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砚歌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形象纷繁复杂，异彩纷呈，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若要做分类清检，可概括为底层平民、民间奇人、知识分子三类，汪曾祺分别写出了他们的悲苦人生、传奇人生、窘迫人生。
我将结合汪曾祺的具体作品，从这三类人物形象出发回答问题。
01 底层平民的悲苦人生
可以说，汪曾祺是一个“平民”作家。关注底层平民的生存状态，是他创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他始终热情地注视着底层平民生活，抒写他们的悲欢离合和复杂的人生况味，并充满了对那些平凡人物美好人性的礼赞。
如《职业》中，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过早地饱尝生活的艰辛，时世维艰，却童心未泯。《小芳》中小芳淳补的母爱，《老鲁》中老鲁的憨直诚恳，无不生动感人。
他们身处社会下层，地位卑微，却有高尚的情操、坦荡的风格。他们质朴为人，心胸磊落，相濡以沫，相搀相扶共度苦难人生。
《大淖记事》的巧云被污，十一子被打，众人气愤难平，集体请愿，披肝沥胆，侠骨义举，动人心魄。
汪曾祺的作品，总是裹挟着一种难释的温暖情调。这些底层人物在遭受坎坷时，周围总有浓浓的“情”包裹着，使人不觉其苦而深深感动于其情。
他在此实际上是通过日常的生活形式和情感形式来显现人的本真灵魂，表现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心理特征和文化积淀，以实现对社会人生的具象超越和深层透视的审美执着。
汪曾祺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和视角，如实地看待和记录生活，眼光始终向下。他不追求大题材、大事件，不追求大人物，只从小人物身上落墨，开掘大精神，捕捉闪光点，赋予人物以真善美的丰富内蕴。
汪曾祺这种以平民心态关照平民生存处境而不游离于平民之外的创作态度，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02 民间奇人的传奇人生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许多身怀一技之长的传奇人物，他们多是下里巴人，“引车卖浆者流”，或为艺人，或为平民，不一而足，但身上总有引人注目与众不同的特异之处。
如《卖眼镜的宝应人》中的王宝应，“是个跑江湖做生意的”，经历多，见识广，能吹善侃，说“白话”很抓人。
《兽医》中的姚有多针法高妙，给牲口治病有奇招，善用针扎，“六针见效”，妙手回春。
《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炕小鸡出神入化，颇有得道成仙的韵味。《八千岁》中的宋侉子相马，堪称一绝。
这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凭着自己的特长谋生立足活命，但现实又常常不容其生存，他们空有一身绝技，无法施展。这也是汪曾祺，借着这些人物的命运对社会现实委婉平和的讽刺。
另外，汪曾祺本人曾在剧团任职，熟悉剧团生活，了解演员的思想以及他们的甘苦。因此，他笔下表现最多的便是演员的生活。
《露水》写一对卖唱男女的“露水夫妻”生活，凄楚感人。《云致秋行状》写云致秋舞台上下的人生遭遇，寓时代变幻于其中，通过小人物反映大背景，意韵深远。
《晚饭后的故事》写京剧导演郭庆春的成长历程；《讲用》写剧团三分队的郝有才的生活悲喜剧；《窥浴》写吹黑管的岑明一次意外的人生艳遇。
汪曾祺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对演员或民间艺人的生活描绘得绘声绘色。通过这些凡人奇事的描写，汪曾祺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宏阔的生存状态图。
他们或有侠骨，或有柔肠，但无不透射出人类最为本质的东西，形象生动、真实、感人，显示了汪曾祺坚实丰厚的生活根基。
03 知识分子的窘迫人生
汪曾祺少年就读于江阴南菁中学，青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年曾做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员、剧团编委等工作，可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深厚的文化功底使他具有浓郁的文人气质。
与生俱来的文化血源使汪曾祺对文化人有着天然的亲近，因而描写和表现文化人的生存状态成了汪曾祺作品的亮丽景观。
在描写的知识分子中，汪曾祺写得最多的，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主要写了他们的窘迫生计与无奈心态。
如《日规》写了一位国际知名的化学专家，同时又是对社会学、人类学具有广博知识的才华横溢而性格不免古怪的教授，穿的是一双“空前绝后”的布鞋——脚趾和脚跟部位都磨通了。（对应的是曾昭抡先生）
