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魯是一個直線距離我們國家一萬七千裡的南美國家，但它的飲食文化卻跟我們很相似。你就看當地滿大街都是“吃飯（CHIFA）”招牌便能略知一二了。就有人在首都利馬的一條街上就發現了超過100多家“CHIFA”，顯得跟其他南美國家格格不入。因為大多數南美國家的主食是麵食和玉米，而非米飯。
而"CHIFA"這一詞在秘魯人讀起來是廣東一種方言發音，它代表的是當地大量的中式餐館，以及融合了秘魯本地風格的中式烹飪方法。有人還因此笑稱，秘魯是中國人不需要帶方便麵和老乾媽旅行的國家。
秘魯的餐廳
毫無疑問，中餐不僅對秘魯日常習俗的影響深遠，也已經完全成為了當地飲食文化的一部分。他們將各種中式美食印在了郵票上，來表達當地對中餐的喜愛之情。
而在他們如此熱愛中餐文化的背後，離不開一群在秘魯艱苦奮鬥的華人。這背後更是隱藏了一段他們從屈辱走向光榮的奮鬥史。
印在郵票上的中餐
在介紹這段歷史之前，我們先來看秘魯對中餐文化究竟熱愛到了怎樣的程度。我們國人有句老話說，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秘魯人更是把中國人對米飯的重視和熱愛發揮到了淋漓盡致
在那裡，沒有比炒飯（Chaufa）更深入人心了。幾乎所有秘魯家庭都配置有一口圓底炒鍋，只為了能夠隨時做出色香味俱全的炒飯。
秘魯的炒飯大賽
類似於我們中國各種特色炒飯，秘魯人也會將米飯和雞肉、豬肉、牛肉、海鮮等混著炒，混什麼炒就在炒飯的後面加一個後綴。比如雞肉炒飯叫Chaufa de Pollo，豬肉炒飯叫Chaufa de Chancho，海鮮炒飯叫Chaufa de Marisco等。
除了當主食以外，他們還拿純米飯當成是配菜，做成各種形狀端上餐桌。
美味的炒飯
當然不只是炒飯，我們喜歡的炒米粉(Tallarin)、炸雲吞等在秘魯都比較流行。就像“左宗棠雞”佔據了美國人的外賣菜單一樣，秘魯最受歡迎的菜式Lomo Saltado，幾乎是家家餐館必備的名菜。
雖說沒有特定的中文名字，但這道菜其實就跟我們這邊的蓋澆飯差不多。在西語裡，Lomo的意思是裡脊，saltado的意思就是炒，所以這道菜的名稱翻譯過來就是“炒裡脊”。
烹飪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先將牛肉裡脊切成細條，然後放到炒鍋裡和洋蔥、番茄一起爆炒，然後放上胡椒、醬油、料酒和鹽等調料，再撒上些蔥花就出爐了。
看到這裡，我們也發現了秘魯人與中國人的口味大致是相似的，但他們菜餚的賣相總是自己獨特的地方。比如秘魯雞湯（Aguadito de Pollo）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們會在雞湯的底部鋪設了一層米飯。
在他們看來，這樣與米飯混合的做法會使湯多一份令人滿足的碳水香氣，看起來也更加豐盛。不過這色澤總會讓人覺得哪裡有點奇怪，但喝起來還是很美味的。
不管怎樣，我們能從這些菜餚中看出秘魯人對中餐文化的熱愛。問題來了，遠在南美洲的他們，是如何痴迷上米飯等我們東方人愛吃的食物呢？
這又不得不先簡單介紹下秘魯獨立之初的背景情況。1821年，秘魯終於擺脫西班牙殖民統治，從此宣佈獨立，然而，當時擁有近100萬平方公里的秘魯，人口卻不足200萬。可要想發展當地的農業，秘魯得先有大量的勞動力。所以，秘魯國會當即通過一項移民法案，以此來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來秘魯發展農業。
由於秘魯地形複雜，海岸線較長，海鳥數量多，那裡很多地方就順其自然地成為了海鳥的“廁所”。在那個沒有化肥的年代，鳥糞剛好成了優質的肥料。要想富，就得先去掏鳥糞，可誰願意去秘魯這種“鳥屎橫飛”的地方？當初連秘魯在哪裡都不知道的中國人也是不願意的。
但在一些想要從中牟利的人的忽悠下，1849年首批75名華工抱著出海淘金的志向抵達了秘魯卡亞俄港。殊不知，他們來到這裡之後卻過上了奴隸般的辛苦生活。他們中與秘魯老闆簽訂契約，契約中規定勞工必須為老闆工作8年。
