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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高祖平定三秦，統一中國。巴蜀地區成為供應糧草，兵源的後方基地。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設十三州刺史部，其中益州包括今四川、雲南，貴州及陝南、甘南和湖北西部地區，西漢治所無定，東漢益州治廣漢郡雒縣。西漢末年爆發農民起義，益州發生戰亂，公孫述自立“天子”，號稱“白帝”。割據益州12年（25~36 年），東漢重新統一四川后， 繼續實行西漢時期的政策，巴蜀經濟、社會、文化得到穩定發展。
漢高祖劇照
兩漢時期，四川經濟快速發展，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後漢書·公孫述傳》稱：“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諸葛亮《隆中對》雲：“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漢武帝時，四川人口已達到76.6萬餘戶，人口數萬餘口。鐵器的廣泛使用，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大大促進了農業發展。
水稻精耕細作，產量不斷提高，巴獨地區成為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中國飲茶起於漢代，巴蜀是最早的產茶區之一。與此同時，巴蜀地區手工業高度發展在全國名列前茅，尤以鹽業、礦治業、紡織業、漆器和金銀器製造最為著名，“蜀布”“蜀錦”遠銷印度和中亞等地。
都江堰
兩漢時期，巴蜀成為漢朝開發少數民族以及與國外交往的樞紐和要道。漢武帝時，開發“西南夷”，使西南地區少數民族附漢朝政府直接統轄，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得到開發，漢民族與西南少數民族聯繫更為緊密。漢武帝時，唐蒙出使越南，發現了經夜郎至廣州的商道運往番禺（今廣州）的蜀構醬；其後張寒出使大夏（今何富汗），發現了經身毒（今印度）運往大夏的蜀布和邛竹杖。
兩漢時期，巴蜀文化取得輝煌成就，在教育、文學、藝術，經學和哲學，語言文字學、科學技術，建築、宗教以及喪弊習俗等方面，形成了既能夠代表漢朝文化水平，又具有地方特色的巴蜀文化。在許多領域湧現出著名學者和專業人才，出現歷史上巴蜀文化繁榮發展的又一次高峰，成為全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漢武帝劇照
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概括
1.巴蜀文化史上出現了偉大的教育家文翁。文翁辦學，使巴蜀脫離“有蠻夷風”的舊俗，逐步進入“蜀學比於齊魯”的先進行列。
2.巴蜀文學承楚辭餘緒，盛行辭賦，西漢四個辭賦大家，三人處蜀中，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被班固稱為“文章冠天下”。
3.漢武帝“罷鸚百家，獨尊儒術”，經學發達。以揚雄為代表的巴萄今文經學，在漢代儒學中產生重要影響，“道書之宗”嚴君平開研究道家思想之先。為了彌補秦始皇焚書坑儒之禍，興起研究語言文字學的風氣。巴蜀犍為舍人最早為作注；揚雄著《方言》，促進了漢代語言文字學的發展。
司馬相如劇照
4.巴蜀建築在城鎮和道路建設方面取得長足發展，碑刻和石闕體現了巴蜀建築的藝術追求。
5.巴蜀科學技術長足發展，著名的天文歷學家落下困提出並制定新法《太初曆》，製造“渾天儀”，還出現了水利專家王延世、醫學家涪翁等。
6.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東漢時期，中國本土宗教一道教在四川發源；巴蜀地區成為中國宗教的發源地之一。
7.巴蜀藝術的繁榮發展。反映了漢代中國藝術的博大精深和絢麗多姿，巴蜀地區成為漢代西南地區文化藝術中心。
渾天儀
漢代巴蜀文化的繁榮發展，首先得益於文翁辦學，提高了民眾的文化素養，培養了一批人才，改變了社會風氣。文翁， 廬江舒縣（今安徽省廬江縣）人，少好學，通《春秋》。曾經做過那縣吏，漢景帝末年（公元前143年）任蜀郡守。他治理蜀那，首先從教育人手，改變蜀地“承秦之後。學校凌夷”，文化落後，“有蠻夷風”的社會狀況。
文翁採取兩項措施
一方面，選派聰明有才氣的小吏18人到京師進太學，學習儒家經典和法律。學成歸來後，文翁委任他們擔任那中高級職務，或者任教師，同時按照順序推存他們到中央任職。其中有人做了刺史、太守。
另一方面，文翁在成都城南修建學校，招收屬縣子弟為學生，免除他們的徭役。學習期間，他讓學生到衙門，在別座上學習處理公務，帶他們到屬縣視察，讓他們傳達教令等，培養和銀煉學生們辦理公務的能力。
安徽省廬江縣
文翁倡導讀書，給予獎勘，激勵了蜀人的學習熱情，人人爭著把子弟送進學堂，有錢人甚至出錢請求入學。蜀地讀書之風改變了當地落後的風俗，巴郡、廣漢郡先後效仿開辦學校。漢武帝時，推廣文防辦學的經驗，下令各那都建立文學（即政府開辦的學校）。文翁辦學，使巴陽地區的文化得以快速發展。過去落後的蠻夷之地。此時甚至可以與孔子、孟子的家鄉比同《漢書·文翁傳》雲：“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華陽國志·蜀志》雲：“蜀學比於齊魯。”
文翁在蜀地從事的教育事業改變了巴蜀地區的文化狀況，為巴蜀文化的繁榮發展培養了大批人才，蜀地人民敬重他，愛戴他。他死在蜀地，蜀中人民為他修建祠堂，每年舉行隆重的祭祀活動。文翁創辦的學校取名“石室”。因古代圖書庫以石助築，可以防火。學校乃書學重地，故為名“石室”。《漢書》 雲：“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漢武帝劇照
兩千多年來，各朝代都在文翁辦學舊址設立學校，直到文翁之後，蜀中辦學風氣大盛，名郡有學校，州縣也開辦學校。學校的規模也比較大，傳世漢碑《蜀學師宋思等題名》記載的學校師職人員有30多人。《華陽田志·蜀志》 記載，東漢順帝（126~144 年）、相帝（147~167 年）年間，成都縣令“立文學，學徒八百人。”“州奪郡文學為州學，郡更於夷裡橋南岸東邊起文學”，人數更多。
除了官學外，私人授徒講學和遊學風氣也很盛行。《華陽國志·先賢士女總贊》載，漢成帝（公元前32-公元前8年）時，什邡楊宜“能暢鳥言，長於災異，教授弟子以百數“。東漢初，資中人杜撫“治五經，教授門生千人”，順帝時，新都楊厚“授門徒三千人”。還有其他人則“家居教授。弟子自遠而至”。遊學者如雛入段恭“少周流七十餘郡。求師受學”，梓潼景彎、蜀郡任末“遊學七州，理明經術”。
彭州
德陽、彭州等地出土或徵集的漢代畫像磚上，留下了兩千年前“講學”“考績”等生動畫面。“考績”又稱“考課”，一般是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是漢代對官更的考核制度。
參考資料：《中國文化》《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