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社會主義者
市場經濟思想的鼻祖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而《資本論》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代表。
《國富論》的全書名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所謂財富的性質，就是說財富究竟是什麼東西；所謂原因，是指它的來源，財富是怎麼來的。《國富論》的核心思想是分工和自由市場交易可以創造巨大的財富。它奠基了現代市場經濟學，以後產生的經濟學研究基本都繞不開這本書。
所以《國富論》地位更高作用更大，全球通用。
後來到凱恩斯時期自由市場經濟失靈，他主張國家擴大政府開支，刺激經濟，是不是很眼熟啊，現在全球各國還在使用。
股市淵海
《資本論》的地位比《國富論》更高、更深！《資本論》把資本的性質、價值規律分析的非常精準、全面、透徹，前無故人，後無來者，至今仍然是瞭解資本主義最精典的著作！
趙海軍律師
中國今天的基本社會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東西是兩個關鍵詞，一個叫社會主義，一個叫市場經濟。這是一個創新。以前大家認為搞社會主義，就是要搞計劃經濟。而市場經濟是跟資本主在一起的。現在我們給放一起了，這在歷史上是頭一次。
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兩個關鍵詞的源頭就是這兩本書——《國富論》和《資本論》。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核心思想就是以《資本論》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市場經濟思想的鼻祖就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所以說，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國富論》和《資本論》的思想對比起來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視角。我們回頭看看斯密和馬克思這兩位大佬，當初他們在構建市場經濟，構建社會主義方面到底怎麼想的？為什麼會提出兩個角度差別這麼大的思想？這兩個本來是差別這麼大的思想，今天怎麼被我們揉到一塊，變成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體制了？
01
跨越九十年的世界歷史劇變
《國富論》比《資本論》早，早了90年。它出版於1776年，那個時候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在世界範圍內，甚至在歐洲都還沒有佔據統治地位。資產階級處在上升期，需要一種新的理論為自身的發展提供支持。這個背景下誕生了《國富論》，成為了新興的資產階級征服世界、建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有力武器。
90年之後，1867年，《資本論》誕生了。在這90年間——從1776年到1867年發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席捲歐洲的各種資產階級革命，也包括英國對中國發動了鴉片戰爭。中國是在歐洲殖民征服版圖裡面最後一個大國，擁有幾千年歷史，人口眾多而且存在一個有力的中央集權，是一個看起來很不好惹的大帝國。但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中，它虛弱的本質暴露出來了，一敗塗地，中國也逐漸地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版圖。
通過兩次鴉片戰爭，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基本建立。資產階級基本上實現了統治歐洲和稱霸世界的目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成為了歐洲乃至全世界佔據主導關係的生產關係。這個時候是資產階級是老大了。《國富論》的時代它是老二。成為了老大之後，資本主義和封建制度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問題就暴露得更徹底了。
這種情況下誕生的《資本論》，就成為了一本反對資本主義的著作。這90年之間滄海桑田的劇變，是《國富論》和《資本論》關注點截然相反的主要原因。這兩本鉅著實際上是從兩個相反的角度來看待同一種經濟制度，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
《國富論》是在它的上升期、革命期來看待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資本論》是在資本主義的統治時期、強盛時期，從它強盛的外表下分析它存在危機和矛盾。
02
《國富論》到底講了什麼？
我先講《國富論》。它誕生的時間是1776年，這是人類歷史上非常關鍵的一年。這一年，瓦特發明了改良版的蒸汽機，讓蒸汽動力第一次取代人力，可以成為人類工業的重要力量。1776年，也被認為是工業革命爆發的第一年。人類社會發展經過了幾個特別大的階段：原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現在很多人我們正在進入信息化社會，也就是後工業時代。但是這個時代到底有沒有真的到來？還說不清楚，因為現在工業製造仍然是全人類經濟的最核心、最重要的東西。信息社會到底是能不能界定為人類超越工業社會之後的下一個什麼社會，這個東西說不好。但是至少前面的三個階段，原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的這個階段劃分很清楚。
工業革命把英國推向了世界頭號強國的位置。隨著工業革命的爆發，新興資產階級對自己的信心也是變得更足，《國富論》誕生了。《國富論》的基本思想是什麼呢？就是分工和自由市場交易可以創造巨大的財富。就這一句話。
《國富論》上來第一章就是講分工，舉了一個流傳至今的經典案例：生產一枚針，以前在傳統的手工作坊裡，一個工匠打一個鐵釘，一個人一天可能做幾十枚。但是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廠，進行細緻的分工，有的人負責把鐵熔成鐵水，有的人負責把鐵水抽成鐵絲，有的人負責把鐵絲斬斷，再有的人負責把鐵絲磨尖，另外有人把頭給打出來，這個流程每一個人都特別熟悉自己的哪一個非常小的環節。這種分工協作，讓每個人都對自己的這一個環節特別熟悉，就極大的提高生產效率。一天可以生產幾萬枚，一下子生產效率得到了上百倍的提高。亞當·斯密觀察到了這種現象，他認為人類之間的專業分工可以極大的提高生產力、創造財富——這個結論在今天已經變成常識。
後來到了美國，應該是二十世紀了，福特專門發明了汽車生產流水線，汽車這麼一個龐大的工藝，也給拆分成無數小塊兒，比如一個人負責裝方向盤，你這個人負責裝輪胎，整個是流水線，每個人只負責裝一塊，最後把汽車裝出來。一下子把生產效率提高了幾十倍上百倍，把汽車的成本降低到了美國中等收入階層都能夠買得起的程度。開創了汽車革命，福特汽車也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汽車企業。專業化的分工實際上是工業革命的基礎，也是人類社會能夠進入工業社會的革命性前提。
專業化的分工是怎麼誕生的？這個問題亞當·斯密做了進一步的分析，這才是他真正想說的話：專業化的分工是基於龐大的、自由的市場交易。他舉了一個例子，在英國北部蘇格蘭地區，人們因為市場範圍很小，如果在那兒去建一個每天能夠生產幾萬枚鐵釘的工廠，鐵釘是賣不出去的。因為鐵釘一個人一年可能只需要五六根甚至十根。假設每人每年需要五根鐵釘，但是整個北部蘇格蘭地區只住了5萬人，一年總共的鐵釘市場需求量不會超過20萬根，這樣一個工廠一天就生產幾萬枚，三五天的產量就夠了，剩下的時間豈不是在休息？
在市場沒有得到擴大的情況下，高密度的分工是不會出現的。什麼樣的情況下才能出現分工呢？就是龐大的市場的開拓。
亞當·斯密指出：正是因為交通技特別是航海技術的發展，極大地開拓了世界市場。全世界有好幾億人，一年可能需要十多億枚的鐵釘。只有在這種龐大的市場交易的條件下，才需要產生非常精細分工，由此帶來勞動效率的改善。在沒有自由市場交易的前提下，這種改善不會存在。
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亞當·斯密提出了他最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的論斷。市場交易就是一個“看不見的手”：我們之所以能夠享受豐富的晚餐，能夠吃上面包和葡萄酒，不是因為麵包師和釀酒師的恩惠，而是因為他們在為自己的利益工作。他們做出來的麵包賣出去賺到錢，自己才能去買別的東西。他能夠釀出這麼好的酒給你喝，還是因為想把酒賣給你掙你的錢，所以這個東西不應該感謝他，大家都是在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在自私自利的驅動下，每個人專注於自己特別擅長的那一小塊，然後把做出來的東西互相交換，最後所有人都能夠得到好處，這個社會經濟就一定會高速向前發展。亞當·斯密就是這麼個意思。
這個意思是針對當時的歐洲封建割據和行會壟斷的情況下提出來的。
什麼叫封建割據呢？歐洲社會當時名義上有國王，但是很多國家的國王是不怎麼管事的，就是一個頭銜，真正的實權掌握在封建領主手裡，是分封制，有點像我們國家西周、夏商周時期：這一塊的地就封給你了，你就負責管理這個地上的土地和人民，你自己可以制訂法律，還可以養一支軍隊。這就導致什麼呢？歐洲大陸的市場一塊一快地被割裂得很厲害，商人要想賣東西，要想從英國把這個東西運到德國去賣，中間可能要穿過幾十個封建的小國，每個國家都會自己制訂一套法律和關稅制度，過一個關收一道稅。而且有的產品讓過，有些產品不讓過，結果就沒有辦法形成統一的歐洲市場。
除了封建領主割據，當時在歐洲的城市裡還有封建行會制度。封建行會制度有點像今天的手工業協會，比如製鞋業，不能說你有技術能做鞋，就開小店去做鞋了。當時沒有這一說。製鞋業有製鞋師傅們組成的行會，所有做鞋的人要必須經過行會批准，才可以開鞋店、做鞋。如果沒有經過行會認證，要想自己賣鞋，那就是非法經營，會給你查封、砸了。
在行會壟斷的情況下，整個社會沒有辦法出現創新，新的競爭者沒辦法進入。所有的行會師傅滿足於幾百年傳下來的老手藝——反正每天固定賣這麼多鞋、掙這麼多錢，沒有動力改進製鞋的工藝。就算改進了，別的行會師傅會通過行會製造壓力，你的鞋做的比以前更多更好了，我們的鞋就賣不出去了，怎麼辦？行會還怎麼混？
行會制度和封建領主割據的制度嚴重阻礙了歐洲經濟的發展，阻礙了歐洲的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這種情況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提出來了兩條。
第一，要實現高效率的分工，就必須有足夠大的市場來進行自由交易，這樣專業化生產出來的產品才能夠賣的出去。如果產品永遠侷限在封建領主幾千人、上萬人的市場內，生產鐵釘或鞋也好，你永遠不需要採用現代化的工業分工去製造，因為市場就這麼大，一年就幾百雙鞋的銷量，你就自己坐在板凳上慢慢做就行了，不需要開工廠召集幾百人用流水線生產皮鞋。要建立統一的大市場，就要打破封建領主割據。
第二，在這個市場的制度下，他認為土地、資本、勞動力都應該可以自由交易。這裡面就涉及到了勞動力自由僱傭的問題。在行會制度下，你跟一個師傅，那時候是存在一個依附關係的，就像今天說的拜師學藝。你跟著一個師傅不能跳槽的，不能說這個師傅對我不好就另外找一個師傅，那時候是違背行會道德，人們也不能夠被自由僱傭。所以亞當·斯密也要求能夠實現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自由選擇被僱傭，這是有進步意義的。
這是《國富論》的核心思想。這個思想為新興的資產階級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他們就打著自由貿易的旗號，來推翻封建領主的統治，實現國家的統一，建立統一大市場，打破封建行會的壟斷，推動自由市場的競爭。這在《國富論》發行幾十年之後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03
《國富論》埋下的理論地雷
今天的經濟學流派，都可以說從《國富論》出來的。主要是兩個流派。一個流派是抓住亞當·斯密從分工到自由市場競爭的理論，形成了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今天西方經濟學那一幫人可以說全部都是《國富論》的徒子徒孫。但在《國富論》裡面，還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衍生出來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
亞當·斯密在裡面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後來他沒深入的去講。從全書來看，斯密並沒有去深入的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提出這個問題，實際是是給自己的自由市場理論挖了一個坑，或者說埋了一顆地雷，隨時可能會把自由市場理論給帶到坑裡去，或者給炸個稀巴爛。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商品的價值來源問題。
商品為什麼能夠交易？為什麼能夠按照大家接受的價格來交易？同樣生產一雙鞋、一把斧頭、一件衣服，為什麼要花100塊錢買一雙鞋，但是30塊錢買一件衣服，為什麼價格是30和100的關係呢？有的人可能花10塊錢買一把斧頭，一把斧頭和一件衣服之間是什麼關係啊？為什麼是1：3：10的關係？