而中文系主任，当代散文大师的大衣破旧得不能再穿，他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粗毛氆氇一口钟（对应的是朱自清先生）；有些著作等身的教授，因为家累过重，无暇治学，只能到中学去兼课。（这在当时的教授中，属于普遍情况，较为著名的有闻一多先生等。）
有个治古文字学的学者在南纸站挂笔单为人治印（对应的是丹青大家彭钝夫先生）；有的教授办书法展览会卖钱。这些昔日打扮得冠冕堂皇的大学者，一个个在生活的重压下，低下了清高的头颅。作者这种善意的嘲笑，背后蕴藏多少辛酸泪。
生活的艰辛拮据使人无法顾及尊严，种种磨难终于导致一个刻苦勤奋的青年学者因营养不良英年早逝。贫穷使人丧失人格，无以为生的学子竟然去偷食一个寡妇赖以生存的母鸡。
生活的重压使这些落难文化人斯文扫地，颜面无存。精神的富有与生活的清苦构成反差。也许作者正是藉这种反差，向人们隐喻，面对生存危机和绝境，任何人都会放下“体面”，显露出人性最本质的东西。
汪曾祺以一种平静的、超然物外的心态叙述苦难，叙述苦难逼迫出的丑恶，寓苦难于平静和不动声色之中，默然无声地抒发胸中的无奈和血泪。
在《跑警报》一文中，汪曾祺则以轻松幽默的口吻，写了同一批知识分子的不同状态：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躲避飞机轰炸的故事——跑警报。
面临飞机轰炸的危险，本该是紧张、恐惧的，但观其全文，却恐怖紧张全无，反而充满了诙谐的趣味。这种趣味又并非是低级的，而是带着深刻的哲学性思考，即汪曾祺所说的文中最后一段中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不在乎”精神，这是一种“儒道互补”的真髓，也是这批知识分子们永远不能被征服的精神所在。
在《岁寒三友》、《鉴赏家》、《八月骄阳》等篇中，汪曾祺又描写了另一类知识分子形象。
《岁寒三友》中靳彝甫以画为生，“全家都是半饥半饱”。尽管如此，虽然有人登门高价求购他的田黄玉章，他仍不愿出售。但是当朋友有难，他却慨然低价贱卖，把钱分给友人。这种有难相帮的美好品质颇具几分豪爽的视钱财若粪土的侠义精神。
《鉴赏家》中画家季师傅更有几分“士为知己者死”的气质，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高门望族，不识画，一律拒之门外。但是他却专门给一个卖水果的小贩画了几幅，因为小贩叶三识画。
《八月骄阳》通过两个老人，写出了作家老舍投湖自尽的经过。“士可杀不可辱”也许是老舍当时的真实心态，几分悲怆，几分激奋，读来令人扼腕。
老舍
很明显，这三类人身上，都有一种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在闪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以其难以磨灭的魅力哺育了一代代中国文人，给了他们无数灵魂的给养，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切都是天方夜谭梦中童话，并且这种传统思想还害人不浅。
汪曾祺写这三类人物，也许是对自身遭际的眷恋和顾念，也许是无心插柳，他总是让这些文化人几经现实的蹂躏与捶打。
底层平民、民间奇人、知识分子三类人物形象，各有特征，但又并非界限分明，他们有时是交叉重叠甚至合而为一的。在当时，知识分子、民间奇人本身就是下层平民，生活在社会底层。与下层人民一道在历史变迁、时代波动中挣扎谋生，只因具有了某种与众不同的才能，方显出几分特质。
汪曾祺通过这些人物，构建起了独属于他的人物世界。他企图通过最卑微生活的来揭示最本质的和最高尚的人性，以人物的碎片来反射民族文化的光亮。
纵观汪曾祺的小说，可见得他对平凡人生的亲切关注，对人情世态的淡泊体察。在他的笔下，人的种种美好性情都被有滋有味地展现出来，韵味无穷的人格魅力光彩夺目。多种身份、多种情致的人物竞相涌出，却多而不杂，各个个性鲜明，呼之欲出。
汪曾祺始终以一种超凡脱俗、开阔豁达的胸襟看待人生，游刃于物外，以平常心下笔，并把这种具有浓厚文化气质的人生态度灌注到笔下的人物身上，使其展示出独特的人性魅力和人生光彩。
回答完毕。
佐书妍
汪曾祺这个人不简单，三岁失母，一生悲凉，他偏于悲凉之中修炼了一身的佛仙之气，成佛之人又偏有“入尘世”之心，在”尘世“他找到了”快乐之处“。难得异常！
尤以《受戒》最能窥的见汪曾祺先生的价值观内核。
一群和尚，有一座庙宇，名字是不是惯常的“xx庙”，而是听起来应该是住尼姑的”荸荠庵“。
然后！
关于这群和尚的头目，也就是普照和尚，汪曾祺告诉我们说：“（普照）他是吃斋的，过年时除外。”
关于仁山和尚，汪曾祺说：“（他）桌子上摆的是账簿和算盘。“
关于仁海和尚，汪曾祺说：“他是有老婆的。“
关于仁海的老婆呢？汪曾祺说：“白天，闷在（仁海）屋里不出来。”却是是一个懂事理的女人也！
最厉害的是仁渡：汪曾祺说：”他有相好的，而且还不止一个。“
吓，这是一群“花和尚”吗？
非也！
一群把俗世日子过的蒸蒸日上的和尚也，用汪曾祺先生的话说：“他们都是正经人。”
这群和尚找来了一个继承人，也不是外人，仁山大和尚的外甥明海，准备把他培养成接班人。
明海十三岁出家，出家那年认识了邻居小姑娘小英子。
四年后，庙里决定让明海受戒，他也就受了戒，顺理成章的事情嘛，既没有人拦也没有人管。
生活如白开水，汪曾祺的笔下也如白开水。
如椽巨笔写来写去写的就是县城如何好玩，乡村如何美丽，所有的人都如何的质朴，“桃花源”也！
到了文章最后，小英子问将来注定会成为和尚庙主持的明海说：
“我给你当老婆要不要？”
明海说：“要”!
故事结束......。
