借為口實”，後不旋踵又叛歸山險。
有鑑於此，王守仁上疏直接指出：“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他認為“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迴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明因此一改此前主撫之策，“專意征剿，不事姑息”，最終使叛亂得以平定。
嘉靖後，《忠義水滸傳》刊刻面世，李贄等人鑑於“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的社會現實，提出《水滸傳》是“發憤著書”的觀點，宣揚“忠義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於干城腹心，而在水滸”，意在影射朝廷不明，批評奸佞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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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招安不僅貫穿始終，且具左右整個戰局的力量。更有甚者，明廷當政者雖前後皆主招安，但事先並無周密計劃，亦不詳察真偽，具體實施更是形同兒戲，不但未能借此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很多情況下反被義軍利用，成為其發展壯大的有利條件。
崇禎十五年，左懋第上《謹題為再陳息盜要著事》，直接說義軍的反叛“始於《水滸傳》一書”，“以宋江等為梁山嘯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獄為能事，以殺人放火為豪舉，日日破城劫獄，殺人放火，而日日講招安，以為玩弄將吏之口實。不但邪說亂世，以作賊為無傷，而如何聚眾豎旗，如何破城劫獄，如何殺人放火，如何講招安，明明開載，且預為逆賊策算矣”。因此，他認為《水滸傳》是一部“賊書”，“李青山等向據梁山而講招安，同日而破東平、張秋二處，猶一一仿行之。青山雖滅，而鄆城、鉅、壽、範諸處，梁山一帶，恐尚有伏莽未盡解散者。《水滸傳》一書，貽害人心，豈不可恨哉!”
金聖嘆批評《水滸傳》的最大特點，便是改“忠義”之說為“誨盜”，並腰斬招安部分。
經過明末招安誤撫的反思，招安已不再像以前那樣，與“忠義”對等，為士大夫所揄揚，而被認為是叛亂者“玩弄將吏之口實”，乃名“忠義”而實盜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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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聖嘆關於招安的看法，《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第五十七回有一大段關於招安的批語，現摘錄如下：
原村學先生之心，則豈非以宋江每得名將，必親為之釋縛擎盞，流淚縱橫，痛陳忠君報國之志，極訴寢食招安之誠，言言刳胸臆，聲聲瀝熱血哉?乃吾所以斷宋江之為強盜，而萬萬必無忠義之心者，亦正在於此。何也?夫招安，則強盜之變計也。其初父兄失教，喜學拳勇；其既恃其拳勇，不事生產；其既生產乏絕，不免困劇；其既困劇不甘，試為劫奪；其既劫奪既便，遂成嘯聚；其既嘯聚漸夥，必受討捕；其既至於必受討捕，而強盜因而自思：進有自贖之榮，退有免死之樂，則誠莫如招安之策為至便也⋯⋯乃吾不知宋江何心，必欲悉擒而致之於山泊。悉擒而致之，而或不可致，則必曲為之說日：其暫避此，以需招安⋯⋯故知一心報國，日望招安之言，皆宋江所以誘人入水泊。諺雲“餌芳可釣，言美可招”也。宋江以是言誘人入水泊，而人無不信之而甘心入於水泊。《傳》日：“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彼村學先生不知鳥之黑白，猶鰓鰓以“忠義”目之，惟恐不得其當，斯其心何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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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聖嘆不僅偽託古本，反覆強調招安部分乃羅貫中後續，非施耐庵本意，甚至對《宋史》“侯蒙欲赦宋江使討方臘”一語亦不放過，予以大肆發揮，稱此“一語而八失”，其中第六、七失稱“《傳》言：‘四郊多壘，大夫之辱。’今更無人出手犯難，為君解憂，而徒欲詔書為弭亂之具，有負養士百年之恩⋯⋯有罪者可赦，無罪者生心，從此無治天下之術”。說完此“八失”，金聖嘆尚不解氣，更怒詰：“如侯蒙其人者，亦幸而遂死耳，脫真得知東平，惡知其不敗公事，為後世傻笑者哉!何羅貫中不達，猶祖其說，而有《續水滸傳》之惡札也?”