亞當·斯密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悖論：我們呼吸空氣是不要錢的，但是鑽石非常昂貴，這個事情不符合常理。空氣是最寶貴的，人幾分鐘不呼吸空氣就死掉。鑽石是可有可無的，一生你可以完全不用跟鑽石打交道，照樣可以活得很好。但是空氣是免費的，而鑽石極其昂貴。今天我們大家也就可以想得出來，空氣、衣服、奢侈品這幾個東西，你會發現越是你不需要的東西越貴。空氣和水是最便宜的，衣服也需要，比較便宜。汽車你不一定需要，貴得要死。鑽石、黃金，你基本上可以完全不需要，不會影響你的生活品質，最貴。
亞當·斯密就提出了一個解釋，這個解釋後來就成了馬克思主義剩餘價值理論的根源。亞當·斯密認為，決定商品價格的不是對大家有多大用，而是生產商品的“自然價格”——他發明了一個詞“自然價格”，我們今天可以粗略理解為生產商品的成本。之所以鑽石特別貴因為鑽石挖出來需要大量人工，從南非的要運到英國來賣。而空氣無所不在，獲取空氣不需要任何人付出努力。
亞當·斯密認為：不同的商品之間之所以能夠交易，是因為生產任何商品都需要人類付出艱苦的勞動。而勞動的時間是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來進行對比的。所以勞動是衡量商品價值的標準。生產空氣零成本，所以不管空氣多麼重要，不收錢。做一件衣服，紡織工人大家的分工平均算下來一件衣服需要1小時的時間，而生產一雙鞋可能需要3個小時的時間，所以生產一雙鞋的價格會穩定在衣服的三倍數量上。儘管隨著需求的變化，比如瘋牛病爆發使牛皮短缺了，鞋的價格會出現上漲。有的時候暴風雪讓棉花歉收了，衣服的價格會出現上漲。但是我們通過觀察，從一個長的週期來看衣服的價格和鞋的價格會大概穩定出現1：3的比例，背後的根本原因是生產一個東西所花勞動時間的差異大概就是1:3。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自然價格，這個概念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面提出來的。《資本論》的商品價值論的概念就來自於《國富論》。
提出來這個理論之後，亞當·斯密就不再去討論這個問題了，開始講別的問題。因為他認為自己通過以上分析，已經解決了自由貿易的基礎問題。自由貿易的基礎，就是大家生產不同商品付出的勞動時間可以比較，按照勞動時間來定價交換就行了。這很清楚。
但如果按照這個理論繼續往深了去想，就會很自然的想到基於勞動創造價值的財富分配問題——生產一雙鞋需要3個小時的時間，甚至生產一件衣服需要1個小時的時間。賣鞋人賣一雙鞋應該得到的錢是衣服的3倍。必然會推出一個結論，就是分配應該按照勞動時間來進行分配。這個問題亞當·斯密就沒有繼續往下想了，圍繞著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有一條線繼續往下走，後代的思想家就開始往這個方向去思考分配是怎麼回事，到了馬克思這裡，這個思想就被髮揚光大，推向了新的高峰，被作為反對資本主義的一顆重磅炸彈給扔了出來。
04
生命平等：勞動價值理論的基本理念
馬克思重點研究分配的問題。亞當·斯密說商品的“自然價格”由人類生產商品所需要的艱辛決定。馬克思在此基礎上提出商品分為“使用價值”和“價值”的概念。
使用價值就是這杯茶可以解渴，穿的衣服可以飽暖。但是使用價值之間沒有辦法直接進行定量的比較：我喝一杯茶的使用價值和穿衣服的使用價值到底是1：3還是1：10？這個說不清楚。所以使用價值不可以直接交換。我們在交換商品的時候，衡量商品的標準是什麼呢？是價值。
價值，是凝結在商品內的無差別的勞動時間。這裡面有一些抽象的概念，但是總的來說還是亞當·斯密很樸素的思想：一個東西值多少錢，取決於你獲得這個東西需要付出多少人類勞動、多少艱辛。這裡麵包含了一個更深層次的思想：人的生命是平等的。
什麼叫人的生命是平等的？說一個人工作8個小時和另外一個人工作8個小時，他們應該是平等的，只有平等才能夠交換。如果說你工作1個小時的東西就能換我工作8個小時的東西，這個東西就不平等了。當然，我們必須考慮生產效率的影響，所以不一定是絕對的1:1，但“生命平等”始終是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核心理念。
馬克思從這個理念繼續往前大大走了一步——既然衡量商品價值的標準是人類生產商品所要付出的艱辛。那麼必然就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勞動創造價值，任何商品的價值都是由人類勞動創造的。這又必然得出一個結論：人類社會最公平的分配方式就是看你為這個社會財富貢獻了多少價值。你付出了8個小時的艱辛，做了3雙皮鞋，新增的這部分價值就應該歸你所有。一雙皮鞋的成本是20塊錢，價錢是30塊錢，賣出去了10塊錢，該歸誰所有？誰做的這雙皮鞋就應該歸誰所有，天經地義。
05
按勞分配與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的衝突
馬克思拿這一套理論去分析當時歐洲社會的現實，他發現這一套理論跟歐洲社會的現實不符。當時社會完全不是這樣的。為了生產這個商品，什麼樣的人付出的勞動最多呢？工人階級。在分工的流水線上，這些工人階級每天累死累活地幹活，勞動創造了價值，工人階級創造了價值。工人階級創造了價值被誰分配得最多呢？是不是工人階級自己呢？不是，是資本家，是擁有生產資料的人。資本家過著富得流油的生活，工人們卻在生存線上掙扎。
這就是一個問題。為什麼大家一天都是工作10個小時——資本家工作不到10個小時，不管長一點或短一點也好，但資本家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卻是是幾十倍、數百倍的差異。工人們每天累死累活地工作，最後連自己都養不活。當時恩格斯出了一個小冊子，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經過恩格斯的調查，發現當時整個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那真的是過不下去了。怎麼說呢？當時沒有8小時工作制，工人每天要工作12到14小時，連睡覺的時間都不夠，其他基本上都在工作。而工作生產的大量產品，養活自己、養活妻子兒女都很困難。幾十人、數百人居住在衛生條件極差的地下室裡面，一旦爆發流行疾病就大批的人直接死掉了，非常悲慘。但是上層階級，恩格斯所接觸到的上層階級卻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正是這種原因，促使他們去思考。
亞當·斯密說的分工可以極大的創造財富，好像說對了。過去九十年裡面，資產階級所創造出來的資產力，比過去幾個世紀創造的財富總和還要多、還要大。按照一般的道理來說，既然人類創造了比過去幾個世紀還要多的財富，整個人類應該過著比過去幾個世紀還要舒服的生活才對，是不是？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想解決這個問題，要找理論支持，理論支持就是亞當·斯密的勞動創造財富理論。
勞動創造財富，那麼勞動者就應該在分配上取得優勢。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進一步推論：什麼原因讓勞動者在財富分配上處於嚴重的劣勢呢？就是因為生產資料被資本家佔有了。
馬克思認為造成這種人剝削人的制度的核心原因，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所以他在《共產黨宣言》提出來，共產黨人的目標是什麼？就是一句話——如果只保留一句話，就是五個字：“消滅私有制”，只有消滅私有制工人們才能擺脫被剝削的地位。當然，他這裡面的私有制核心是指的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不是生活資料的私有制。馬克思所說的一切所有制問題，都是指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它被認為是整個社會生產和分配的根基。
06
蘇聯模式的失敗與資本主義改革的成功
怎樣才能消滅私有制呢？馬克思說：必須建立共產黨，通過暴力革命的形式來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一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馬克思所設計的社會主義，就是生產資料的社會化。由工人階級代表的政權來佔領生產資料，這叫社會主義。
馬克思的這套理論，是以亞當·斯密的勞動創造財富理論為基本出發點，一步一步推出來的。他在提出這一套思想的同時，把亞當·斯密理論的另一面——自由交易推動社會進步這套理論給忽略了。工人階級建立政黨以後佔有了生產資料，這個時候怎麼辦？後來，以列寧為代表等一批俄國革命者，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真的建立了共產黨，真的發動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真的用馬克思這一套理論把所有的生產資料都給變成了公有制了，宣佈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他們認為，消滅私有制以後，就可以把按勞分配變成現實。
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其實還是跟在資本主義工廠工作一樣，領取勞動工資。主要的差別在於剩餘價值歸公，由政府統一分配使用，不歸資本家個人所有。
在建立符合《國富論》 “勞動創造財富”思想的制度之後，蘇聯就把《國富論》的另一面的思想——自由交易制度取消了。生產資料都公有制了，這種情況下大家確實好像也沒有必要搞自由交易了，而是搞計劃經濟。由國家統一指令來組織生產和統一財富分配，就成為了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
與此同時，在世界的另一端，英美國家採取了截然相反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自由市場交易”的體制。這兩套體制PK了幾十年，結果是什麼呢？蘇聯慘敗，蘇聯解體了。英美體制大獲全勝，美國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重新建立了全球資本主義的霸權。
到了這個份上，中國應該怎麼辦？就成為了那個時代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很大的一個問題。
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的道路，在一開始，是完全按照《資本論》的指引去做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蘇聯，這就是結論。通過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政權，然後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把所有的生產資料全部變成公有制，變成一個純粹的公有制國家，然後建立計劃經濟體制來搞建設。但結果發現什麼呢？我們的老大哥、我們學習的對象——蘇聯——解體了。
當然，早在蘇聯解體之前，中國就已經搞改革開放了。我們早在解體之前就已經意識到了蘇聯模式走不通。但是總的來說，大的歷史脈絡就是：蘇聯社會主義制度遇到了非常嚴重的問題，最後是自己把自己給玩死了。今天我們反思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蘇聯為什麼解體？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一條：官僚體系的腐敗墮落。
馬克思沒有認真思考過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因為馬克思提這個理論的時候，只是從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高度分析消滅私有制的重要性。資產階級不會甘心他們的私有制被消滅。那怎麼辦？那就只有暴力革命——必須要通過建立一個精英分子組成的政黨發動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他只講到這兒。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建立一個國家政權，這個國家政權怎麼管理？馬克思的時代沒有任何實踐可以參考。等到蘇聯把馬克思主義這套理論變成現實，真的建立一個純生產資料公有制國家以後，很多以前沒有研究過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
暴露出來什麼呢？核心是當生產資料全部為一個國家政權統一掌握，而且要實行計劃經濟制度的時候。這個時候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名義上是掌握在整個工人階級手裡，但實際上真正控制的是整個官僚精英集團。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就可以取代資本家的地位，可以佔有生產資料所帶來的那部分剩餘價值利益的分配。這個分配到底是按照公有制的原則，公平地用到對全體人民、對工人階級有利的方向上去？還是片面地變成官僚集團以權謀私、享受特權生活的工具？這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好。
實踐證明，不是全部，但至少在很大一部分蘇聯的共產黨幹部，利用了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把工人們創造的剩餘價值，原來應該被資本家拿走的那一部分變成了官僚集團自己享受特殊待遇、腐化生活的財富來源。