故事中应该有人出来拦一下吧？
没有！
小儿男女，不正该如此吗？
万事无碍！
葭明通半瓶历史
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作家。他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著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多篇小说。我们综观汪曾祺的全部小说，对故乡及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生活的描绘，是其创作的主要部分也是其成就最大的部分。在这些作品中，有很多是通过对故乡的小人物的描写，来展现故乡民俗风情的融洽和美丽的，但是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悲哀的，充满了悲剧色彩。汪曾祺自己也曾说过：“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情感是忧伤的，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快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化出一种带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1］。如《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徙》中的高北溟，《八千岁》中的米店老板“八千岁”，以及《陈小手》中的妇科医生陈小手等人。他们都是勤劳于本、无取于他人的小人物。他们的愿望也十分平常、无一丝非分之想。王瘦吾虽然想发财，其动机只不过是想让女儿穿上雨鞋、儿子穿上球鞋，以让他们跟上学校里的大众水准；高北溟只不过是想保住一个教职，以求积累点来实现自己的两个愿望；“八千岁” 似乎想拒绝各种人际关系，通过自己一家人勤勤俭俭、本本份份，来发家致富,但是当“八舅太爷”一出现，“八千岁”勤俭致富的的美梦也随之破灭；陈小手是一位医术精湛、救人于危险之中的男性妇科医生,他救活了团长的妻儿，却命丧观念封建落后的团长枪下，让人一阵痛心。一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善良、谨慎、与世无争、自足自乐，但是他们也有悲哀，这些悲哀来自于理想与命运、现实的冲突，使理想在现实和命运中破损。但是这些悲哀和悲伤是我们作为读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却是很平静坦然的接受了这一切。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小人物的遭遇，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上以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其悲惨的遭遇只是让人感到很悲哀和伤感。为什么汪曾祺小说中的小人物大多能从其笔下得到了“超脱”呢？文学博士胡河清通过分析高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区域之一的地利形势、历史、人物，结合汪曾祺具体作品指出：汪曾祺是一个典型的汉文化中心地域中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其作品折射出传统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强大的心理规范力量［2］。因此我认为汪曾祺小说的悲剧内涵为什么没有“爆发”而是走向了“沉默”，是因为汪曾祺对其小说中的“小人物”的成功描写而体现出来的。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对生存的要求是很低的，但是他们往往却处于矛盾的最前沿，深受着生存环境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和催迫，甚至是凌辱。作者有很多小说其实并不像其所说的那样“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3］。小说中很多小人物并没有过着幸福美满，和谐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1333363373738融洽的田园生活，而是处在一个到处充满了欺压、鄙视的生存环境，活得很凄苦和悲凉。下文主要以汪曾祺《自选集》中的小说来感受其小人物的悲哀。《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都是身怀高超技艺的小市民，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来实现发家致富。但是他们最终都失败了，王瘦吾把自己苦心经营的草帽厂廉价的卖给了竞争对手，陶虎臣却是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了丧心的军人。最后他们仅能靠朋友把惜之如命的田黄卖掉的钱来维持生活。