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里我总会看不少电影，但给我感触很深的是《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挺一般的，但却是我难得的与父母一起去看电影。重点是我发现这场电影使得那个假日里与父母发生聊天愉快了很多的，因为我们终于有了别的话题。
是的，这使我反思了我自己，也许父母在生活上的各种让人唠叨只是因为找不到别的话题，但仍倔强地想做点什么，打破沉默，而我却从没有想过，只觉得烦。但没有共同话题是必然的吗？
并不是，倘若之前我会归结于年龄、时代背景造成的代沟，但是看完这场电影之后，我发现，要追求共同的理解很难，但仅仅是要找共同话题，是不难的，一场电影就可以。
一部一般但真合家欢的电影
我们为什么不和父母一起去看电影
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做呢？我发现，有点难，并非我想得起要这样做就可以，但为什么难，朦朦胧胧说不上来。之前说过#电影#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作为一个体验设计者，为了搞清楚这问题，我意识到我应该先弄清楚，作为用户，为什么需要这个服务，什么时候需要这个服务。
于是，拷问灵魂的大野耐一五问法上线了，我开始问我自己：
我们为什么要看电影？
大概是因为无聊？就是娱乐生活的一种方式吧，大多数人应该都这么想。
如果看电影是为了娱乐，电影的可替代品很多，短视频、游戏、音乐现场、综艺以及各种剧集，甚至做饭、画画、打球、唱K、看书等等的爱好也同样算它的竞争者。看电影说便宜香不过免费的综艺和剧集，说便捷不及别人掏出手机就能开刷和开黑，说深度也比不上掌握一些技能和兴趣知识。电影凭什么能够胜出呢？
看电影很可能是因为有社交需求，也想体验沉浸感。
为什么电影可以满足社交需求？
去看电影大多时候是和同龄人一起看的，我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一个共同讨论的话题和经历，顺便增加点生活的仪式感。
为什么我们需要共同的话题和经历？
我们和同龄人去电影院通过增加共同话题，能够活跃相处的氛围，加强关系链结。
那为什么没有和父母去看呢？是我们觉得和父母的相处都非常好，有聊不完的话题，不需要吗？大多数“相望两无言，开口就数落”的朋友都不觉得吧。
问了一些朋友：担心观影上与父母有分歧。
为什么会有分歧呢？仅仅就归因为两代人不可能理念相合吗？你和你的朋友也有很多不一样，不同朋友之间差异也很大，为什么就可以一起看电影呢？
我会跟不同的朋友看不一样的电影呀，谁会这么傻找不痛快呢.
那么和父母为什么不行？
到这里，我发现问题也许不只是父母不理解，也不只单纯是父母的消费观念问题，而是没什么合适的电影，或者说没有电影一开始为这个目的而拍的。当我们想做到和不同的朋友看不同的电影时，我们有足够的电影去选择，但当我们想要通过电影增加两代人共同话题时，却很难找到合适的电影。
仔细想想，所谓的“合家欢”电影也并不那么合家欢。很多人觉得喜剧就很适合全家人看，但事实上笑点都不同，甚至理解上的障碍，轻则get不到梗，重则成为唠叨教育甚至争吵的辅助素材。
就拿开心麻花系列的电影来说，我认为这些喜剧电影不错，但很少去想《羞羞的铁拳》《西红柿首富》里面的我们年轻人习以为常的虚构现实主义的融入，实际上对于很多父母这代比较纯粹的现实主义者是无法理解的荒谬。不仅电影营销围绕年轻人，大部分电影本身的内容三观和表达方式也是迎合年轻一代的，而
“多元化“不过是迎合了不同的年轻一代罢了，部分父母感到不适，似乎也挺正常的。电影为什么要做发行前置
电影努力地迎合年轻人，以祈祷我们能在需要娱乐时想起它。但娱乐方式多吗？太多了。年轻人之间的话题多吗？太多了。如今的电影在本来就有话题的年轻人间制造了更多的话题，但本来没有共同话题的人群之间呢？
大部分人对于发行前置的理解是发行公司介入电影项目前期，通过数据了解市场对于类型、题材的喜好等，将属性标签在剧本创作就加以融入，从而达到一种类似于保底的目的。
但我对此存疑。且不论数据其实也是会“骗人”的，单从在电影这个领域来说，宽泛的人群、题材和爱好等这些实际上全都是变量，而一部电影从立项到上映的整个周期恰好挺长的。同时，对于电影这种内容消费而言，数据也是局限的，从有相关数据开始也许内容就已经开始贬值了。