這個官僚集團不僅追求個人特權享受，而且形成了嚴重阻礙技術創新的官僚主義作風。由於生產過程缺乏公開的競爭，企業也沒有破產的壓力，以完成國家計劃為唯一目標。即使在部分生產環節有一些改進式的創新以提高生產效率，但沒有動力和壓力去推行源頭創新和顛覆性創新。這讓蘇聯在新一輪技術革命的較量中全面敗下陣來。
總之，建立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體制以後，政權和生產資料完全合二為一，政府同時控制暴力機器和生產資料，這麼一個龐然大物要讓它保持清廉高效，變得非常困難，甚至基本上不可能。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生產資料掌握在私人資本家手裡，但是畢竟的政府主要官員，確實是人民可以投票進行選舉，在政權和資本家之間也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互相監督的一種關係。更重要的是，自由市場競爭激發出來的企業家精神，讓歐美在新興的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互聯網等創新型產業方面把蘇聯遠遠甩在了身後。
在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逐步地通過議會鬥爭、非暴力的罷工遊行等等方式，爭取到了很多維護工人階級權益的法律，比如8小時工作制、星期六或星期天的休息制度。羅斯福在美國大蕭條之後建立了社會保險制度，建立了禁止使用童工的制度，建立了社會救濟制度。而且在簫條期間，政府修建公共工程，讓失業者去建水壩、修大橋，給他們發工資。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替代資本家的作用來僱傭工人。各種提高工人福利待遇的方法不停地被付諸了實施。
羅斯福改革的時候，指導思想已經有點社會主義的味道了。羅斯福自己就說：國家政權絕對不能只為少數富人服務，而是為全體人民服務。此外，他還說過一句話：一旦有私營企業大到一定程度，可以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之後，就必須要接受政府公權力的監管，確保其行動不和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相違背。羅斯福改革的核心就這兩條，用這兩條搞改革。
羅斯福改革的成功，表明了一點：馬克思所批判的純粹原始的資本主義內部有很大的改革的彈性。在《資本論》誕生之後100多年，資本主義體制內部實際上是不停地在改革、改進的。這種改進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說是馬克思的功勞，為什麼呢？因為馬克思的理論指導了各國的工人階級開展各種鬥爭，指導了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發動革命取得了成功，直接威脅到了資本主義制度存亡。很多資本家反對改革，但也不得不接受改革，因為他也看到了，把工人農民壓榨的太狠，共產黨起來革命他就要上斷頭臺。
在革命的威脅條件下，資產階級才不得不讓出一部分利益對自己的制度進行改革。所以資本主義的改革成功，不能說馬克思說錯了，實際上是馬克思的功勞。但不管怎樣，我們看實際的結果，就是自由資本主義通過自身的改革，獲得了比蘇聯式社會主義更為頑強和更為長久的生命力，創造出了更多、更大的財富。直到今天，美國人搞的那一套的互聯網、他們發明的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等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創造出來的這一輪電子信息革命仍然在主導著全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這一點是必須要承認的。不管是美帝國主義是不是紙老虎，這個事實無法否認。
07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
在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就一度因為盲目學習蘇聯而遭到慘重的損失，最後探索出來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這才建立了新中國。因此，從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就一邊學習借鑑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一方面也積極強調獨立自主，努力探索一條更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種探索很多人說是從1978年開始的，也有人認為是從1956年開始的。為什麼從1956年開始呢？就是赫魯曉夫在斯大林死了以後的蘇共20大做報告，徹底否定斯大林的路線。在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就選擇了一條跟蘇聯進行鬥爭，反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蘇聯叫做蘇修，蘇聯是修正主義，我們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中國真正拋棄蘇聯社會主義的體制實際上從1956年就開始探索了。這個探索是什麼呢？不是先搞自由市場經濟，而是先拿官僚集團開刀。搞了各種運動，號召大家要整頓我們的黨，來打倒一些我們黨內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管具體的提法是什麼，總的來說，中國共產黨人確實在試圖探索一種以前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從來沒有去幹過的事情。
後來到了改革開放，我們又換了一個方法。引進市場經濟的理論，鼓勵通過自由競爭來推動經濟的發展。這條道路直到今天也還是在路上，但是目前來看成績應該說還是主要的，中國以前所未見的長期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暴露出了很多問題，特別是社會貧富差距又出現了急劇擴大的現象，特別是醫療、教育、住房價格快速上漲，被很多人戲稱為“新三座大山”。這種現象，應該說與馬克思主義的初衷在某種程度上是違背的。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初心不就是要追求社會公正嗎？能夠允許今天出現這麼嚴重的社會問題、貧富差距嗎？這是說不過去的，必須要有很大力度的改革才行。
但這種改革，確實不能夠也不可能再回到蘇聯式社會主義道路上去，不可能再建一個純粹的公有制社會，然後通過計劃經濟的路，那條路確實是已經被證明走不通了。
現在處在一個矛盾期，一方面要通過自由市場的交易來保證經濟的活力，另一方面要通過什麼辦法，讓這種活力不會帶來當年馬克思所反對的極端的人剝削人的社會不公平的現象？這就需要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要進行創新。
08
對馬克思主義公平理想的一個反思
講完他們的基本思想，我再講講我對這種理論創新的一個思考。馬克思這一條推理的鏈條在哪個地方是不是可以補充完善一下？或者我們在理解這個思想的道路上，蘇聯到底在哪個方向出現了錯誤？
馬克思的理論鏈條有幾個重要的臺階，我們可以看一下是哪個臺階可能會有點問題？最基礎的臺階是來自於《國富論》的思想：勞動創造價值，商品的價值應該由人類在創造產品過程當中所付出的艱辛來決定。
這一條對不對呢？這一條其實很有道理。但是這裡面必須要做很多的補充。比如，每一個人的勞動效率是有差異的，人和人的差異可以非常大，可以幾十倍、上百倍的差異。毛主席說話不是一句就可以頂一萬句嗎？能不能真頂一萬句不知道，但是在工作當中，有的人一個人幹事能夠頂幾十個人、幾百個人幹事，這種情況是可能的。勞動效率的差異，勞動分工當中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異，都客觀存在。比如愛因斯坦發明相對論，瓦特發明蒸汽機對人類做的貢獻，跟一個流水線的工人天天按部就班地做事情，誰的貢獻更大一些？我們實事求是地講，雖然說人是平等的，但是瓦特和愛因斯坦的貢獻肯定要大一些。人雖然在生命尊嚴上是公平的，但是在創造效率上確實存在巨大的差異。
馬克思發明了凝結在商品當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叫平均勞動時間。平均勞動時間不是客觀存在的，只是為了解釋商品價值而提出來的一個純理論概念。有點像當年物理學家為了解釋光在真空中的傳播，提出一個並不存在的“以太”的概念一樣。不同的人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不同，但商品的價格差異沒那麼大，是因為市場競爭把價格拉平了。價格和成本的關係，用供需關係和邊際理論去解釋更合理更方便。而且，平均勞動時間用來解釋商品價值勉強也還說的過去，但用到分配上，就會出問題。平均之後，把很多具體的勞動效率差異給抹殺掉了，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財富是不是應該由創造它的人來佔有？大體應該是這樣。什麼叫社會公平？平均主義肯定不是公平。如果說財富創造出來之後，大家一人分一份百分之百地平均，這個叫社會公平嗎？不一定，大部分情況下不是公平。財富應該由創造它的人來佔有和享受，可能比平均主義更接近公平。這種社會公平其實是馬克思理論的重要出發點。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石其實有兩條：第一，財富是勞動創造的，第二，財富應該由創造者享有。我們去檢驗這兩條發現可以有很大的補充，第一財富是由勞動創造的，但是不同人的勞動效率做的貢獻存在差異。第二是如果財富由創造者佔有，那麼創造財富的勞動差異就應該體現在分配上。財富不僅是體力勞動創造的，還有腦力勞動。體力勞動比較好平均，可以用平均勞動時間去套，腦力勞動創造性很強，很難用平均勞動時間去計算？提出相對論的工作相當於多少普通勞動者的平均勞動時間？發明蒸汽機需要多少社會平均勞動時間？能說的清楚嗎？我看是說不清楚的。
流通過程也會創造財富。雖然商品是工人生產出來的，但是你自己生產一雙皮鞋，你能把它賣出去嗎？能以市場上的平均價格賣出去嗎？賣不出去的。因為市場的營銷、品牌的構建等等，這裡面的事很多。當了企業家就知道，那是特別困難。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專門創造了企業家精神的經濟學理論，在我的理解，企業家精神，就是通過創新來解決企業經營問題。創新精神不一定是隻有企業家有，流水線上的工人也可以有，普通工人也可以對某個技術改進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創造；政府官員也可以有，可以通過制度創新來提高社會的生產效率；老師也可以有創新精神，通過創造性的教育方法來培養更優秀的人才。創新並承擔風險的精神，是人類進步的普遍動力，不只是企業家有。但總的來說，創造性在人群中是一種稀缺的才能，這種才能所能創造的新財富比普通的體力勞動要高得多。誰做出了創新，推動了社會財富的創造，誰就應該獲得比別人更多的報酬。創造者應該獲得財富分配更大的部分，我認為這個也是社會公正其中應有之意。
把這兩條想明白之後，我們今天的社會一定程度上的分配差距就可以理解了。一個社會不管是社會主義也好、純粹的自由資本主義也好，人類要實現分工，不僅需要橫向分工，還一定要有縱向分工，一定要建立一定程度的金字塔結構。什麼叫金字塔結構？就是有人要負責管理，有人要負責幹活，管理者還需要被管理，一個企業一定有一個一把手、董事長，下面有董事會，董事會下面有各個部門，部門領導有幾個副手管著幾個人。蘇聯建立公有制國家，只是消滅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但是並沒有消滅人類社會的縱向組織結構。在蘇聯，總書記是一把手，下面有政治局，中央政府管著各個地方政府，再由政府管理各個企業，每個企業有廠長，廠長下面還有一套組織層級。總之，生產資料公有制並沒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人與人之間這種上下級的分工。金字塔層級的在蘇聯和美國同時存在，而且都是社會組織的核心模式。
只要存在金字塔層級的分工，那些處於金字塔上層的人物就一定會想辦法來從財富分配當中獲取一定的好處。在一個比較正常的社會條件下，處於社會上層的人應該是通過層級競爭一層一層提拔上來的優勝者，是整個社會當中比較優秀、比較能幹、腦子比較靈活、能夠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的人——大體應該是這樣，不是百分之百。如果根據我們說的誰為這個社會創造財富，誰就應該更加多地獲得財富分配，這種分工層級的不同，就是應該讓企業家比一線的工人多掙一點錢。
馬克思主義一千條、一萬條，毛主席歸結為四個字“造反有理”，這是在革命條件的精神。那在革命成功以後，開始搞生產了，應該總結成為一句什麼話呢？平均分配？不對。按勞分配？我認為也不全對。按貢獻分配可能更好一點。“創造者佔有財富”，這應該是社會公正比較基本的原則。
09
反對非創造者掠奪財富是社會公正和效率的根本
我們要對現在的制度如果進行改造，怎麼完善？是不是再來消滅一次私有制呢？我覺得私有制消滅不消滅，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消滅，還不是最根本的東西。最根本的東西，還是怎麼樣儘可能地保障創造者佔領財富。馬克思反對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因為他認為生產資料的佔有者、資本家不是創造者，不應該佔有這麼多財富。但是用熊彼特的企業家精神理論，用我今天講的這套理論去理解，成為一個企業家的人，他們中間有企業管理的勞動報酬，更重要的是如果有創新方面的貢獻，他們多掙一些錢，我認為公正合理，也符合社會進步的方向。