《八千岁》中的“八千岁”是开米店的，他以两块七角钱起家，想靠自己的勤俭节约发家致富，但是当一方恶霸“八舅太爷”一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以勤俭致富的美梦也就破灭了。《珠子灯》中的孙家大小姐孙淑芸是一个熟习中外文化的才女，但是却逃不脱封建思想的枷锁，她一个人默默的守节十年，最后忧闷而亡。《陈小手》故事中提及的李花脸是一个传其父业的女医生，由于地方封建观念的笼罩，她一直没有婚嫁，成了一个老姑娘。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都很悲哀和凄凉的，其中我认为《陈小手》中陈小手的命运是最有代表性的。陈小手是一位有名的妇产科医生。他很出名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精湛，而是因为他又是一名极少见的男性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腻。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① 但是陈小手这样一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却得不到同行的认可并且看不起他，看内科的，外科的，都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去为团长夫人接生，团长在陈小手让他的夫人“母子平安”后，却认为他侵犯了自己的夫人，一枪把他打死于马下。 陈小手这样一位有责任心、医术精湛的妇科医生，却被团长这样轻易的杀掉了。难道团长可以这样随意的杀人吗？而且陈小手是他的大恩人，救活了他的夫人和儿子。救人于危难之中是中华传统思想中的大恩大德，况且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人之子，这本是一种中国传统思想中认可的大恩大德，涉及到了血缘的维系，涉及到了人性中的至深至爱的亲情［4］。团长为什么还要杀他呢？其实这里的真正元凶是中华传统的封建思想，团长只不过是一个杀人的傀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更深一层理解这个问题。首先，江南水乡是深受中华传统思想和习俗影响的地区。陈小手从一开始就没有摆脱这种传统封建思想的笼罩。我们那地方，过去很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有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手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共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时，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②其次，团长说的“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的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日他奶奶！”这里已经指明了谋害陈小手的真正元凶是——我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最后，陈小手是一个彻底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没有任何的社会背景，在社会上没有丝毫的威望。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一个骑着白马到处去治病救人的男性“老娘”。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背景，团长才会没有丝毫的顾虑就把他杀掉了。高北溟、孙淑芸以及“八千岁”，他们在生存的道路上，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难，有的甚至还失去了生命，但是他们都是很平静的对待这样的结局。虽然这些小人物的失败和死都没有呈现出真正的悲剧色彩，但是他们的结局，却提示我们应该去细细品读汪曾祺的小说，去发现他小说中小人物的悲剧内涵及表现方式。二汪曾祺曾强调自己“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有感于人们对他的片面理解，他申辩说：“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的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5］。汪曾祺的这个自我辩解，已经说明他其实对生活有很深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他的这个辩解也指明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细读他的小说。因为汪曾祺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的小说都是“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6］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触以及深刻的思考留给了自己，而不是把这些感触和思考原原本本的倾泻在小说中。