但是僅砍掉《水滸傳》招安部分，“聚一百八人於水泊，而其書以終，不可以訓矣”，因此金聖嘆幻出盧俊義一夢，意謂彼一百八人“即得逃於及身之誅俘，而必不得逃於身後之放逐”，此“所以誅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後人未然之心也”。
金聖嘆的用心真可謂良苦之至。這一“誅心”之法比左懋第的單純禁燬高明多了，因為金聖嘆清楚，禁是根本禁不了的，與其採取根本做不到的禁燬之法，還不如批改一個“於文無害”的《水滸傳》，脫然授之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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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聖嘆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說得很明白：‘《水滸傳》獨惡宋江，亦是‘殲厥渠魁’之意，其餘便饒恕了”。錢穆曾就此說：“只此一段，便足為聖嘆並不真瞭解耐庵《水滸傳》作意之鐵證。《水滸傳》作者於忠義堂諸豪客，只有惋惜，並無憎惡，處處流露，哪裡有殲厥渠魁其餘便饒恕了之意”。
為使人們對“宋江深惡痛絕，使人見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金聖嘆不惜深文周納之至，對《水滸傳》招安及“獨罪宋江”的獨創觀點作了闡釋與處理。不過，因與書中所顯示出來的信息存在不少齬齟之處，他為此不得不曲為之解。這種強作解人，或者說強原文以就我的批評方式，更加暴露出金聖嘆的真實用心，也就說他闡發的並非如其所言為施耐庵創作《水滸傳》之本意，而是自己的觀點。
金聖嘆稱《水滸傳》作者對宋江“深有微辭”，錢穆從而揭示出《水滸傳》作者對元末農民起義是同情的，但對朱元璋利用農民起義奪取政權則“深有微辭”，只有元末明初的知識分子才會有此種心情。王平先生對此質疑道：“為什麼明代的許多評論者沒有看出這一點，只有金聖嘆才有這種眼光和識別能力呢?”。顯然，這只是錢穆個人發揮出的觀點，這種超時代的觀點絕非金聖嘆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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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人王望如深許金聖嘆反正“忠義水滸”之說，稱：
“金聖嘆所評，始以‘天下太平’四字，終以‘天下太平’四字，始以石碣放妖，終以石碣收妖，發明作者大象之所在。招舉李逵，獨罪宋江，責其私放晁蓋，責其謀奪晁蓋。其旨遠，其詞文，而餘最服其終之以惡夢，俾盜賊不寒而傈。天下亂臣賊子從此有痛苦流涕之心，從此有畏罪不敢為非之事，遇堯舜同勉於為君子，遇桀紂亦不終為小人。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所謂“梁山諸賊朝廷不能誅而鬼神誅之，神鬼不能誅而自心誅之”，對金聖嘆的“誅心”之法可謂深有會心，但他仍認為“作者示戒之苦心，猶未闡揚殆盡”，因此他的批評即是在金聖嘆的基礎上，將“誨盜”說發揮到了極致。
時人如歸莊指責金聖嘆有意倡亂，曾為此寫《誅邪鬼》一文，稱：
“蘇州有金聖嘆者，其人貪戾放僻，不知有禮義廉恥；又粗有文筆，足以濟其邪惡。嘗批評《水滸傳》，名之日第五才子書，鏤版精好，盛行於世。餘見之日：‘是倡亂之書也。’⋯⋯其後吳縣諸生與任知縣相惡，巡撫中丞得知縣賄，盡棄之市，金聖嘆與焉。餘哀諸生而未嘗不快金之死”。
可謂醜詆痛恨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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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九年，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定就因治下盜賊頻仍，奏禁《水滸》，並指責“惡薄輕狂曾經正法之金聖嘆，妄加讚美⋯⋯市井無賴見之，輒慕好漢之名，啟效尤之志”。
招致這種批評與金聖嘆的批語對梁山好漢有同情之處存在直接關係，以至讓人們覺得他尊尚者仍為盜賊，“與史遷《遊俠列傳》之意相同”。
細閱金聖嘆的批語，不難發現他雖認為“亂自上作”，梁山好漢的反抗有一定合理性，但把握還是相當有分寸的。如第四十三回，戴宗道有言：“一者朝廷閉塞，二乃奸臣不明”。金聖嘆因而批道：
“朝廷用‘閉塞’字，妙，言非朝廷不愛人材，只是奸臣閉塞之也；奸臣用‘不明’字，更妙，言奸臣閉塞朝廷，亦非有大過惡，只由不明故也。‘不明’二字，何等輕細，卻斷得奸臣盡情，斷得奸臣心服，真是絕妙之筆。俗本乃誤作‘朝廷不明，奸臣閉塞’，覆成何語耶?只二字轉換，其優劣相去如此”。
毫無疑問，這是為了減輕“亂自上作”的程度。聯繫金聖嘆所處的時代，他借《水滸傳》批評當政者的無道，既符合事實，也是一個正常知識人的理性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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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曾指出：“一部大書，結末不振，是多有的事。”
浦安迪從結構形態人手，認為明清文人小說的一大形式特徵是：“全書的高潮——主人公的死亡或垮臺——往往出現在全書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地方，然後是一個相當冗長的結尾，書中的人物從容離散。”
這種現象主要是追求敘事的完整性造成的。對於前面出現的人物，小說一般都要一一交代最後的結局，以致於後半部分往往有點像“帳簿”。這在古代小說中是普遍現象，《水滸傳》表現得更為突出。
如何解決“結末不振”，是作家和批評家們必須面對的問題。金聖嘆的做法是砍掉這些冗長的結尾，以富於詩性的的夢境和詩歌代之，對這一問題做了有益的嘗試。
人們儘管對他腰斬《水滸傳》的動機頗多爭議，但大都認為腰斬後《水滸傳》的藝術性大為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