我們應該回到馬克思思想的最基本的地方，叫做價值創造者佔有財富。
創造者佔有財富的反面，是非創造者佔有財富，或者是掠奪財富。非創造者佔有財富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不一定是通過生產資料私有制來實現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比如說強盜，你拿了1000塊錢走在街上，一個人出來拿著刀放在你脖子上“要錢還是要命”？你要命，他就把1000塊錢拿走。這就是非創造者佔有財富。這種情況我們怎麼解決？建立一套法律制度，建立警察隊伍，把這個人抓起來。為了防止非創造者佔有財富，我們願意花一點錢給警察、法官發工資，讓他們來解決這個問題。
武裝搶劫，這最赤裸裸的非創造者佔有財富的形式。
還有第二種，隱蔽性更強一點。比如大家知道莆田系醫院很害人。它為什麼能害人呢？因為醫生比你更清楚醫學專業知識，你自己生病了但是說不清楚到底是啥問題。前段時間，有一個新聞報道，有一個小夥子到莆田系醫院去割包皮，說好了200塊錢割一次，沒問題。上了手術檯切開了，傷口還沒有癒合，醫生跟他說：你這個地方發現了什麼問題，需要做一個手術，不然你會出大問題，會喪失生育能力。這個手術1.5萬，做不做？躺在手術檯上，你對自己的身體哪塊有沒有問題不知道，而是醫生說了算。醫生說如果你不做，你可能就沒法活著走出手術室了，或者終身有什麼大的隱患了。這種情況下，他多收你1.5萬，跟強盜拿著刀放你脖子上其實也差不多了。像那種莆田系醫院、黑心醫院就利用這個錢，本來這個手術是200塊錢，最後收了15200，多出來的15000，也是非創造者佔有財富的一種形式。這就不全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鍋，核心是醫生的專業知識優勢。公立醫院也有收紅包或者吃醫藥回扣的陋習，根源是人性的貪婪之心。監管到位了，私立醫院也不敢亂來；監管失效，公立醫院也可以很黑。
生產資料私有制下出現的剝削，我認為也只是非創造者佔有財富的一種形式，而不是所有的形式。在原始資本主義條件下，佔有生產資料的那些資本家，他們比普通工人多拿了好多錢。有一些錢是應該是他得到的，包括管理勞動時間的付出、開拓市場所需要的智慧、改進生產流程所需要的腦力勞動等等。這些付出和貢獻，他們就是應該多掙點錢。但是還有一部分，不是他們創造出來的，也被他們拿走了。這部分的差價才應該是真正意義上的剩餘價值。他們憑什麼拿走這部分錢呢？這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經濟體制的不公平。
從道理上講，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和資本家其實是平等合同關係。資本家可以解僱工人，工人也可以額換工作、炒老闆——你給我開的工資太低，對不起，我辭職了，我換一家工廠。恩格斯說：工人可以選擇具體被那一個資本家剝削的權力，但是沒有選擇不被資產階級剝削的權力，換一個工廠接著幹，因為失去工作就失去生存的能力。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從理論上講可以提高工人的工資，一直到勞動力市場供需完全均衡為止，這也是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核心理論。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種非創造者佔有財富的理論去分析這個機制，就會發現這套機制有個什麼問題呢？資本家和工人在談判能力上是不對等的，就好像強盜手裡有一把刀，而你沒有刀。如果在沒有警察的條件下，拿著刀的人和沒有刀的人之間的談判能力不對等。強盜的條件是“要錢還是要命”，你不能說這是強盜給你的自由選擇權。你不能跟他講：這個財富是我創造的，所以我應該佔有，你沒有創造，你就不應該佔有。你這個道理在強盜的刀下面是沒有作用的，他憑藉這把刀他就可以把你創造的財富全部拿走。莆田系黑心醫生拿的是手術刀，不是憑藉精湛的醫術治好病來賺錢。他是告訴你：你不給這麼多錢，我這一刀下去什麼後果不知道，那麼你也得多交錢。
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是什麼？因為工人的工資很低，如果失業兩到三個月就會發現收入可能沒辦法養活自己、沒辦法養活家人。這種壓力是很恐怖的。而資本家同時僱傭幾百個、上千個工人，走了四五個工人馬上再招，就算招不起來，那一點短暫的損失相對於他的財富來說是微不足道。他就是損失一點錢，而不是損失自己的事業發展的空間。更不會損失自己的家庭幸福，更不會讓自己喪失生存的權利。
在這種情況下，兩邊談判是不對等的。資本家這一方，工人辭職就辭職，無非就是動了我一根汗毛。另外一方面，如果工人被開除，找工作要花兩到三個月的時間，他的積蓄根本沒有辦法支持兩到三個月的生存，而且他的技術根本不清楚被開除之後還能不能找到我能夠乾的事情。因為社會大分工讓每個人成為了一個螺絲釘，你這個螺絲釘被擰下來，還有沒有適合螺母擰上去還不一定。在這種巨大的風險條件下，雙方談判的這種不對等，就好像拿刀和沒有拿刀人之間的談判關係一樣，這就讓佔有生產資料的人可以超過自己的實際貢獻，從工人創造的財富中多拿走一份，也就是剩餘價值。
剩餘價值產生的機制，馬克思管它叫剝削，我管它叫勞資雙方傷害能力、談判能力的不對等。我寫過一本書，叫《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這本書裡面就用這個概念來分析經濟現象。2002年、2003年有一部書特別流行，吳思寫的《潛規則》。《潛規則》裡面發明了一個詞彙，叫“低成本傷害權”。什麼叫低成本傷害權呢？如果一個人可以很輕鬆對另外一個人造成很大的傷害，而自己不用付出對等成本，這就叫低成本傷害權。擁有低成本傷害權的人，就可以在分配當中得到好處。吳思用這套思想來分析中國古代的官僚制度。
在古代，司法體制不健全，一個人打官司，審判者審判的主觀空間很大，完全是可寬可嚴。
吳思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有一個人家的小妾上吊死了，本來是自己自殺的，誰也不用承擔責任。但是小妾的家兄要到縣政府去告，說是被害死的。在古代的條件下，這個案例怎麼判？縣太爺的自由裁判權就很大。在這個案子裡，縣太爺比較貪，他聽說這家是當地有名的大戶，很有錢。二話不說，抓起來先打一頓板子，說主人和正妻合謀害死小妾。大戶人家馬上就害怕了，承諾送上鉅額賄賂。縣太爺對金額比較滿意，就說了經過審查，確實是自殺，無罪釋放。
在重罪和無罪之間可以自由裁量，而裁量的結果對縣太爺本身沒有任何損害。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他就可以在財富分配當中佔有非常有利的地位。
人放了以後，大戶人家承諾的賄賂沒有百分之百地送上來。縣太爺生氣了，宣佈發現了新的證據，又把人重新抓起來，說小妾還是被害死的。最後女主人被迫自殺，說這確實是我乾的，罪責在我一個人，這個案子才算結了。
在整死人和放人之間，縣令的權限非常大。這種情況下才出現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當三年知府比較清廉的，還能夠掙十萬兩銀子。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呢？就是因為在這種體制下，你可以輕易地傷害別人，而別人沒辦法傷害你，所以你就會在財富分配當中佔據有利地位。這個才是真正人類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的起源，這是比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更本質的東西。在我前面講的例子下面，縣太爺不需要佔有生產資料，照樣可以輕鬆地佔有別人所創造的財富，靠的就是低成本地傷害別人。
我認為，我們要堅持馬克思的思想，最核心的是什麼呢？核心就是儘可能地制約和消滅這種不對等的低成本傷害權，儘可能創造一個由財富創造者來佔有和享有財富的社會制度。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批判是其中的一個維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維度，但是確實不是全部的維度。
如果我們只盯著一個維度，很有可能出現什麼呢？按下葫蘆起來瓢——你把這個問題解決之後會發現暴露出來一個更大的問題，或者與之相等非常嚴重的問題。比較典型的就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徹底消滅了私有制，徹底消滅了資本家。消滅完了發現什麼？冒出來一個空前龐大的官僚集團繼續壓榨老百姓，繼續讓創造財富的人得不到應有的收入。出現了這種情況，所以這個社會制度最後還是倒臺了。
我們要多維度思考，不僅要反對基於私有制的人剝削人的關係，還要學會制約權力，學會制約政府權力。這方面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有些制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確實也學了很多，社會輿論的公開監督、網絡監督、發揮社會主義民主等等，我們也學了很多。
除此之外，除了要制約資本、制約權力，還有我說的莆田系醫院是不是要打擊一下？莆田系醫院是因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嗎？不是因為生產資料私有制，核心是因為利用醫生的專業知識來製造恐懼。這種情況下，這些人應該不應該打擊呢？也應該去嚴厲打擊。怎麼打擊呢？要嚴刑峻法，殺一儆百。除了要收拾這些人之外，還可以考慮從根本上要削弱專業知識的差距和鴻溝。
怎麼樣削弱呢？有很多的辦法，比如說現在有大眾點評，通過公開的點評、監督、大數據等等，通過多種手段讓醫生專業知識優勢所帶來的特權能夠儘可能抹平。比如看個感冒，大數據分析顯示：平均成本是50塊錢。有個別人的感冒特別嚴重、或者病情很特殊， 50元治不好，可能5千或5萬才能治好。沒辦法，病人的情況就是千差萬別，50只是平均數。但是通過大數據來分析，大部分醫院，去看感冒的人80%是50%塊錢治好的，15%是500塊錢治好了，5%是5000甚至是以上的錢治好的。而某一家醫院，80%的感冒都是500塊錢以上才治好的，那這家醫院就很有可能有問題。醫生的專業知識，能蒙個別人，蒙多了，就會被大數據發現，然後就是司法調查和法律的嚴懲了。通過這樣的方式來縮短醫生和病人雙方談判能力、議價能力的不對等，才能夠建立一個更加均衡公正的社會。
10
清醒認識企業家精神的正面和反面
對企業家也是一樣。有人說企業家精神就是冒險，就是創造。我說，錯了！企業家精神是通過創新和承擔風險來創造對人類有益的財富。“有益的財富”是根本，是底線。如果通過創新和冒險來掠奪別人的財富，那就不是企業家精神，是強盜精神。創新和承擔風險的行為必須是創造性的，而不是破壞性的。創新本身是個中性詞，不是褒義詞。電信詐騙的騙子也很會創造，剛開始是說中獎，後來不靈了，又說是富婆找你借精生子。利誘的方法不好使了，又想出來恐嚇，說你的賬戶涉嫌洗錢，必須轉移到安全賬戶……等等，創新能力強著呢。
跟電信詐騙的騙子比起來，莆田系醫療詐騙的隱蔽性就要強得多。所以今天，好多電信詐騙的騙子被抓起來，莆田系的老闆們還是安然無恙。
企業家精神走歪路，不僅是電信詐騙和莆田系，還有更高級的做法。我再舉一個案例。
高盛集團國際著名的投資銀行。2008年的時候，他們跟深圳一家從事能源的電力企業深南電簽訂了期貨合同，就是對賭石油價格的漲跌。深南電要發電，每年要大量進口石油，如果說石油價格暴漲，高盛按照一定的價格給深南電補償。如果石油價格暴跌，深南電給高盛一些錢，相當於對沖。深南電就可以保障未來十年可能都能以固定的價格買到石油，這樣好算成本。看起來是對沖風險，但是高盛是投資裡面的專家，他搞了一套特別複雜的模型，不動聲色悄悄地塞到合同條款裡面去，最後大家簽了一個合同。簽了這個合同是不是自願的？是自願簽了合同。那個模型深南電沒有看懂，以為就是普通對賭，實際上模型裡面有漏洞。如果石油價格在正常範圍內波動，雙方損失或賺到的錢都是有限的。我就最掙錢，虧就虧一點點但一旦油價波動超過正常範圍，高盛的損失仍然是有限的，而深南電的損失就可能無限擴大。深南電不知道這個模型裡邊的陷阱，它考慮的是正常的波動，油價上漲多花錢高盛給補，油價下跌少花錢就讓高盛也分一點，總之無所謂。
結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石油價格異常波動，這一波動，按照模型的條款一計算，深南電根本賠不起，快被搞破產了。這種事兒下叫不叫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家精神賺錢呢？不是啊，就是一幫有知識、頭腦聰明的，利用他們的智商和知識，不想正道，給你設一個漏洞讓你鑽。如果這個合同執行，這幫人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把我們國家的能源巨頭收入懷中，深南電就變成他們家的了。後來還是中國政府出面給高盛施壓，才把問題擺平了。
企業家精神可以變好也可以變壞，可以創造財富也可以掠奪財富。從直接搶錢，到電信詐騙，到醫療欺詐，到合同漏洞、內幕交易等等，掠奪型企業家精神層次豐富、類型多樣。這個我在《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裡邊用“企業家精神的四方向假說”做了分析。上面只是幾個簡單的案例。
總之，改革開放幾十年，誕生了好多很厲害的、創造新財富推動社會進步的好的企業家，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依靠“創造性”掠奪別人創造的財富歸自己所有的壞的企業家。一個好的制度，必須要能夠有效的鼓勵對社會有益的創新，嚴厲的懲罰危害社會的創新。亞當·斯密告訴我們應該如何鼓勵前者，馬克思告訴我們應該如何消滅後者。馬克思的思想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就是追求社會公正，要求社會財富的創造者能夠享受勞動的果實，這是最核心的東西。在這個基礎上，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是妨礙財富公平最核心的原因。這個維度我們也要繼承和學習，但是應該從更全面的維度來看待。