汪曾祺在对待他小说中的小人物时，始终如一个旁观者一样，在旁边默默地注视着小说中的一切，很少把自己的情感和感触，倾泻出来，就如《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一样，在街边不露声色地机警地观察着每一个过路人。……但详考高大头的一生，似乎没有和外宾干过一次杯。他只是整天坐在门前的马扎子上，用一把木锉锉着一只胶鞋的磨歪了的后跟，用毛笔饱蘸了白色的粘胶涂在上面，选一块大小厚薄合适的胶皮贴上去，用他的厚厚实实的手掌按紧，连头也不大抬。只当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从他面前二三尺远的地方走过，他才从眼镜框上面看一眼。……一天就是这样，动作从容不迫，神色安静平和。他戴着一副黑框窄片的花镜，有点像个教授，不像个修鞋的手艺人。但是这个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不会放过。而且只要那样看一眼，大体上就能判断这是省里来的，还是地区来的，是粮食部门的，还是水产部门的，是作家，还是来作专题报告的新闻记者。他那从眼镜框上面流露出来的眼神是彬彬有礼的，含蓄的，不露声色的，但又是机警的，而且相当的锋利。③作者的这种机警说明他是很会捕捉生活中的细节的，对社会生活有着很深的感触和见解的，但是他不想把对生活的沉痛感倾泻进自己的小说中。汪曾祺说：“我有一个朴素、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7］。所以作者很机警的，不露声色的，就把自己对生活的沉痛感从自己的小说中过滤去了，呈现给我们的似乎只有生活的表面。因此他的小说常常给人以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阅读感觉。《受戒》写的是明海和小英子的纯情爱情。小说中的和尚们是可以杀猪的，吃肉的，他们还打牌、搓麻将，给人呈现了仙境一般的生活。《大淖记事》了写了巧云与十一子的恋爱故事。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但她“并没淌眼泪，更没想到跳到淖里淹死”，而是一心想和十一子好，并悉心照顾受伤的十一子。《八千岁》就像是作者坐在其米店对面的茶馆对八千岁的生活进行观察一样。八千岁被八舅太爷敲了一杠子，打破了他想靠勤劳发家致富的美梦。但是他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而是给自己和儿子做了一身阴丹士林的长袍，长短与常人等，把老蓝布二马裾换下，在晚饭时候也大声要了一碗自己从前从不问津的“三鲜面”。 《异秉》中的王二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靠一个熏烧摊子而发家致富的。汪曾祺力图给读者塑造旷达超脱、适性随意的小人物形象，也力图通过描写健康、自然的人性美，给人呈现出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生活。但是作者在创作时，难免有激动的时候，没有把文中的“感伤之气”完全除净。因此小说中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凄凉的。《徙》写的是高、谈两家的败落。高北溟是一代宗师谈甓渔高徒，他一直想如北海之鹏展翅高飞。他发愤勤学，准备考取功名，但是突然间时代发生了巨变，已经废科举，兴学校了。心存大志的他忽然一下没了前进的方向，生活的压力也压的他踹不过气来。正当他囊空咄咄，百无聊赖的时候，他的世家朋友沈石君给他指了条“明路”——读师范，去教书。这看似一条平坦的路，实则是充满了各种欺压，排挤倾轧，勾心斗角。面对这样的环境，高北溟试图以断绝各种社会关系来逃避——不宴请客人，不参加同事的聚会，不和同事聊天，全身心的投入了教学工作中。当教学有成之时，他又以为自己可以展翅高飞了。这时他的靠山被排挤走了，理想的工作也随之旁落。随着女儿、女婿的死，高北溟终于承受不住打击，郁闷的死去。当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愿望也无法实现了。一是，把老师谈甓渔的诗文刻印出来；二是，送女儿高雪上大学。小说的结尾：“墓草萋萋，照落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恰如一首挽歌来描述高北溟的一生，让人感到悲哀不已。《关老爷》中的岑瑾因为在新婚之夜没有验证到那点女儿红，跪在床前被丈夫没头没脸地鞭打、怒骂。《郁症》中的裴云锦因为嫁过来三年没有怀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和家庭的经济重担终于压垮了她，她得了严重的忧郁症，上吊死了。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很悲惨，但是他们并不是悲剧人物。悲剧人物往往都是为着他们的理想和目标去奋斗，去与阻碍他们实现理想的黑暗势力去抗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遭受很多挫折和磨难，但是其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和激情却预示着胜利和成功的到来。