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父亲的本色人生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秦朝末年的项羽就是一个本色的大英雄。
鸿门宴上，我行我素，大行妇人之仁；垓下之战，四面楚歌，依然叱咤风云，所向无敌；乌江边上，宁可站着死，也不屈辱生，不肯过江东。
末了，又极其性情地上演了一出霸王别姬。英雄爱美，末路难舍，若不是虞姬先其自刎，真不知项大英雄将作何改变历史的行动？
一曲霸王别姬的英雄悲歌，给历史平添了一抹凄艳的色彩。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是一个真名士，是数百年不世出的风流人物。
画，只画墨竹；
字，自创一格，人称板桥体，如乱石铺街，天然一段风流韵味；
作官，刚正清廉，爱民亲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为人，居然还有断袖之癖，瑕难掩瑜，真名士也。
所谓“本色”人生，就是能活出真性情。敢爱敢恨敢抗争，敢怒敢言敢担当；不虚不矫不逢迎，不媚上不欺下，不谄富不鄙贫；宁折不弯，铮铮铁骨；坐不改名，行不改姓，顶天立地。
话说回来，“大英雄”能本色做人行事，气场强大，能力超人，想来应该不是太难；至于，一介草民，欲本色生活，安身立命，戛戛乎其难哉！
然而，父亲硬是演绎了他如介草民——本色的一生。
父亲一生遭际实在堪伤，写来不能不令人掷笔三叹，泣下沾襟！
父亲幼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深陷囹圄，晚年双目失明。
父亲人生最美好的三十年20岁～50岁（1949～1978），又是在无比艰难的生活环境下挣扎求生。
父亲生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那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父亲历经了现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饥荒：民国三十一年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多少人死于这两次灾难，然而父亲挺过来了。
父亲大约是在十九岁上（1950年）成为富农分子的，我家在这一年被划成了富农。
这一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土改，划分成分，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分给贫下中农。
父亲也是在这一年失去了他的父亲。
尽管十九岁，按照时下的说法，已经成年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年龄还远不成熟，实际上还是个孩子。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父亲也是在这一年成了“孤儿”。
爷爷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极尽节俭之能事积攒下来的家业被没收殆尽，没有多久就咯血气绝身亡。而他老人家所谓的家业，不过是拥有大约七十亩旱地而已。这七十亩地，也有不少，还是临近解放很多人看到势头不对，纷纷卖地时，爷爷才治下的。
究其实，爷爷也从没有像一般人所想当然认为的那样——地主富农都是生活非常奢华的。
所以他接受不了现实，回想起他年轻时和曾祖父母三人全家共用一只饭碗的情景，勤俭节约到如今，终于治下了几十亩地，一下子没了，叫人如何接受得了？能不气得一命呜呼吗？
祖父一走了之，父亲可是顶着富农这顶大黑锅走了三十个漫长的春夏秋冬。
人生有几个三十年！
三十年的漫长岁月，父亲从一个俊朗挺拔的小伙，迫变为一背驼发白的老者！
岁月改变得了父亲的容颜，改变不了父亲的精神！
与父亲共同走过的36载时光，我从未看到过，父亲阿谀谁，屈服于谁；我没有看到过，父亲在任何人面前，有丝毫的奴颜和眉骨；没有看到过，父亲在或富或贵者面前，有过谄笑和佞相。也从没有听说过父亲对谁卑躬屈膝，摇尾乞怜。
父亲也许压根儿就不懂这些，也不会这些，更不愿去干这些！
父亲十九岁顶替爷爷成为富农分子之后，由于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性格，就自然成了历次运动的“运动员”——成了批斗、折磨、羞辱、痛打的靶子。
刚刚戴上富农分子帽子的年轻的父亲——一个十九岁的大孩子，在批斗会上，让他忏悔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过，父亲大声抗议，慷慨陈词：“我没有剥削过人，我没有压迫过人！我无罪！”
那些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就说他不老实，让他低头认罪，父亲不低头，几个人就一起使劲按着父亲的头，让他低下。父亲自然要反抗，他们就打他；让他跪下，不跪，就从身后跺父亲的腿弯，跺倒后，就几个人按着。