我們一方面是要想辦法馴服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另外一方面在別的維度也必須去思考怎麼制約權力，怎麼制約暴力的傷害權、消滅暴力，怎麼消滅醫學專業知識、人身傷害這方面帶來的不平等分配。今天的醫療教育成本飆升、房價上漲、物價上漲，這些方面在不同的維度都要去思考，你才可能建立一個真正理想的公正的社會。
延伸閱讀：
經濟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比較與啟示
【編者按】在我們的通常印象中，馬克思主義是作為“民族主義”的敵人而存在，藉此，一些激進左翼把馬克思主義與“民族”絕對對立起來，否認馬克思主義者有考慮民族、民族國家因素的必要，這種粗暴地簡單化對待問題的做法顯然是流於膚淺的。本文所述“經濟民族主義”不等於一般“民族主義”，它強調的是民族國家提高自身生產力、採取各種手段提升自己競爭力的關切。同時在本文末尾作者也對“經濟民族主義”的消極方面做了批判。
“經濟民族主義”常常被信奉自由主義信條的人斥為“保護主義”——但是，難道所謂自由貿易在歷史上不是一直作為資產階級在國際範圍內巧取豪奪所打著的漂亮旗號而存在的嗎？“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到底什麼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6頁）
事實上，回顧過去四十年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人在“自由貿易”“自由市場”“全面開放”等教條面前跪得越是惶恐惶誠，中國就越來越快地同世界資本主義接軌、經濟命脈就越掌握在別人手中。全球化進程並非公平規則之下的共同競爭，而是以少數發達國家為代表的資本在全球的新一輪擴張與掠奪。
本文的意義在於，論述了馬恩對待欠發達國家地區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落後國家進行貿易保護的支持態度。這一點對於我們考察後發展國家的社會主義進程有著特殊的意義。20世紀特殊歷史背景下造就了社會主義革命在少數國家取得勝利，客觀發展階段的滯後給這些革命後的國家提出了嚴峻的現代化任務：它們需要在一種非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實現工業化、生產的社會化——對現存的資本主義世界完成某種“趕超”。顯然，這種“趕超”式的後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就不得不帶有一定程度的“民族色彩”，實行某種“經濟民族主義”的措施，保護和發展本國工業。而社會主義進程在這些國家的展開也不可避免地以民族國家為主要顯示形式。
落後國家並不能簡單地聽信“自由貿易”“國際秩序”的指揮棒，也不能將自己的命運寄希望於諸如“世界銀行”“自由世界的援助”一類幻想之上。基於這種出發點，馬列之聲推送此文，希望大家能得到某種啟發。
經濟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比較與啟示
作者簡介：賈根良(1962-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北京 100872；陳國濤(1984-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內容提要：發達國家的自由貿易政策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是經濟民族主義這同一硬幣的兩面。自19世紀50年代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的看法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也導致他們對欠發達國家的政策選擇——自由貿易還是貿易保護的觀點發生重大變化。本文探討了這種變化的原因，並通過文本解讀和比較研究的方法，揭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與以李斯特等人為代表的經濟民族主義學說之間所具有的廣泛的共同觀點。對於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來說，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這些共同觀點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著作中，他們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觀點都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準繩，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出發來進行論證的。他們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在無產階級全面取得政權後，人類最終將從階級社會過渡到無階級社會。從這一點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似乎與以李斯特為代表的經濟民族主義者的觀點沒什麼交叉之處，因為在前者看來，民族鬥爭是從屬於階級鬥爭、民族發展是從屬於人類社會發展的，而後者則主要關注各民族國家作為個體如何實現自身的發展。但通過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重新梳理，我們發現在階級鬥爭這一基本命題背後，他們對於階級社會中的民族解放鬥爭、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等問題也有著清晰的認識，而這些認識與欠發達國家經濟民族主義的基本觀點，例如欠發達國家的幼稚產業保護、欠發達國家工業化的基本原則，有著不謀而合之處。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分析經濟民族主義基本概念的基礎之上，對經濟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①之間的交叉與分歧進行初步解讀，並進一步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欠發達理論對於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為什麼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什麼是經濟民族主義 經濟民族主義一詞的廣泛使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但其思想則可追溯到16-18世紀的重商主義時期。在其隨後的發展過程中，比較著名的經濟民族主義者當屬德國曆史學派的先驅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以亨利·凱里(Henry Carey)為代表的美國學派。但直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學者對經濟民族主義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定義。例如肖夏娜·坦賽(Shoshana B.Tancer)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是指一個國家的這樣一種願望：在世界經濟體制範圍內掌握本國的經濟命運，以及在本國領土範圍內行使主權，決定誰可以開發自然資源，誰可以參與各經濟部門的活動。”②坦賽顯然是從國家權力的角度來理解經濟民族主義，而這與當時拉丁美洲的經濟狀況是密切相關的。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觀點也與之類似，重點強調國家利益，認為經濟民族主義的核心思想就是經濟活動應當從屬於國家建設的目標，為國家的利益服務。但喬治·科瑞恩(George Crane)等人則批評了吉爾平的概念，認為他的概念缺少對民族主義的強調，實際上只是一種國家主義。還有人直接把經濟民族主義等同於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例如大衛(David Levi-Faur)就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是現代形式的保護主義，它反對商品、服務、資本或人的自由流動。這種觀點顯然有失偏頗，太過於片面。 綜合上述學者的一些觀點，再結合傳統的經濟民族主義理論，筆者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應包括以下幾個要點。 第一，要體現整個國家的利益，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地區局部利益和國際利益之上。就像17-18世紀工業革命前夕的英國那樣，“英格蘭孕育發展了經濟民族主義……早期英格蘭的經濟民族主義專注於民族的共同利益，而英格蘭個體民族成員的利益則被認為是從屬性的。”③這一點主要是針對主流經濟學虛偽的“世界主義”的，李斯特在其經典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對後者有過深刻的批判。此外，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ield)對此也有著類似的看法。例如，對於被主流經濟學奉為鼻祖的亞當·斯密及其《國富論》，他曾這樣評價道：“斯密的思想充滿著對民族理念的欣賞，民族主義賦予他靈感，以《國富論》一書開始，如果離開了英格蘭民族意識的框架，就無法正確地理解他的任何論述。……換句話說，斯密的世界主義是個花招，是英國民族主義的工具。”④因此，主流經濟學所謂的“世界主義”實質上也是一種經濟民族主義，更確切地說，是一種站在領先國家立場上的經濟民族主義。 第二，經濟民族主義的核心目標在於提高民族國家自身的生產力，用李斯特的話說就是“創造財富的能力”，而且這種力量不是眼前的、暫時的，而是長期的、永久的。因此，民族國家的所有政策制定，都應該以這一目標為中心。對於這一點，我們尤其應該注意的是，要“區分經濟民族主義中的目的與手段，內容與形式，避免把經濟民族主義歸結為一種民族情感，更重要的是要避免把它等同於人們習以為常的民族國家為增進民族財富的手段，例如‘自給自足、重商主義、保護主義、國家干預、戰略貿易’等等。雖然這些形式都被經濟民族主義所利用，但不過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目標所為。”⑤顯然，艾薩克和大衛對經濟民族主義的認識就犯了這方面的錯誤，他們沒有把經濟民族主義的目的與手段分開，僅僅把它等同於保護主義。事實上，在李斯特看來，隨著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尤其是工業競爭力的不斷提高，最終必須走向自由貿易，這樣才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換句話說，對於像英國這樣的領先國家，如果站在英國的立場上，李斯特是完全支持它實行自由貿易的。因此，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建議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會隨著一國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只不過我們在探討欠發達經濟問題時，總是會站在落後國家的立場上來思考問題，因此經濟民族主義才會被貼上“李斯特”的標籤。不過，這對於我們研究欠發達問題不會有什麼影響。 第三，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它僅用經濟學術語就能得到充分解釋，而無需考慮意識形態和種族等因素。往往我們在談到民族主義時，總是會把它與這些因素聯繫在一起。這樣，狹隘的民族主義、尤其是民粹主義總會導致一些非理性決策的出現。但經濟民族主義只是從經濟視角出發考慮發展問題，它需要民族精神作為經濟發展背後的一種支撐力量，但除此之外它與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沒有太多關係。因此，把經濟民族主義稱之為經濟國家主義或者國家主義經濟學也未嘗不可。 二、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民族發展與階級鬥爭關係的觀點 前面已經講到，經濟民族主義是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上來分析經濟發展問題，而馬克思主義則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發展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是階級鬥爭而不是民族鬥爭。因此，他們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民族鬥爭從屬於階級鬥爭、民族利益從屬於階級利益。但在這一基本觀點背後，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民族發展與階級鬥爭之間關係的認識也經歷了一次階段性的變化。 在其觀點形成的早期階段，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只強調階級鬥爭。