我认为电影的发行前置实际上透出的是电影出品方和发行方一种对于不确定性的害怕，所以希望通过数据去得到更多受欢迎内容的确定性，但电影想要追求的内容确定性，也许不会是表面的调研和数据，只会是来自对更不容易改变的需求的洞察。
电影可以不只是做“维生素”
“维生素还是止痛药？”这是投行的人会问企业创始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概念在电影上也是适用的。由于维生素不能缓解表面的痛苦，用户对于它的用途和功效是很难感知的，所以它更多是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但满足不了他们对功能的要求。这也是我认为目前电影的常态。
电影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享受，但是不看也不会怎么样，对生活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可替代娱乐方式太多了。就像维生素，隔些天忘了吃也无所谓，总能从别的食物中获取。而止痛药就不一样了，它对于缓解疼痛的作用是可感知的，人们知道它有用，一旦有疼痛就会想到它，离不开它。
很多电影出品方和发行方之前也许不觉得做个维生素有什么大问题，但是经过这次疫情，也许会更重视这个问题了。而我个人认为的发行前置最大意义是：电影有机会，可以不只是做维生素，偶尔也可以尝试做止痛药。
我上述对为什么不和父母去看电影这件事情的分析只是想让大家感受维生素和止痛药————当电影对年轻人之间的话题锦上添花时就是维生素，而没有话题之间的人如果能被赋予话题那就靠近止痛药。我并非说所有父母都应该去看电影，也并非说所有电影都得成为止痛药，但打算做发行前置的电影发行方，希望增加更多的确定性，就是抱着一种想成为止疼药的理念，但目前好像却时常仍把自己当成维生素去做事情。
来自三文娱——部分上市文娱公司2020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那么电影可以从维生素变成止痛药吗？我认为可以。比如说最近一位在线上看完《囧妈》的朋友告诉我，他希望在《囧妈》如果后续能院线上线，一定带母亲去电影院看这场电影。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觉得有些话自己平日不方便说。明明存在却难以启齿的问题，就越需要一个话题，一个载体，一个铺垫。这种情况下，电影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这位朋友的止痛药，即拥有可感知的用途。当然，因为《囧妈》并非完全以止痛药的目的去拍的，所以从止痛药的角度上看，电影的很多梗和“奇幻色彩”可能有些多余。
《囧妈》里让人觉得真实得扎心的母子相处
事实上，我认为很多火爆的、引起社会热议的电影很可能都是歪打正着的做了某方面的止痛药。从这个角度去看《流浪地球》《红海行动》《战狼》甚至是《哪吒》的大爆，也许大家能得到新的一些思路和看法。
我知道部分电影人有很伟大的理想，希望把自己的一些价值观通过电影传递给大家，拍能改善一种社会现象的电影，而极小部分人做到了，绝大部分人没有。那么有没有想过，也许成功与否，不完全取决于电影质量的高低：观众并不希望听电影说教才去看电影的，而是希望从电影里找到与自己相关的、需要的才去看电影。
也就是说，电影是否成为现象级电影，能够改变社会现象，往往取决于观众觉得自己是否需要它。需要才会去看，之后才是电影能否成功做到电影人想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传递。传者本位主义与受者本位主义间的微妙也许就在这里。
总而言之，只是做维生素注定没有确定性，成为止痛药才可能有 ，这也是发行前置应该做的，搞清楚自己的竞争力在哪里，重新审视自己在人们生活里的地位和定位，否则怎么去抓数据也不过是很表面的，毕竟这个时代从来就不缺调研和数据，只缺有价值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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