年轻的父亲，血气方刚，宁死不服，大闹批斗会。
不是父亲顽固，事实上，父亲说的也是实话。
家里仅有几十亩地，有一个长工，帮着干活。全家都得下地劳动，父亲十二岁完小毕业，就被爷爷拉回来干活，不让父亲继续求学了。
父亲这时候已经能顶一个成人劳力了！爷爷、父亲他们，亲力亲为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劳作，他们深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们不是寄生虫，不是剥削者，确实没有剥削压迫人。
正因为这样，刚直的父亲怎么会违心地说自己有罪呢？面对疯狂的吃瓜群众，父亲又怎么会不吃苦头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7年，批斗会逐渐升级，有一次，还是让父亲交代其压迫剥削人的犯罪事实，父亲还是凛然不屈，完全无视当时的革命形势已经是满城风雨，风声鹤唳，风刀霜剑严相逼。
这次父亲依然是不低头，不跪膝。他们说父亲死犟得很，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这次运动不同过往，吃瓜群众比以往更疯狂，父亲被他们残酷地打断了数根肋骨。
这时父亲三十多岁，已是壮年人生了。但父亲没有蒋捷写的“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那样的凄凉，依然是一副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气概。
到了大概是七十年代吧，大约是1977年，这时虽然已经打倒了“四人帮”，但是“地富反坏右”都还没有摘帽子，当时还是极左路线肆虐之时。父亲是生产队里的车把式，生产队里交公粮，父亲赶着马车，一起去的大概有会计、队长、还有其他社员，不知怎么公粮就丢了两麻袋。
找来找去，没结果。最后就又栽赃到了父亲头上。
这次的结果更惨，父亲被抓到大队部，让父亲对着扩音器，面对全大队人民交代犯罪事实，父亲本来就无辜，哪会交代什么罪行。不交代就喝斥怒骂，就拳打脚踢。家家户户都安有广播，且都和大队部的扩音器相通，自然家家都听得清清楚楚。
母亲曾说他们对父亲的每一次打骂声，从广播里传来，都像刀剜在她心上一样，痛不欲生。
母亲说，后来父亲给他说当时在场的大队干部，只有一个人没有动手，就是我们同村的史二和，他是当时的大队副支书。
恻隐之心，就是在疯狂的政治环境下，也不会全部缺席。
这次打我父亲的人中，还有一个人也很疯狂，后来他还当过我初二的数学老师，那时他该是大队部的一个小喽啰吧。
政治疯狂的因子，向来是不分职业和文化高低的。
再黑暗的日子，也会有光亮，也会有善良的光照。
父亲被打断肋骨的那次，一般人谁敢去看父亲，避之唯恐不及！
然而，在那非人间的时代，还就是有人敢冒政治上的大不韪，去我家看我那落难的父亲。
母亲后来对我说，有两个人来看你父亲，一个是华，一个是你金业哥。
华，就是王增华，他是我的小学老师，也是我的高中老师。母亲还清楚地记得，增华老师当时二十三岁。
金业，就是王金业，后来当过生产队长，对我父亲不错，对我家很同情。
一九七七年，父亲时年四十六岁，父亲又遭受了一次极左人士的疯狂摧残。
父亲十九岁时，没有屈服，没有低头；
三十六岁时，也没有低头，没有屈服；
四十六岁，年近天命，发白背驼，依然没有屈服，没有低头。
前文提到的，深陷囹圄之时，父亲依然没有屈服，没有低头。
父亲的一生，是性情的一生，是硬汉的一生，是英雄的一生，是本色的一生。
打不垮，压不弯，父亲是关汉卿笔下的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
自然灾难，饿不死他；政治风暴，摧不垮他；疯人恶狗，咬不坏他；牢狱之灾，毁不得他！
父亲虽然性格刚烈，但心底善良，天性乐观，心中一派光明，心性一片天真，浑金璞玉。
父亲感恩他的嫂子，长嫂如母。父亲非常挂念亲她疼他的晚年寡嫂——我的大娘。大伯拉壮丁去后，杳如黄鹤，家里又划为富农成分，大娘不得不改嫁。但她还经常回“家”看看，看我父亲母亲。我父亲很感念他未成年时，长嫂对他的关爱。大娘改嫁后，父亲还经常去探望大娘，叔嫂情深，每次相见都依依难舍，送了一程又一程。
父亲也很护犊，高考复读那年，父亲去看我，见我病得可怜，禁不住潸然泪落。正是——“怜子如何不丈夫？”
父亲爱看戏，是一个典型戏迷。至今犹记父亲赶着马车，一路上哼唱着他熟悉的戏曲，时而高昂激越，时而苍凉低沉的情景。
父亲爱开玩笑，街坊邻居都爱给他“打乱儿”（就是开玩笑）。
父亲很乐观，无论生活如何艰难，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他从不悲观，从不颓唐。
小时候，我经常是在父亲晨练声中醒来。父亲每天在我们还没有起床时，就已经在院子里锻炼了，那啪啪啪的二踢脚声，至今似乎还在耳边回响萦绕……
父亲是多么刚强的人啊，在那样的生活艰难下，在那样残酷环境下，我的父亲居然还这样生龙活虎！
父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