在他們看來，所謂的“民族主義”帶有明顯的資產階級的階級屬性，對民族主義的強調實質上就是對資產階級利益的強調。正如馬克思在《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所指出的：“不管單個資產者同其他資產者進行多麼激烈的鬥爭，資產者作為階級是有共同利益的；這種共同性，正像它在國內是針對無產階級的一樣，在國外是針對其他國家的資產者的。這就是資產者所謂的他的民族性。”⑥正是因為每個國家的資產階級的特殊利益都寓於民族主義之中，因此為了無產階級鬥爭的勝利、為了全人類的解放，各國無產階級應該摒棄民族偏見，一起來面對資產階級這個共同的敵人。這個時候各個民族自身的發展是次要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才是主要的。 但 自19世紀50年代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態度有所轉變，他們開始重新思考民族主義問題。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1848年爆發的歐洲革命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意識到了民族解放與各國無產階級的鬥爭之間具有一致性。因為各國的無產階級要想在本國打敗資產階級、取得最終的革命勝利，它首先必須上升為民族的階級，而要成為民族的階級就必須獲得民族獨立，取得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正如恩格斯所言：“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無論如何只有在獨立民族的範圍內才有可能。”⑦一個受外國奴役或者控制的民族國家是很難建立起本民族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因此也就無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這種奴役或控制是以殖民地的形式存在的，而在今天則是通過不平等的國際分工以及跨國公司來實現的，它們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當然，這種民族解放運動必須要以無產階級革命為最終目標。 第二個原因就是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現實讓馬克思和恩格斯意識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雖然是大勢所趨，但不是短時期內能夠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受壓迫的落後民族可以而且也應該首先發展自己的民族經濟，同時也培育本民族無產階級的力量，為將來的階級革命作準備。 例如，馬克思在1867年11月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就明確指出愛爾蘭需要脫離英國而獨立，要對英國實行保護性關稅以發展自己的工業。而這種看法同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論述德國問題時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轉變呢？難道是因為愛爾蘭的資產階級比20年前的德國同行更為先進？顯然不是，只是因為馬克思意識到了資本主義的生命週期將比他原先設想的要長。”⑧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各民族之間的利益衝突始終會存在，只有“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一致化，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孤立性和對立性日益消逝下去”⑨。這也就是說，馬克思所講的無產階級專政後各民族之間的對立和隔閡的消失、全世界的民族大融合的實現是有條件的，那就是生產力高度發達、各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趨於一致，人類已經得到徹底解放。而在生產力還沒有達到這一要求的時候，各個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還無法達到一致、甚至差距較大的時候，各民族國家之間的利益差別就顯現出來了。領先國家對落後國家的剝削不僅會激發兩個國家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激發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因為領先國家的資產階級可以通過讓渡一部分從落後國家掠奪來的利潤，從而緩和與本民族無產階級的矛盾，雖然無產階級能夠獲得的仍然只是基本生活資料，但他們的基本生活資料與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所能夠獲得的基本生活資料相比相差極大，這種生活水平的差別自然會激發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從而有意無意地把不同國家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利益捆綁在一起。有時，領先國家的無產階級對於這種剝削也是喜聞樂見的，正如恩格斯在1882年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那樣，“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們(指資產階級——引者注)共享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⑩而在今天，這種情況則更為普遍。反之，如果領先國家的資產階級無法對落後國家進行剝削的話，他就只能剝削本國無產階級，從而激化兩大階級之間的矛盾、加速社會革命的爆發。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則會趁此獲得進一步的發展，無產階級的力量也會隨之增強，兩大階級的矛盾也會朝著激化的方向發展，進而為社會主義革命埋下革命的種子。而在這個時候就可以真正實現各國無產階級之間的聯合，共同反抗資產階級的統治。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利益、尤其是落後國家的民族利益與階級革命之間具有完全的同一性。 三、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階級社會中欠發達問題的論述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在人類社會進入無階級社會之後，生產力水平將會高度發達，所以不會存在發達與欠發達問題。因此，欠發達問題只會存在於階級社會。而對於階級社會中的欠發達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作過系統的論述。因為發達與欠發達問題實質上是一種民族矛盾，而民族鬥爭是從屬於階級鬥爭的。消除階級矛盾從而消滅剝削之後，民族矛盾自然就會得到解決。因此，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在通往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中，欠發達問題始終是客觀存在的，而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之間又具有某種一致性，那麼，如何在不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思想的條件下，探索出一條民族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道路對於落後國家、特別是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講將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對此也有較多的論述，這些論述與經濟民族主義的觀點有著諸多類似之處。 1.“工業”(11)對於落後國家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關於工業對一個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性，重商主義、李斯特和美國學派等都有過大量的論述。從經濟發展方面看，李斯特在談到城市生活與工業時總是極盡讚美之詞，關於工業對農業、商業、生產和消費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都有過詳細的論述。從社會發展方面看，“李斯特還看到了農業與專制、工業與自由之間的聯繫，工業增長的非經濟效應是李斯特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2)。同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從兩方面對工業的作用進行了論述：一是階級鬥爭的角度，二是純粹的民族經濟發展的角度。 首先，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也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講，一個強大的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前提條件。而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首先必須要培育出無產階級，也就是使農民變成工人，要從一個農業國發展成一個工業國。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是不可能孕育無產階級革命的種子的。而且資本主義工業越發達，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越尖銳，無產階級的力量也就越強大，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希望也就越大。因此，工業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與結果。對於欠發達國家來講，不光是從經濟上追趕先進國家需要發展工業，從階級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更應該發展自己的工業。 其次，從純粹的民族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工業的繁榮是一國經濟繁榮的基礎，也是一個國家避免處於被奴役地位的關鍵。就像恩格斯在談到德國問題時指出的那樣，“整個國內貿易、漢堡和不來梅以及斯德丁一部分的海上貿易的繁榮、銀行業的繁榮，都依賴於工業的繁榮”(13)。而那些依靠農產品和原材料出口以換取工業製成品的國家則註定貧窮，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著清晰的認識。例如恩格斯在《德國的制憲問題》中指出：“這兩個國家(指英國和法國——引者注)的富有首先是依靠工業品的輸出。相反地，德國輸出的工業品很少，而輸出的穀物、羊毛、牲畜等等卻很多。”(14)在為馬克思的《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的英文版作序時，恩格斯針對美國當時的情況同樣指出：“像美國人這樣一個大民族不能只靠農業為生，因為這等於讓自己註定永遠處於野蠻狀態和從屬地位；在我們的時代，任何一個大民族沒有自己的工業都不能生存。”(15)類似的，馬克思在1879年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一般說來，鐵路當然有力地推動了對外貿易的發展，但是這種貿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國家裡卻加深了群眾的貧困。”(16)顯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觀點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出口製成品、進口原材料”的工業化基本原則是不謀而合的，他們都認識到了工業對一國經濟發展的至關重要性。 此外，對於把國際分工和比較優勢單純歸結為自然稟賦的觀點，馬克思也作過辛辣的諷刺和批判。他在1848年《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中曾講到：“先生們，你們也許認為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稟賦吧。二百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係的自然界在那裡連一棵咖啡樹、一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也許不出五十年，那裡連一點咖啡、一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為東印度正以其更廉價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稟賦作競爭。而這個自然稟賦異常富庶的西印度，對英國人說來，正如有史以來就有手工織布天賦的達卡地區的織工一樣，已是同樣沉重的負擔。”