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驅逐胡虜開創大明，功業煌煌，最終未能入選四大明君，未能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並駕齊驅，有幾個重要原因。除了臭名昭著的殘暴嗜殺，還有一個毛病是心胸狹隘，猜忌疑慮之心太重，對於他人嚴重缺乏信任感，恨不得把兵權、相權全部攥在手中，給誰都不放心。洪武年間大殺功臣，根本原因就是想收回權力，集中皇權。
朱元璋把統兵大將屠戮一空，又把李善長、胡惟庸、汪廣洋、楊憲等宰相全部宰掉，並永久廢除宰相的職位，徹底實現了大權一把抓。但堂堂大明帝國，事無鉅細全靠他一人裁決，繁重龐雜的工作量，天長日久誰也受不了。於是，不知不覺間，他身邊的宦官逐漸走上臺前，成為他的重要助手。
但朱元璋馬上意識到，宦官階層同樣會給皇權帶來威脅，歷朝歷代宦官專權亂政之慘禍，實在數不勝數。朱元璋處心積慮想了一招，來防止後世皇帝寵信宦官，“洪武十七年立鐵牌，文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從此，“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就成為大明朝歷代相傳的家法，想以此來警告約束後世皇帝和宦官。
朱元璋死後，他兒子燕王朱棣和他孫子建文帝，為了皇位大打出手，數年征戰之後，朱棣贏得勝利，是為明成祖。朱棣不僅繼承了老爸的雄才大略，還繼承了老爸的疑慮猜忌心態。加之他是謀朝篡位上臺，朝中大臣對他持反對態度者不乏其人，因此對大臣的猜疑防範之心，比之朱元璋有增無減。
在此背景下，朱棣開始重用身邊宦官，把他們作為可信賴之人。於是永樂年間，原來在皇宮中深藏不露的宦官們，開始大模大樣參與政事。聞名世界的七下西洋，就是由宦官鄭和率領執行的。很多宦官被安插到軍隊中擔任監軍，代表皇帝監督武將言行。在特務機構錦衣衛之外，在開設一個級別更高的東廠，首領也是皇帝的親信宦官。
同時朱棣為了掩人耳目，免得揹負違背朱元璋家法的惡名，他還鄭重其事明發旨意：“朕一遵太祖訓，無御寶文書，即一軍、一民，中官不得擅調發。”表面看來，大義凜然冠冕堂皇，口口聲聲謹遵祖訓，其實他暗中使出偷樑換柱的法子，把朱元璋家法中“干預政事”四個字，偷偷改成了“擅調發”。
這樣一來，家法中的“不得干預政事”，就變成了“不得擅調發”，實質含義已經有了本質區別。朱元璋說的是宦官根本不準染指政事，而朱棣的意思是宦官可以參與政事，只是不得擅自做主。朱棣耍了個文字遊戲，自以為很聰明，卻不料他這一改，從此開啟了禍亂之源，把大明江山推進萬丈深淵。
以朱棣在位期間為轉折點，失去約束的宦官，此後如同猛虎出籠，肆無忌憚禍亂朝綱。明朝也因此成為歷史上宦官專權最為猖獗的時代之一。巧合的是，明朝接連發生四場慘烈閹禍，出現了有名的四大權閹。明英宗時期的王振，一手導致土木之變，致使大明皇帝變身敵國俘虜，明武宗時期的劉瑾，貪婪納賄，富可敵國，明憲宗時期的汪直，權傾朝野，擅作威福，天啟皇帝時的魏忠賢，殘害忠良把持朝政。每一次閹禍，都給明朝帶來不可彌補的重創，讓朱家皇室子孫吃盡苦頭。朱棣作為這一切災難的始作俑者，他自詡的英明之君形象也因此大受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