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華山論劍”
（左起）李蕾 金庸 楊爭光 司馬南
金庸先生仙逝，手機幾近刷屏，“江湖”與“俠”重為話題。
2003年，承蒙先生抬愛“點名”，與先生“華山論劍”。華山以險峻奇崛著稱，“論劍”之地北峰，容不下幾多人馬。現場聽、觀眾幾十人，地狹人少，時間也是掐尺等寸，卻都不礙“論劍”的“精當”——至少，在我與先生交流時印象如此。何況，攝像機現場直播，兩億金庸迷五湖四海，聽、觀者海量，影響及效應該做到了能夠的最好。
主持人李蕾給我與先生的論題是“中外的俠有什麼區別”。
因為要的是“現場”與“即興”的“感”，事先並未“通氣”，直覺得是一個好的論題。
當時的現場對話，如果有記者們大概的“記錄”，網上應該可以搜到。十五年過去，我的所說仍能記得大意：
一、中國的“俠”與“忠義”親密，外國的“俠”更近正義。
這也是我一貫的觀點。忠義，說到最小，是一個詞；大一點說，是我們的傳統，不僅是文化的，更是道德教化，至今依然。與所有的教化一樣，最有力、有效的教化不是說教，而是形象與故事。我們的歷史傳奇、演義、話本、戲曲，如果有“俠”，多以“義”動心動情，終以“忠”合“義”，歸於一種精神。忠君與愛國，也在此一脈，至今少有質的變異。
魯迅在《流氓的變遷》裡寫到過：“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僅這一句，我以為，說的是因“義”而傷正義——中國以忠義為精神的俠的缺陷及其破壞力。
當然，在魯迅看來，中國早已沒有了俠。
二、俠”在當下，仍是現實需要。
沒有完美的社會，總有不公不正不義，在殘害良善，迫壓弱小，踐踏底線。制度與管理無力或不濟，便寄望於俠。然而，對不公不正不義之惡勢力，寄望於俠，只能痛快於一時，並不利於社會的健康，也許還會損害人性。說到底，俠，不過是制度與管理漏洞的一個“補丁”——不管是制度設計的漏洞，還是社會管理明裡暗裡撕破的漏洞（比如貪腐）——有洞，你不補，我來！是一種被迫無奈，甚或出離憤怒的抗擊。有效，也有傷。有效在一時一事，傷在長遠。幾千年還在呼喚俠義，寄望於包青天，就是一個證據。
整個社會的行俠仗義，實現公平與正義，一定在制度，在管理，而不在俠。遍地俠客在行俠仗義的社會，一定是個正在塌陷的社會。
俠，也是社會畸形的一個怪胎。正因為是怪胎，俠很容易或成為暗處的動物，或成為明處的流寇，也容易“上升”或“淪為”官宦的保鏢。在許多情形下，俠之流氓氣，正是因此而來。
金庸先生是中國武俠小說泰斗級巨匠，在他的“武林”與“江湖”，有多少俠和正義有關？我得老實承認，閱讀極其有限，無力論說。
在此，再為先生道“萬福”。
（應《今晚報》約，寫於2018年10月31日，西安。）
作者與金庸先生 於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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