(17)通過這段話可以看出，馬克思對於所謂自然條件決定比較優勢的理論是持否定態度的，換句話說，工業優勢是可以通過後天發展而獲得的。這與經濟民族主義對被主流經濟學奉為經典的比較優勢理論的批判是一致的。 2.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觀點的新闡釋 前面已經講到，工業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那麼一個國家應該如何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呢？或者說該採取哪種政策，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對此，經濟民族主義的觀點非常明確：對於落後國家來講，在經濟起步的過程中必須對本民族的工業進行保護，至於自由貿易，它只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一種選擇。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有何看法呢？通過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相關著作的解讀，我們發現，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可以從三個角度來分析：首先，從無產階級的角度講，無論是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都只是資產階級的遊戲，與無產階級沒什麼關係；其次，從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角度講，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支持自由貿易的；最後，如果拋開階級分歧，僅僅從民族國家的經濟發展的角度講，保護主義顯然對落後國家是有利的。目前，面對當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的觀點作一些發展，使其在當代條件下更加有利於指導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指導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從無產階級的角度來考慮，馬克思和恩格斯無論是對自由貿易還是貿易保護都持批判態度。 因為“不論佔統治的是保護關稅制度還是自由貿易制度，或者是以這兩者的原則為基礎的混合制度，工人得到的工資都不會多於他維持起碼生活所絕對必需的”(18)。所謂的自由貿易不過是資本追逐自由、追逐利潤的要求，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全球統治的表現。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宣稱自由貿易能夠提高全球生產效率、降低商品價格，從而提高人們的福利水平，但實際上“隨著自由貿易的逐漸實現和成為生活現實，勞動商品的這一規律，即最低工資的規律也就愈益明顯地顯現出來”(19)。因此，所謂自由貿易提高人們的福利水平對無產階級來說只不過是個美麗的謊言。貿易保護又怎麼樣呢？馬克思認為保護主義不過是資產階級借用“民族主義”情緒把無產階級拉到同一條戰壕裡，使其心甘情願地接受自己的剝削，而反對外國資產者的剝削。這正是馬克思對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的批判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所以，對於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來說，他們應該“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愛，用以對抗舊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偽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義。”(20) 從社會主義革命的角度出發，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支持自由貿易的。無產階級的解放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因此任何有助於無產階級解放、有助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策，馬克思和恩格斯必然是採取支持態度的，而在他們看來，自由貿易正是這樣一種政策。“因為在實行自由貿易以後，政治經濟學的全部規律及其最驚人的矛盾將在更大的範圍內，在更廣的區域裡，在全世界的土地上發生作用；因為所有這些矛盾一旦擰在一起，互相沖突起來，就會引起一場鬥爭，而這場鬥爭的結局則將是無產階級的解放。”(21)在馬克思看來，自由貿易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選擇，反過來它也會加速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資本主義越是發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也就越激烈，這樣就會加速社會革命的爆發。因此，自由貿易是推進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一種有效手段。“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22) 在這裡，馬克思的邏輯是，無產階級貧困化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條件，自由貿易必然導致落後國家廣大人民群眾的貧困化，貧困化引發社會革命。在更一般的意義上說，落後國家實施自由貿易將導致社會動盪，這種社會動盪有可能被引向社會主義革命，如19世紀60年代法國實施的自由貿易政策是催生巴黎公社的重要原因，以及後來在受到帝國主義奴役的落後國家所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只是在加速社會革命的這種意義上才贊成自由貿易。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自由貿易在落後國家並沒有催生社會主義革命，它所導致的卻是週期性社會動盪、長期停滯和追趕發達國家的國家組織能力的喪失，正如拉丁美洲和非洲等一些國家所表明的，很顯然，這種情況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不願看到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會反對自由貿易。這一點對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尤為重要，如果要維持社會穩定並建設和諧社會，就不能實行與發達國家一樣的自由貿易，至於對民族工業如何保護，則是需要討論的另一個問題。 從落後的民族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考慮，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支持貿易保護的，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後期關於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的主要觀點。在階級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不成熟的時候，雖然階級矛盾始終存在，但仍然有必要站在整個民族國家的立場上，考慮民族國家的發展問題，這也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自19世紀50年代開始重點關注落後的民族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民族國家的發展重點在於發展自己的工業，對於如何發展自己的工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與經濟民族主義的觀點是一樣的，即實行貿易保護。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相當多的論述。例如，對於大力宣揚自由貿易的英國，馬克思和恩格斯用英國經濟發展的史實證明了其“自由貿易”的虛偽性。恩格斯在1888年為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講所作的序中指出：“現代工業體系即依靠用蒸汽發動的機器的生產，就是在保護關稅制度的卵翼之下於十八世紀最後三十多年中在英國發展起來的。而且，好像保護關稅率還不夠似的，反對法國革命的幾次戰爭又幫了忙，確保了英國對新工業方法的壟斷。英國的戰艦割斷英國在工業上的競爭者同他們的殖民市場之間的聯繫達二十多年之久，同時又用武力為英國貿易打開了這些市場。南美各殖民地脫離了它們的歐洲宗主國，英國侵佔了法國和荷蘭的所有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被逐漸征服——這就把所有這些廣大領土的居民變成了英國商品的消費者。於是，英國在國內市場上實行的保護關稅制度，又用在國外對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費者實行自由貿易作了補充。由於兩種制度的這樣巧妙的結合，到戰爭終了時，即1815年，英國就已經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業部門的世界貿易的實際壟斷者。”(23) 上段話充分反映了，英國經濟的起飛是建立在保護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基礎之上的，而絕不是所謂的自由貿易。它之所以宣揚自由貿易是因為它在世界市場已經佔據壟斷地位，其自由貿易理論是“建立在英國應該成為農業世界的唯一大工業中心這樣一個假設上的”(24)。當英國能夠領先全世界的時候，它極力宣揚自由貿易，但當它失去自己的工業壟斷地位的時候則完全換了副嘴臉。例如，在保護主義的條件下，英國在1830年就已取得對其他國家的絕對的工業領先地位，因此在1860年，英國單方面取消了所有貿易和關稅上的限制，但隨之而來的結果是英國沒有料到的：在全面實行自由貿易20多年後，英國的工業優勢地位就受到美國和德國等國的挑戰。不僅如此，英國在各種工業發明方面已經落後於美國，而且德國也逐漸趕上來了。針對這種情況，1886年，英國著名政治家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開始呼籲英國放棄自由貿易政策，實施關稅保護，在全國很快就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關稅改革運動。對此，恩格斯在1888年為馬克思的《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的英文版所作的序中評論說，“它的工業壟斷地位是一去不復返地喪失了，同其他各國相比，它正在不斷喪失地盤，而它的競爭者卻正在取得進展，它將落到只得滿足於作為許多工業國之一的地位，而不再像過去夢想的那樣，要成為‘世界工廠’。為了躲開這種迫在眉睫的命運，那些在四十年前認為唯有自由貿易才是救星的人的兒子們，現在卻如此狂熱地呼籲實行用‘誠實的貿易’和懲罰性稅率等要求拙劣地掩蓋起來的保護關稅制度”(25)。由此可見，不管是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都是英國根據現實需要來進行選擇的，當它處於落後地位時，毫不猶豫地實行保護主義，而當它領先時則宣揚自由貿易。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有著清晰的認識。 因此，在談到當時處於落後狀態的德國、美國和波蘭等國家的工業發展時，他們的態度是支持貿易保護的。例如，恩格斯在《德國的制憲問題》中明確指出：“在只有英國人不怕任何競爭的今天，要建立這樣一個工業體系就需要有一套完善的、適用於一切受到外國競爭威脅的部門而且經常隨著工業狀況而改變自己形式的保護關稅制度……在德國尤其需要這樣一套保護關稅制度，因為那裡的工場手工業已經奄奄一息了。如果不規定出一套完整的保護關稅辦法，工場手工業就經不住英國機器的競爭，而所有到現在為止還靠工場手工業謀生的那些資產者、小資產者、工人也都要遭殃。”(26)對於當時的新興大國美國，恩格斯認為，如果美國要成為一個工業國，如果它有一切希望不僅趕上而且超過自己的競爭者，那麼在它面前就敞開著兩條道路：或者是實行自由貿易，進行比如說五十年的費用極大的競爭鬥爭來反對領先於美國工業約一百年的英國工業；或者是用保護關稅在比如說二十五年中堵住英國工業品的來路，幾乎有絕對把握地堅信，二十五年以後自己就能夠在自由的世界市場上佔有一個地位。事實也正如恩格斯所言，德國和美國在採取了針對英國的貿易保護政策20多年之後，到了19世紀末期，它們的工業發展水平都已趕上甚至超過昔日的霸主——英國。此外，馬克思也在1867年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針對愛爾蘭的民族發展問題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他指出，由於英國對愛爾蘭的殖民統治，迫使愛爾蘭廢除了為保護其剛剛萌芽的工業而建立的保護關稅，結果愛爾蘭工業便完全衰落了。對此，馬克思建議愛爾蘭脫離英國而獨立、進行土地革命並實行保護關稅以抵制英國。