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侵華以前，中原族群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尤以有宋一朝為甚。先是遼，後是金。特別是金，把大宋王朝徹底趕出了老巢，以自己極有限的人口統治著華北以及部分中原地區人口龐大的漢民。當此時，產生了大量的敵後發展空間，那麼為什麼就沒有形成長期有效地能抗衡金政權的根據地呢。
其實，在金兵剛犯時，各地也是義軍蜂起，可堪利用。有識之士宗澤也有謀劃。但是沒有上升到戰略高度加以利用，再加上南遷後的宋王朝收復失地的決心不堅，逐漸寒了人心，宋王朝的號召力在故土失地大打折扣。當岳飛後來收復失地時，淪陷區人民的心裡其實是又喜又怕的，怕的就是宋王朝軟弱多變。這些人民“南望王師又一年”，因為反覆的失望，人們就會認命，時間一長，就成了順民，民心一失，忠勇節操等一切的一切就成了空談。也就是說，宋王朝沒能把敵後利用起是自己不作為造成的，這是主因。
宋王朝有點久遠了，但是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去看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話，鮮活的很，猶如就在眼前。日本佔領東北後，義勇軍四起，最多時達三十萬之眾，但因缺乏政府的支持和有力的組織，兩三年時間幾乎就灰飛煙滅，到盧溝橋事變時，只有共產黨組織領導的抗日力量還有三萬人槍在活動，因為東北已成為日本全面侵華的大後方，日本人對抗聯的圍剿日益加緊。沒有政府的支持，缺乏領導和組織是東北抗日力量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後來，抗聯雖被迫退出東北，但華北敵後根據地大勢已成，成為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的重要依託。
為什麼八路軍在華北敵後的根據地能成功地堅持下來呢。
首先，不管是宋王朝時候的金兵，還是侵華時的日軍，他們的人口是絕對的劣勢，以絕對劣勢的人口面對龐大的人群和地域，全面佔領是絕無可能的，部分佔領才可能是常態。這就留下了大量的發展空間。這是各黨各派，各式武裝能在敵後生存發展的重要前提。試想，如果我們是城邦式小國，再去考慮敵後的話又有多大意義呢。
第二，生存空間不是憑空而來的，是多種因素疊加而產生的，產生的標誌就是機會的降臨，把握住了機會才能進一步把握空間。在日本全面侵華以前，廣大的華北是沒有八路軍的立足之地的。但是八路軍卻急需廣大的空間來發展壯大以完成抗擊日寇的使命。但是閆老西把持著山西等地大量的地盤，二十九軍宋哲元把持著平津等地區。在一致抗日的大背景下，八路軍不能強行越過友軍的地盤到達敵後去抗戰，能征善戰的八路軍將士也只能蓄精養銳，枕戈待旦，並且還要從佔領的閆老西的地盤往回撤。當此時，英明的領袖也只能深藏雄心，窺伺機會了。
機會總是青睞有準備的人。日本全面侵華伊始，平津即告危機，山西岌岌可危。閆老西以商人的精於算計開門延客，請國共兩黨為他火中取栗，抵抗小日本。以前是擋，現在是請，順勢而行，何樂不為。領袖幾乎傾其所有，砸向敵後，砸向真空地帶，真是一個大手筆的以實擊虛。這就是機會，是八路軍以後能夠深耕敵後的至關重要的機會。面對機會，稍有遲緩，形勢就可能惡化，八路軍抓住先機，大膽挺進，促進敵後形勢迅速向有利於八路軍的方面轉變。武漢會戰結束後，全面抗戰才一年多一點，八路軍就成為了華北敵後抗戰的中堅力量。
回顧抗戰之初的紛亂形勢，領袖對戰略發展空間的清醒認識以及對先機的穩準狠的把握是八路軍在華北敵後獲得長足發展的重要的兩個原因。
八路軍抓住先機，挺進敵後，給人民以希望和信心，打擊土匪，恢復秩序，聚積抗日力量，打擊傀儡政權，組建抗日政府，開闢根據地，並依託根據地與小日本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長期鬥爭。
八路軍是共產黨領導的部隊，組織性，紀律性相當強，這是堅持持久抗戰的組織保證，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敵後抗戰，大浪淘沙，只有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堪稱千古風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