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就是悲剧。”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愿望就是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他们奋斗的目标就是生活， 因此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所以说这些小人物说不上是悲剧人物。而且当他们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势力阻碍时，他们并没有站起来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是默默的忍受着黑暗势力给他们的压迫和阻碍，放弃他们的理想和愿望。三汪曾祺本来对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但是他在小说里却很少流露出对社会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他始终如一个旁观者给读者在讲述一个个平淡的小故事，刻画一个个小人物。汪曾祺一生都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在长期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小说的创作有了自己的思想。我认为正是汪曾祺的创作思想影响了他的小说人物描写的重点和写法。其一、汪曾祺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他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像散文诗：“如《钓人的孩子》、《职业》、《求雨》，就还有点散文诗的味道。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点散文诗的成分”［8］。正是他对短篇小说 “散文化”的追求，使得他的小说淡化了情节，减少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过滤了小说中的严肃性，让小说呈现出平静清新的味道。这一点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考。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来的硬度”［9］。这样，他笔下的小人物就不是叙述的重点了，人物命运前因后果的追问就被文体创新所省略了。所以陈小手这样的人生悲剧竟然也没有了悲的感觉。其二、汪曾祺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深厚的认同感，是一个主张弘扬民族性中的互尊互爱，相濡以沫传统美德的人，是一个崇尚精神自由和美好人情人性的人。他说过，“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10］。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汪曾祺对小人物的描写中，悲剧不直接写，不扩展写，不加重悲剧的成份。《虐猫》写的是几个小孩子在文革期间虐猫的故事。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都是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孩子。文革期间，大人们都忙于武斗和游街，没有人来管他们，他们就只有一起虐猫。他们捉住一只猫，玩死了拉到。李小斌起初不同意他们把猫弄死。他说：一只猫，七条命，姥姥告诉他的。“去你一边去！什么‘一只猫七条命’！一个人才一条命！”后来李小斌也不反对了，跟他们一块到处逮猫，一块玩。他们把猫的胡子剪了。猫就不停地打喷嚏。他们给猫尾巴上拴一挂鞭炮，点着了。猫就没命地乱跑。他们想出了一种很新鲜的玩法：找了四个药瓶子的盖，用乳胶把猫爪子粘在瓶盖子里。猫一走，一滑；一走，一滑。猫难受，他们高兴极了。后来他们出了一种很简单的玩法：把猫从六楼的阳台上扔下来。猫在空中惨叫。他们拍手，大笑。猫摔到地下，死了。他们又抓住一只大花猫，用绳子拴着往家里拖。他们又要从六楼扔猫了。出什么事了？九楼七门前面围了一圈人：李小斌的爸爸从六楼上跳下来了。来了一辆救护车，把李小斌的爸爸拉走了。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没有把大花猫从六楼上往下扔。他们把猫放了。④文中一开始指明他们本来是一群活泼可爱，顽皮淘气，尊重生命的小孩子。“李小斌的爸爸是走资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家里大人都是造反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不管这些，还是跟李小斌一块玩。没有人管他们了，他们就瞎玩。捞蛤蟆骨朵，粘知了。砸学校的窗户玻璃，用弹弓打老师的后脑勺。”他们为什么会“虐猫”，去做这种残酷的事呢？这与他们小小年纪是极其不相符的。 “看大辩论，看武斗，看斗走资派，看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李小斌的爸爸游街，他们也跟着看了好长一段街。”很明显，他们是受了大人们的影响。大人们的行为给他们幼小纯洁的心灵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因此他们小小年纪就做出了这样残酷的事情。《虐猫》中蕴藏了几条悲剧内线。一是李小斌失去了爸爸；二是李小斌的爸爸跳楼身亡；三是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他们在文革中失去了美好的童年。但是这篇小说却没有给人以悲的感觉。因为作者并没有去发掘这些悲剧内涵。他把悲剧内涵都隐藏在小孩虐猫的事件中， 只用几句平淡的话提了出来。正是汪曾祺对悲剧的这种处理手段，没有让人物直接面对残酷的悲剧结果。所以李小斌悲惨的命运就不能让读者直接体会出来。其三、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创作思想会受到许多作家的影响。当然汪曾祺在创作生涯中也会吸收其他作家的创作方法以及创作思想。董瑾认为汪曾祺小说继承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对自然健康人性的讴歌和呼唤［11］。我们可以从《受戒》与《边城》的对比看出，他受其老师沈从文的影响是很大的。《边城》沈先生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写的是湘西边城小镇茶峒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茶峒，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了船总顺顺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此时，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自知唱歌不是弟弟的对手，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因为哥哥的死悲痛不已，他无心留念儿女之情也驾船出走了。外公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终于在一个风雨之夜去世了，留下了孤独的翠翠。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描绘了湘西山水图画和民情风俗，讲述了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表现了湘西的自然、民俗和人性美，给人呈现出一幅诗情浓郁的湘西风情画。其实小说也隐藏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翠翠、傩送、天保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导致天保外出闯滩身亡，傩送驾船出走而失踪，翠翠爷爷经受不住打击而归天，顺顺家人及亲戚整天忧心忡忡，翠翠独自一人等待傩送的归来。这个爱情故事让两个人丧身，一个人失踪和两个家庭破裂，这应该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了。但是沈从文无意去开掘这个爱情故事的悲剧内涵，刻画悲剧性格，而是意在创造出一支理想的人性美的田园牧歌［12］。为了继承老师对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汪曾祺在《受戒》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的恋爱故事。小说除了写了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还写了和尚们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以及他们偷情世俗生活，描述了江南水乡和谐温馨、幸福美满的田园生活。和尚们的生活可谓冲破了人与宗教之间的隔膜，真挚感人，充分地显现了作者对于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13］。在很多文稿中，汪曾祺也曾多次谈到过契诃夫对他的影响。“外国作家中，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非常喜欢契诃夫……我喜欢他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他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14］。对契诃夫的喜欢，让汪曾祺喜欢写说不上是悲剧形象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结语总之，在汪曾祺的作品中，虽然读者常常看到很悲伤的结局，但是这些结局并不能给读者以悲剧感。这是因为作者以独特的艺术手段，对小说的审美内容进行了处理，过滤掉了沉重的悲剧色彩和成份。这样小说中余留下来的悲伤结局，就不能让读者感到悲剧的氛围。这就是汪曾祺小说悲剧不悲的原因了