“愛爾蘭人一旦獲得獨立，需要就會使他們變成保護關稅派，就像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所發生的情況一樣。”(27) 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的態度，即支持落後國家進行貿易保護，但貿易保護政策對落後國家來講並不是完美無缺的，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會遇到很多麻煩。例如恩格斯就指出：“保護關稅制度再好也不過是一種無窮螺旋，你永遠不會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把它轉到頭。你保護一個工業部門，同時也就直接或間接地損害了其他一切工業部門，因此你就必須把它們也保護起來。這樣一來你又會給你原先保護的那個工業部門造成損失，你就必須補償它的虧損，這一補償又會像前面的情況一樣，影響到其他一切部門，並且使它們也有權利要求補償，——就這樣繼續下去，沒有盡頭”(28)。對於這一點，恩格斯的憂慮是有道理的，但這並沒有成為他反對貿易保護的理由，只不過是在實施貿易保護的具體過程中要有所注意，例如保護的對象必須是對本國經濟建設至關重要的行業，或者是那些處在學習曲線下降較快階段的行業，而不應該對所有行業一視同仁。最主要的一點是不能對原材料行業進行保護，對此，馬克思也有著清晰的認識，“因此很清楚，廢除或減輕原料關稅，對工業具有很大的意義。因此，讓原料儘可能自由輸入，已經成了合理地建立起來的保護關稅制度的重要原則”(29)。此外，恩格斯還擔心保護關稅制度一旦實施起來就不容易擺脫，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說：“民族工業的某一個部門一旦徹底佔領了國內市場，出口便成了它的必然要求”(30)，只要時機成熟，資本追逐利潤的動機自然而然會衝破保護主義的枷鎖。同時，馬克思也承認保護主義會激發國內的競爭，但他同時也認為這將使得采取保護主義措施的國家更加依賴世界市場，“自從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以來，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31)。 從上述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貿易政策的幾種論述來看，他們關注的重點在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勝利，他們支持的是有利於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政策。但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條件下，結合世界經濟發展的現實，我們對貿易政策的選擇可以作出不同的判斷。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激發階級矛盾的判斷是從世界整體的角度出發而作出的，但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最終的表現形式卻是某個國家的社會革命的爆發，而且這個國家必定是落後國家。因為自由貿易會摧毀落後國家的工業，所有的工人都會因此遭殃，而隨著工業的衰落，這些國家將“無力養活那人為地創造出來的無產階級，於是社會革命就要爆發”(32)。但這種革命並不是生產方式與生產力之間的摩擦而導致的。實際上，自由貿易摧毀的不僅僅是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也同時摧毀了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而使得落後國家從整體上受領先國家的奴役和控制。因此，這種社會革命爆發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本國無產階級與本國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本國無產階級與外國資產階級的矛盾。即使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取得社會革命的勝利，在全球自由貿易體制下，這種矛盾仍然是存在的，絲毫不會得到解決。而且，這種社會革命也不會傳導到領先國家。因為領先國家的資產階級為了緩和本國的階級矛盾，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與無產階級分享從落後國家所“掠奪”來的利潤。這也是為什麼恩格斯發現英國工人能夠十分安然地與英國資產階級一道共享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的原因。而這種“共享”在當今世界的表現則更為明顯。 即使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在自由貿易的體制下，新興的無產階級還是無法發展本民族的工業，它仍然得受到領先國家資產階級的剝削。而要改變這種狀況，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它必須實行保護主義政策，重建自己的工業體系。這一點對於處於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傢俱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現在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種情況，所有的落後國家都實行保護主義政策，那麼領先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剝削範圍將大大縮小，可能僅限於少數幾個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甚至只能是本國的無產階級。一旦資本的流動受阻，其可獲得的利潤就會下降，這樣的話，領先國家的資產階級將加大對本國無產階級的剝削，階級矛盾就會激化，社會主義革命就可能在這些領先國家發生。而這種社會革命的爆發正是生產方式不符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表現。落後國家又會怎麼樣呢？它們的工業在貿易保護的羽翼下獲得發展之後，接下來的事情仍然是重複先進國家的老路，即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這是多此一舉，因為最終都會爆發社會革命。落後國家的保護主義政策卻延緩了革命的到來。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先發展工業，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或者是相反，對落後國家來講都逃不脫的一個事實是，必須依靠保護政策發展本民族的工業。 四、對經濟民族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批判 經濟民族主義，不管其政策主張如何，有一個基本的東西是不變的，即它是從整個民族國家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但是在資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的階級社會中，資產階級才是民族利益的主要代表。因此經濟民族主義從整體上分析民族利益，而不考慮階級之間的利益差別，有時甚至忽視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例如，“當李斯特談到鄉村生活時，他實際上是在說農業工人或農民的生活，當他談到城市生活的樂趣及自由精神時，他卻指的是經理人或商人的生活，而不是產業工人的生活”(33)。這樣的話對處於弱勢地位的無產階級就有失公允。正如本·塞爾文(Ben Selwyn)所言：“反自由主義的發展政策只能為發展中國家的少數精英階層帶來福利，由於它沒有分析資本—勞動關係，因此並不能為大多數底層民眾服務。”(34)他的這一評價並不完全正確，畢竟隨著落後國家的經濟崛起，無產階級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與資產階級共享經濟增長的果實，正如戰後日本和韓國所表明的。 實際上，在賴納特(Reinert)、赫德森(Michael Hudson)和廖子光等人對李斯特學說的當代發展中，他們對工人、農民和其他中下層收入者的關注已成為其理論工作的一個重要特點。賴納特就認為國民的實際工資是衡量國富國窮的首要標準，這裡的國民首先當然是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工人和農民；赫德森也對美國學派的高工資經濟學說推崇備至；廖子光批評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工資套利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根源，他認為提高各國工人的工資水平是解決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之道。 儘管這些理論重點強調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但就其實質而言，其目的仍是要挽救資本主義制度的衰敗，它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關係，不能改變階級剝削的事實，這是經濟民族主義的內在侷限性。但在目前尚未出現一種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社會主義新學說的情況下，經濟民族主義對於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尤其是對於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講，勞動階級的利益已經成為民族利益的主要代表，經濟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就有了完全的同一性。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按照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原則來發展自己的民族經濟。五、現實意義 通過上述對經濟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比較與分析，再結合當今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條基本結論：保護和扶植中國民族產業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最終勝利的前提保證。這條結論不僅符合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原理，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雖然今天的經濟已經全球化，各國之間的經濟活動完全超越國界，資本、商品以及人員的跨國流動使得國與國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但這並不等於民族經濟的終結。正如安德里亞斯·皮克爾(Andreas Pickel)所言：“民族經濟作為一種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經濟，仍然是全球經濟的基礎。”(35)如何發展自己的民族經濟，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給出瞭解答。 當然，今天的經濟活動已遠比當年複雜，但落後國家從欠發達到發達的歷史規律並沒有改變。我們現在需要發展的僅僅用“工業”二字已不能概括，在馬克思、恩格斯和李斯特的時代，“出口工業製成品、進口原材料”是欠發達國家工業化的基本原則，但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今天，這一原則已經轉變成為“出口高端產品、進口低端產品”。然而，作為兩者共同的基礎，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經濟活動是國家致富的基礎這一歷史規律並沒有改變。 我國目前在高端產品生產上仍處於落後地位，離發達國家的差距還很大，要想縮小這種差距並趕超發達國家，靠自由貿易肯定是不行的，貿易保護將是我國在一定時期內不得不選擇的政策。因此，“保衛民族產業和內向型經濟是實現黨中央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和諧社會、城鄉統籌、建設環境友好和節約型社會的必然選擇，是應對美元霸權問題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最後將不得不面臨的抉擇。如果仍然繼續沿襲以自由貿易、利用廉價勞動力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和依賴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中國不僅不可能崛起，而且將會在依附型經濟中越陷越深”(36)。只有解決好這些問題，我們才能實現經濟崛起，從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社會主義道路上邁出重要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