說是僱傭關係，但當時華人勞工遭到了種種不公的待遇。他們幹著最艱苦繁重的工作，比如挖鳥糞、墾荒、採礦修路、建設港口等，但回報卻只有一點點，待遇相當差。這還不算什麼，他們不僅在惡劣的工作環境幹活，還經常要受到監工的鞭打。
為了避免華工逃跑，當地的農場主還會給他們戴上腳鏈，就跟對待奴隸一樣。 不忍屈辱的華工奮起反抗，他們罷工逃跑，但常常跑路失敗而遭到農場主更嚴酷的拷打。
直到19世紀70年代，華工的命運才真正迎來了轉折點。他們不斷向清政府上書尋求保護的要求終於有了回應。同時國際上也有輿論在聲討秘魯當地對華工種種不人道的行為。
經過多方的協調商議，清政府於1874年正式與秘魯建交，並在同年6月24日簽訂了《中秘友好通航條約》。
從此，在秘魯的華工結束了苦力階段，成為自由人。不過由於路途遙遠，大部分華工還是選擇留在秘魯尋找新的生存機會。後來他們大多成為小商人，通過經營小餐館、商鋪、雜貨店、倒賣中國貨等商業活動在秘魯立足。經過了一百多年的奮鬥，如今華人已經在秘魯站穩了腳跟，華裔分佈在秘魯的各個階層中。
據統計，目前在秘魯的華僑華人，加上有華人血統的秘魯人，總數已達250萬人，佔秘魯總人口的10%。
而秘魯之所以熱愛米飯，則要歸功於華人帶來的水稻種植技術。這當中，為此貢獻最大的莫過於一位叫戴宗漢的華人。
貧苦家庭出生的戴宗漢，年僅6歲就跟隨家人去幹農活。他小小年紀就學會了耕田種植水稻等各種農活的技巧。可由於家境越來越差，1918年剛滿16歲的他決定遠赴秘魯打工。就這樣，他帶著一張舊毛毯，幾件舊衣服，搭著貨船千里迢迢來到了秘魯。而這一去，就去了70多年。他白手起家，靠著自己的努力改善了秘魯的農業情況。他一開始是在秘魯的百加米紋進行墾荒種地。在他奮力勞作下，原本雜草叢生的荒地變成了一畝畝能生產糧食的良田。靠著自己年少的積累，他不斷研究改革耕作技術，還毫無保留地把中國的耕作技術傳授給了秘魯的農民。
不僅如此，他有時還會親自指導耕作，又或者是直接借貸款幫助他們發展生產。
戴宗漢
為了解決秘魯北部沿海旱地種植缺水問題，戴宗漢反覆探索實踐，終於創造了一種叫“平面彎形引水法”的方法。這種方法成功實現稻田的自流灌溉，使秘魯北部變成全國第一產米區。
此外，他耐心總結培育良種，大膽地改革插秧技術，探索和推廣播育壯秧的方法；
1963年，戴宗漢創辦種植水稻技術中心，把當地水稻的單位面積產量提高了3至5倍。隨著時代的發展，他還重視引進農用機械，興辦現代磨坊，甚至還辦起了全秘魯第一科技種植樣板田，第一個養豬中心場。正是因為戴宗漢對農業所做出的種種貢獻，1968年11月8日，秘魯政府特地授予他一枚“農業功勳章”，讚譽他為“秘魯農業功臣”。
其實除了戴宗漢外，為秘魯農業做出貢獻的華人還有很多。他們將種植稻米、甘蔗、蔬菜、雜糧等方法經驗傳授給當地人，並從中國引進良種，提高了秘魯農業生產。比如秘魯優良稻種“中國白”和“中國雷丁”都是從中國廣東、福建等地引進的優良稻米種子，使每公頃產量達6000公斤，遠遠超過其他品種每公頃2000至3000公斤的產量，而且能夠實現一年兩熟。目前，秘魯每年糧食產量至少400萬噸，充分解決了當地民眾的吃飯問題。
不只是種植技術，當年來秘魯創業的華工們也將飲食習俗帶到了秘魯。一開始，秘魯人對中餐抱有偏見。可久而久之，華人憑藉著他們特有的耐心和烹飪手法，征服了秘魯當地人的胃。中國移民通過中國的傳統美食融入了本土社會並被當地人所接納。
這才有了滿大街的“吃飯（chifa）”。如今秘魯人稱呼許多中國蔬菜，如姜、白菜、菜心、苦瓜等都是根據廣東話發音，而不是採用拉美傳統的西班牙語叫法。
與當年華工被虐待不同，如今華人在秘魯也有了比較高的社會地位。其中一個重要體現華人在當地參政基本沒有了種族障礙。而在拉美其他國家，華人大多隻能以經商為主，不像在秘魯能進入政、軍、外交界等。
這一切的一切，當然離不開過去150多年來當地華人的艱苦付出，否則我們哪有如此華麗的“翻身仗”呢？我說的對嗎夥伴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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